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官商何時休

據報導，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兼任企業董事長的「紅頂企業」隨處可見，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臺鼓勵公務員辭職留薪或帶職下海經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優則仕」已成為較普遍的現象，「官」「商」交叉兼職、個人擁有雙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蕪湖市委書記兼任奇瑞汽車公司董事長；渦陽縣雙輪酒業集團董事長兼職縣委副書記，黨委書記馬錦華兼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玉美集團董事長兼職縣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團董事長兼職界首市政協主席，市長兼職沙河酒廠廠長，分管工業經濟的副市長兼職碧泉集團董事長；臨泉縣化肥廠廠長兼職縣委副書記，現仍分管全縣的政法工作，縣文王酒廠廠長劉素敏兼職縣委常委；古井集團董事長兼職亳州市委常委┉┉。

如此嚴重的官商不分、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一些地方政權逐步淪為有錢人的囊中物的現象，令人心情十分沈重。我們不禁要發問：難道中國的一些地方要回到官僚資本主義的老路？難道中央禁止公務員經商的有關規定是廢紙一張？難道口口聲聲表示要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某些地方政府事實上是代表有權人、有錢人的利益？

清政府的崩潰就是因為官僚們的腐敗、胡雪岩們的權錢勾結，國民黨政府的倒臺就是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掠奪、收刮以及極端不公正。我們現在是人民共和國的天下，豈能容許復辟原始、落後的官僚資本主義？

一個現代型政府的底線是公權與私利的分開、政經分開，不得以行政權力謀取私利，不得自我設租、自我裁決、自我得利，不得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縱然地方政府有千條萬條的理由，也不得越出這個底線，以喪失公正換取所謂的「發展」。

按照發展經濟學家西爾斯的說法，經濟增長可能無法解決社會和政治難題。考察一國的經濟發展，要看貧困是否減輕，失業和收入不平等狀況是否好轉。

目前的中國，收入不平等狀況十分嚴峻。基尼係數早已超過0.4的公平底線，庫茲涅茨比例（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與20%最貧窮人口的收入之比）是發達國家平均值的2~3倍；以國際標準（人均年收入少於375美元）來衡量，中國的貧困人口可能有數億。而另一方面，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關係」經商、權力掠奪等腐敗現象未見根本的遏制，貪官的腐敗額動輒數百萬、上千萬。對此，老百姓多有怨言、不滿，一些地方甚至發生嚴重的官民衝突。看來，我們的改革措施不能只一味地強調GDP的增長了，還要注重公平，改革唯有在公平的前提下才能繼續下去，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

但是，有的地方搞「三帶」，鼓勵「領導幹部帶頭致富」，平添了權力的含金量；有的地方所謂的管理層收購，演變成部分官員合夥瓜分國有資產，一夜之間廠長、經理成為千萬富翁，主管領導也暗地裡發大財；有的地方官員自己決定給自己「高薪養廉」，年薪高達幾十萬元。這些做法無疑悖離了「三個代表」，不符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讓人民群眾相當反感。目前，在安徽、湖南、吉林一些地方的官員當老闆、幹部帶薪下海，又是多麼不公正的「改革」啊！

我們要公正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精髓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如果工人、農民都處於無權的狀態，各級政府成了富人俱樂部，權力與資本沆瀣一氣，腐敗盛行，兩極分化，哪還能叫社會主義嗎？

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應當全力以赴抓社會公平、人權保護、法治建設、科教文衛、環境治理等工作，決不應當越俎代庖，去幹預微觀的經濟活動，更不應當鼓勵公務員帶職帶薪下海，讓官員們一手握著權力一手攫取鈔票。而類似於安徽、湖南、吉林等地的「政府經濟」、「官僚經濟」勢必導致政府失去公正性、權威性，致使國有資產大量地流失，貪污腐敗猖獗，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企業無法公平競爭，工人農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等。如果不糾正地方官員混淆權力與利益的定位錯誤，即使有再崇高的社會主義目標，再宏偉的現代化藍圖，也不可能實現，相反，只能導致貽害四方的劣治、劣政，斷送社會主義的前程。

官商苦中國久矣。秦始皇、漢武帝廢抑私商，強化官營，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為大地主，改朝換代再所難免；清人捐官，社會腐敗不堪，洋務運動大搞官營企業，以失敗而告終；國民黨時，官僚大員操縱企業，謀取暴利，最終失去民心。

而今的中國，現代文明已經露出曙光，公平公正、民主法治、官退民進、官僕民本、監督制衡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中央政府難道還會容忍官商坐大，以至於最終造成社會斷裂和動盪的結局嗎？
不會的，一定不會！
請問官商何時休？
官商早該休矣！
（胡星鬥，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經濟學教研室主任。電話：010－68946812（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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