如果說，在「」時期，中國有一個縣委書記為了保護百姓免當餓殍，大膽挺身犯上受難，這個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湖北省荊州地區只有一個沒有餓死人的縣，這就是洪湖縣。有確鑿材料證明，有「湖北第一糧倉」之稱的荊州地區，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天災」，僅京鐘荊（京山縣、鐘祥縣、荊門縣）就餓死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飢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
為什麼洪湖縣沒有餓死一個人？有人說因為洪湖縣境內有百裡洪湖，水產豐富，靠水吃水，餓不死人。但是，與洪湖縣共享百裡洪湖的監利縣，卻餓死了人，與洪湖縣同等自然生態的沔陽縣（洪湖縣本來就是1951年從沔陽縣劃分出來的）也餓死了人。而洪湖地區在歷史上也屢屢發生過餓死人的慘劇。
洪湖百姓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洪湖有個李金玉－－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敢於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實事求是，從老百姓的生計出發，大膽與上級極左政策保持距離，在洪湖縣實行了自留地可以種糧，可以大養雞鴨鵝豬，「讓百姓壇壇罐罐裝滿」的土政策。
然而，這樣深切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洪湖縣委書記李金玉，雖然50年來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無比愛戴與崇敬，卻不但沒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終受到原中共荊州地委書記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壓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黨集團」，文革中被下放農村強制勞動，改革開放後也只是受到降級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1992年出版的《洪湖縣誌》（武漢大學出版社），在
「大事記」中簡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在江陵縣舉辦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萬名幹部大集訓。這次集訓對全區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中共洪湖縣委已經『爛掉』，對縣委書記李金玉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並當場逮捕了沙口區官港公社黨委書記周用信。」
（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北省洪湖市組織史資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對李金玉之冤的株連表述更詳細－－
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舉辦了「四清」萬人集訓會議。會上，洪湖縣被宣布為「爛掉了」的縣，縣委書記李金玉受到點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漢章為團長、馬香魁為副團長的洪湖社教工作團。……從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歷時80天的「初步四清」運動，掀出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135人，進行重點批判的幹部105人，大隊幹部306人，企業幹部303人，
全縣所謂爛掉了的公社12個，佔總數的22.6%，大隊49個，佔總數的10.7%。
1966年2月，由荊州地委組織的有13個縣市7000多名幹部參加的、由李平任團長，楊平、陳金聲、王永祿、張紹武、王漢章為副團長的洪湖縣四清工作總團，在全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大四清」。原縣區社隊幹部，層層靠邊站，由社教工作團行使各級黨、政職權。這次運動，前縣委書記李金玉、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被錯誤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由此株連受重處分（指法辦、戴帽、開除黨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職、降職降
薪）的國家幹部有341人。佔總數的7%，區社領導人123人，佔28%，大小隊幹部長697人，佔3.9%，農村黨員602人，佔15%，區社機關、公事業黨員202人，佔16%。
這期間，縣委書記變動2次：1965年2月，由陳金聲接任縣書記，1965年，由王漢章接任縣委書記。
很多人對這兩段記述有意見，認為它太簡略了，沒有說清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大膽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救老百姓的的動人史實。但知情者卻明白，《洪湖縣誌》雖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關於李金玉案的評述，其實只能代表民意，因為上級荊州地委對此始終無明白說法，李金玉至死也沒見到上級對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檔案袋裡，既無當年定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材料，更無平反昭雪之文件。
「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的背景
20多年來，李金玉一直拒絕任何傳媒採訪。我曾多次託人表達要求訪談的意願，也照樣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遠千里闖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時的李金玉也許預感生命的火花將盡，終於忍著病痛破例接受採訪，在病床上和我斷斷續續說了兩個多小時。
……
……
李：對，當時的極左政策主要是省裡和中央的意思，薛坦還沒有本事發明什麼，他主要是積極貫徹中央「毛爺爺」的那一套，「毛爺爺」說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都要搞人民公社，一點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飯要辦食堂，大鍋飯，吃飯不要錢，還要發工資，大辦鋼鐵……面對這種極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頂，洪湖也搞了點，只是搞得沒有別的地方那麼凶，我的方法是對新口號都消極一點，保持一點落後的距離。比如，薛坦叫我們洪湖到幾百裡外的長陽縣去
