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加上混亂不堪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是馬上全面抵抗，還是加緊準備再抵抗，國內分成兩種不同意見。主張馬上抵抗者，最初是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利用此愛國熱情的，以所謂救國會「七君子」為代表，他們的後面便是企圖乘此奪取權力的中共。主張加緊準備，以暫時的妥協換取時間，因而擁護國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則以胡適等著名知識份子辦的《獨立評論》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看到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確存在著深刻危機，這是他們敢於發動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關東軍侵佔東北的各種方案中，《關於滿蒙問題之概念》部分，曾這樣看待中國的國內問題：「綜觀中國之現狀，自辛亥革命以來二十餘年內亂相繼，以此國內統一前途遙遠。近時自國民政府建立以來，外觀雖呈向統一建設邁步之勢，但國民黨指導原則的三民主義亦僅為外來思想之翻版，內容空虛，不足以維繫人心。目前國民政府乘各國意見不一致之機，在外交方面雖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內政方面依然屬於軍閥爭權時代，並無任何民主革命之勢。即不能承認為人民已得幸福。隨著國民會議之召開，反蔣運動正在各地興起。通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易姓革命相繼，殆成戰亂之歷史……總之，不過在包含如此自治鄉村之地域上冠以國家之名而已。故從一般民眾的民族發展精神而言，其國家意識淡薄自屬當然。」（注16）「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覺。」日本軍人沒有看見中國社會蘊藏甚深的民族情緒，而開始其魯莽的侵略行為，終於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九一八」剛剛發生，全國就沸騰了，以學生為最。9月20日，全國三十個主要大學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國會」，推出代表向國民政府請願，在北平以北大、清華為中心。北大學生會發給國民政府的電報說：「事機迫切，亡國無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國會發表宣言，要求全國普遍進行軍事訓練，東北學生還組織敢死隊。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學學生為主的四千多學生衝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長王正廷接見時，毆辱部長，致使王部長在30日辭職。全國各界也起來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萬多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北平各界於9月28日在天安門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對日宣戰，抵制日貨。南京各界也在體育場舉行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萬人為國哭號。10月初，學生運動及全民的愛國運動遍及全國。這激情的運動發展到後來，連代表國民政府接見他們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毆打受傷。民眾的抗日熱情，是抗戰致勝的基礎，「九一八」以後兩三年，經過引導，民眾的熱情基本納入理性的軌道，成為侵略者不可摧毀的血肉筑成的銅牆鐵壁。
但是高昂的愛國情緒如果繼續非理性地發展，則為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重新活動創造了方便的環境，他們就躲在愛國的群眾運動後面鼓噪。後來在西安事變前後起了重要作用的閻寶航、高崇民、杜重遠等人早在「九一八」後的9月27日，就出現在東北人示威遊行的行列之中，不動聲色地把矛頭引導向國民政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書籍中，曾這樣總結抗日群眾運動道：「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掀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情，顯示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分愛國運動，在民族危機時為其一黨奪取政權的私利服務，其中以所謂瀋鈞儒等「七君子」領導的救國會為代表。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年的活動和準備，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聲稱反對與日本作任何妥協，要求立即全面抗戰。第二次宣言中，公開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一切內戰，共赴國難等進一步主張。救國會的分會遍及全國各個大城市，逐漸左右了社會的輿論導向。同時，他們拒絕國民政府對救國會的指導，把矛頭處處對準執政者。在戰爭時期，任何企圖分散領導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國民政府知道他們後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圖心，於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們，並押解到蘇州看守所。
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聲名流傳至今；而國民政府的「賣國」和「不抵抗」，也幾乎在大陸成為定論。但是如今在為了表彰他們的傳記中，終於把他們背後的中國共產黨也一起公開了出來。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和對北洋軍閥的艱難抗爭，是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歷史潮流，只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匯合在這一歷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瀋鈞儒，從來在其外；早在北伐軍抵達杭州時，瀋就因為與共產黨關係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一二八」淞滬戰爭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現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中國傷亡總數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夠立即滅亡中國的神話破產（傷亡總數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而停戰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弱國需要準備。