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家偵探」供需兩旺 欲摘掉面紗走上前臺

　　「調查峰會」由中國行為法學會主辦。徐敏稱，屆時全國各地上百名法律界專家、從事調查的律師事務所、調查公司人士將參加峰會，與會的還有公、檢、法機關的代表。

　　據記者瞭解，這也是近10年來我國「地下」偵探公司、「私家偵探」繼去年重慶後第二次「正大光明」地舉行公開會議。主辦方介紹，此次峰會提出了「陽光下的調查」的口號，目的就是讓公眾能瞭解到商務調查的真正含義和內容。

　　儘管主持人一再強調是「調查」，但仍有業內人士坦言：這只是為小心迴避私家偵探這一敏感字眼的無奈之舉。

　　提起私家偵探，許多人自然會想起大名鼎鼎的傳奇人物福爾摩斯。雖然如今在西方國家，私家偵探已成為一種像律師、醫生一樣的普通職業，但對中國百姓而言，卻還是一個陌生而又新鮮的事物。

　 「私家偵探」在我國並不為法律所認可。1993年，公安部發布通知，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設各種形式的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明令禁止的「業務」包括：受理民事、經濟糾紛，追討債務以及安全防範技術諮詢，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等等。

　　但事實上，一紙明令並未遏制住「私家偵探所」在許多城市迅速發展的勢頭。近年來，各類冠以「調查事務所」、「事務調查所」的私家偵探所越來越多。一大批維權調查公司以公開的、半公開的、甚至是隱蔽的形式出現在人們周圍。

　　「私家偵探」供需兩旺，是因為有龐大的市場需求。徐敏說，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規定，當普通公民在其合法權益遭到侵害，一般的公民並不具備我國現時法律所規定的相應調查權，也沒有更多的調查技術，需要有人提供幫助，民間調查機構就是在龐大的市場需求下一步步孕育、催生出來的。　

　　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完善，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如何與時俱進地保護企業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已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但與客觀需求相矛盾的是：公、檢、法機關對公權範圍的維護尚且顧及不暇，對私人權利救濟有時更顯得無能為力，「公力救濟」資源的有限性並不能確保每個企業和個人的權利得到足夠的保護。

　　徐敏認為，正是「公力救濟」的薄弱與真空為民間調查機構拓寬了生存的空間。

　　作為一名律師，徐敏說，幾乎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什麼侵害，他們也明白應該通過法律的手段來維護，但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去取得對維護自身權益有利的證據。明明自身權益受到侵害，卻因為缺少證據而無法維護；明明法院判決了賠償，卻因為對方一句「我沒錢」而無法執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私家偵探」的頑強存在引起了法律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爭論。

　　贊成者認為，我國民法規定的過錯原則、賠償原則，誰來舉證？當事人往往是受傷害的弱勢群體，國家公訴機關、偵查機關不會介入此類調查、舉證，私人偵探恰恰可以完成。即便在刑事犯罪中，公訴機關沒有偵查、調查出來的事實，也可由私家偵探對其進行完善，達到懲治犯罪的作用。私家偵探以商業方式介入社會法治秩序，應當可以成為對政府管理社會職能的補充。

　　反對者則認為，偵查權具有權威性、強制性，是一種屬於國家、公共的權力，一旦被濫用，就會侵犯個人隱私，甚至會危及公共安全。同時我國憲法要求不論任何組織和公民個人都不得違法行事，私人偵探、跟蹤、盯梢等活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均屬違法行為，直接侵犯了公民、團體合法權益，也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不少地方的一些黑惡勢力犯罪不斷見諸報端，一旦這些勢力利用了這種寬泛的偵查權，也會披上合法的外衣與社會正義作對。

　　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在「偷拍」證據的有效性方面撕開了一個口子，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沒有採取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偷拍、偷錄取得的證據也可以在法庭上充當有效證據。這一規定從某種程度上講，為民間調查機構拓寬了生存的空間，給了他們足夠的底氣。

　　儘管私家偵探在中國還是不被允許的職業，此次峰會的主辦方也一再向記者強調「調查」二字，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目前私家偵探業的擴張態勢。有專家表示，私家偵探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維護自身權益，補充調查證據；用不好，就會危害個人隱私和國家、企業的安全。

　　一位法律界人士認為，有關部門應加強對私家偵探業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正視這一社會現象，依靠法律對其行為進行規範和管理，使之沿著理性的方向發展。

　　據悉，「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將對與廣大公眾有直接關係的許多問題展開研討，為人們揭開蒙在調查業上的神秘面紗，讓調查業真正走上前臺。徐敏說，要力爭把公眾事務調查變成整個民事法律援助最直接的途徑，為每一個公眾和企業彌補「公力救濟」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