大煉鋼鐵，要上幾萬人。我就只派去了幾千農民，不去那麼多，拖拖拉拉的，我不爭那個先進。我覺得他那一套不行，田裡稻子熟了不收，勞動力都去辦鋼鐵，怎麼搞得好啊？吃什麼呀，去了也煉不出什麼鋼來。因為洪湖就有許多小土高爐，都只能煉鐵碴。由於我們洪湖縣委有這種「消極態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有餓死一個人。而薛坦在全區大搞「大躍進」的極左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
朱：「京鐘荊」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富饒糧倉，怎麼會餓死近10萬人？
李：這是有文獻的，那時地委有內部通報，鐘祥縣還餓得人吃人啊。
朱：鐘祥出現過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個典型，是哪一個村我記不准了，一個農民餓得沒有辦法了才人吃人，這有文件的。鐘祥縣委就此事給地委打了報告，薛坦當時拿它沒當個事，但省裡曉得這個事情了，追查這個事，薛坦才沒得辦法，派了地委宣傳部部長張紹武去鐘祥檢查，檢查以後，事實確鑿。但還有極左份子看了內部文件後說，社會主義怎麼會餓死人啊？這是誣蔑社會主義。這文件不准在外說。
朱：那個農民是吃自家的人還是吃別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屍體。他太餓了，餓糊塗了。在檢查確有此事後，地委就搞了個內部通報，就通報到各縣，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這種通報，現在在哪裡還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荊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難」時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難」時期，荊州地區還有沒有其它縣餓死過人？
李：監利縣、沔陽也出現過這個問題，公安也發生了，江陵縣也發生了。
朱：這就是說當時只有洪湖縣沒餓死人，而洪湖縣沒餓死人，又不是因為有個百裡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為監利縣也在百裡洪湖岸邊啊，可見關鍵還是您那個「消極政策」好。
李：當時通報一發，鐘祥等縣的縣委書記就搞不成了，後來中央也曉得了，省裡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書長王玉真（音）來兼第一書記，薛坦降為第二書記，這事就這麼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復原職。
朱：為什麼不從嚴處分他？
李：據說河南那裡餓死得更多，由於「毛爺爺」的那套極左路線，所以也沒有真正追究他的責任。
我一時無法查到關於「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的內部絕密通報，但從1996年出版的《荊州地區志》（紅旗出版社）上，還是找到了一些佐證－－
「荊州地區大事記」說：
1960年，1月，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一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一些地方提前一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躍進」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鐘祥、潛江3縣縣委書記和一些基層幹部職務。同
月，地委召開全區電話會議，推廣孝感的開荒經驗，會上提出：「要狠抓開荒，擴大耕地面積，多種、高產、廣收」。由於勞力都去開荒，造成很多農田荒草成災。……12月，本年冬，全區組織大批衛生人員到農村治療「新四病」（營養不良性浮腫、乾瘦、閉經和子宮脫垂）。（P27）
據《荊州地區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變動表」記述：全區人口1959年為629.19萬。1960年降為628.11萬，一年之中人口不僅未增長反而減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數高達115844人，按照荊州地區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數，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約7萬餘人，死亡率達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點八個百分點；而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增長數隻有3521人，比1958年減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9年的
18%降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縣1960年人口增長7125人，人口增長率達15.52%（《洪湖縣誌》P88），分別比荊州地區的相關指標多10.7%和14.9%。如果沒有洪湖縣不但沒餓死人而且驚人的高出生率，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會出現負數。
……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傳到洪湖後，人們紛紛自發哀悼，有人仰天長嘆：百裡洪湖啊，你真是一塊沉冤之地？「洪湖赤衛隊」時期有軍長段德昌被極左派夏曦以「肅反」冤殺，文革時期有縣委書記李金玉被「大躍進」派薛坦以「反黨」冤整，洪湖水呀長又長，冤魂代代相承傳！
有人秉筆直書：《荊州地區志》不敢據實記載1960年因極左政策造成「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鐘祥縣發生人吃人的的史實，是李金玉始終不能徹底平反的關鍵－－李金玉冤案若徹底昭雪，必然要牽出「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鐘祥縣發生人吃人的悲劇及其責任者，而他們至今仍在當權或仍有餘威。地方志如此文過飾非－－《荊州地區志》不知還省略了多少類似「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的重要史實，全國不知有多少新編地方志與《荊州地區志》一樣在省略「人吃人」之
類的悲劇－－睦鍩鼓茉儷魷擲罱鷯衲兀慷窳擁幕肪潮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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