熱情的學生不理解屬於正常，但是老謀深算的瀋鈞儒等作為各界團體代表反對停戰協定，由他帶頭起草的宣言公開主張：「（一）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不能分別解決；（二）日本軍隊應先撤回國內，然後開始談判；（三）對日應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陽言長期抵抗，一面陰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勢力，鞏固政權，遂有上海停戰協定之成立。」還說「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認，宣告無效，而對於政府此種措施，亦不能不依嚴正方法，課其責任，一面由民眾方面盡其所能，加緊實際抗日工作，不達日軍完全退出我國領土，我國行政權力完全恢復，決不中止。」（注19）這不顧國力的高調給他帶來了愛國的聲譽，卻損傷了政府；瀋一直這樣主張抗日不作任何妥協，名氣越來越大。但是現在清楚知道，他的後面是中國共產黨，他只是前臺的代言人。以上的書籍中還記載：1932年，作為民權保障同盟的執行委員，他公開赴南京營救共產黨人陳庚等。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受黨中央的委派，從陝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與瀋鈞儒接上了頭同時還找到了章乃器，向他們轉達毛澤東及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了關係。7月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辦事處，由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國會的事……。」他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極力污蔑國民政府不抗戰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個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匯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匯來六千圓巨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全部轉移，結清帳戶。……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敗後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交章乃器通過銀行換成鈔票，充作黨的經費。此外，共產國際由國外運來的外幣，也曾通過章乃器兌換成國內貨幣。」「馮（雪峰）於同年6月奉黨中央之命赴香港，與從莫斯科回國的潘漢年等取得聯繫。潘漢年等與當時在港辦《生活日報》的鄒韜奮及赴美途經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討，起草了一份有關『團結禦侮』的文件初稿。潘漢年、鄒韜奮為此專程赴上海，經與瀋鈞儒、章乃器反覆討論，胡愈之參加修改，最後由瀋鈞儒、章乃器定稿。……於7月15日發表在《生活知識》半月刊上。……毛澤東主席於8月10日發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瀋君儒及全體救國會員函》，對這一文件和全國各界救國緩螵合會的宣言、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注20）救國會本身就是由共產黨操作領導的外圍組織，再由共產黨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後由毛澤東發電報來祝賀。這臺前臺後的戲都是共產黨編劇兼導演，只是演員是「七君子」，觀眾是容易上當的老百姓，一邊把「不抵抗主義」的帽子牢牢扣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頭上，一邊卻利用所謂宣傳抗日來恢復和發展中共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十多年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大陸的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於是，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便成了固定的歷史名詞，成了歷史的「定論」。
不過，當時還有理性的聲音，這聲音由於政治的變換而被埋沒了，這就是以胡適為主編的《獨立評論》所代表的若干主張。《獨立評論》的編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學歸國者。這個作者群體是一批自由主義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他們經常批評政府，也從根本上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們並不是從「九一八」起就擁護政府的「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熱河失守和英勇的長城抗戰之後。
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是張學良的部屬，極為腐化，不顧命令，把鴉片財物等匆忙運走以後，十幾萬大軍不戰而退，而佔領承德的日軍只有一百二十八人，熱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難以保衛，所以引起了全國老百姓的非常憤怒，蔣介石立即於回北方的途中，在鄭州公開承認責任。但是在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軀，阻擋了現代化日軍的進攻，官兵們的獻身精神，也震驚了全國。
面對戰場的勝敗，這一批眼光比較長遠寬廣、又沒有黨派利益的學者們，在思考著抵禦之道。
幾天以後，3月12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一號上以《全國震驚以後》為題議論國事，討論教訓，主張「深刻反省我們為什麼這樣的不中用」。他認為大潰敗的原因是：「（1）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2）軍官的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4）張學良應負絕大責任。」「（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責任。」（按：以下凡是《獨立評論》都寫髕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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