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的正確國策:攘外先安內 (中)

「攘外先安內」的政策

  「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仍然繼續以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為其首要的方針。1988年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和(9)是「九一八」以後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錄幾段來說明中共中央在當時的立場(不另加註釋)。

  1932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為:「造成全中國的總崩潰,使全中國千百萬大多數民眾飢餓,死亡,使中國民族為帝國主義各國所壓迫,侵略,使全中國民族蒙此奇恥大辱的罪人,當然是地主階級國民黨。」其時,甚至宋慶齡等所謂國民黨左派,那時都被劃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國的民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堅決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民眾的革命鬥爭,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我們才有出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蘇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呼籲:「民眾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是我們的同盟者。」雖然日本侵略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中共仍然把國民政府當做首先要打倒的對象。

  「一二八」抗戰,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第一次與世界強國打成了平手,震動了日本。此後,國內外對國民政府領導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卻為此發表了第二次宣言,號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國難當頭之時,「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勞苦群眾,起來,舉行總罷工來反對帝國主義,組織義勇軍糾察隊,奪取武裝來武裝自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民眾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的政權!」

  因此,中共中央對於各個根據地的紅軍發出了不斷攻擊的命令:「工農紅軍的行動必須更加積極起來,更加互相呼應的行動,依據現有的成功開展著勝利的進攻。必須依照中央的軍事訓令來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領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接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的勝利。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區為中心,而將西北、鄂東、鄂豫邊、湘西蘇區聯繫一起,造成威脅長江上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責任是開展一切群眾的鬥爭,領導一切群眾的部分的日常的經濟的鬥爭,領導反帝鬥爭走向總的向國民黨統治進攻道路中去,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來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弱小的紅軍,不斷地對抗日大後方發動進攻。曾經任中共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早在1930年7月,彭德懷統率的紅三軍團就第一次攻打長沙,成功了,後來第二次就失敗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有六千多人,其任務竟然是威脅抗戰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但是那時候的「抗日先遣隊」,怎麼能夠公開做這種破壞抗戰的舉動呢?中共中央就是在臨行時,竟然也沒有宣布作戰的目的,哪怕作為參謀長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後,粟裕當面問總司令朱德,才知道這個「抗日先遣隊」的真正戰略目的。對此,後來粟裕曾說道:「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的鬥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後,立即出動。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地區。」(注11)在第三國際在1935年因為蘇聯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夾擊中國軍隊,如今出版的許許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證。

  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又面對中共在國難當頭之時要繼續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叛亂叛國行徑,卻必須艱難地在夾攻中尋求國家生存和抗日致勝之道。這就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由來。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當局當然明瞭國家的內部情況,明瞭中日國家力量的懸殊對比,明瞭第三國際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針。如果對內沒有求得安寧,完全對外抵抗,最好的結果,也只能夠是接受日本極為苛刻的條件,讓中華民族陷於深淵之中。另外的結果,是日本和中華民國兩敗俱亡,而蘇聯和中共得利。後來西安事變發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內的方針,出現的便是第二種結果。

  在中國東北的兩個主要競爭國是日本和蘇聯,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來一直如此。所以那時候蘇聯的策略,就是挑撥加劇中日的矛盾,以便從中得利。以蘇聯為依靠的中國共產黨,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緒,鼓動立即抗戰,來達到乘機擴張和'I衛蘇聯的目的。而狂熱的日本軍閥卻不瞭解這一點。蔣介石等政治家對此卻非常清楚,所以在決策時充滿疑慮,被迫應戰。何況國家的種種內部情況也不允許立即抵抗,只好對日本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負重方針。但是日本的少壯軍人把日本國內有遠見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殺,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一天天緊張。所以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寫作《敵乎?友乎?》一文時,就以起碼的常識和客觀的理性精神對日本發出了最後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無論對美國或者對俄國開戰,與中國同時作戰都是戰略上的失敗;而對中國全面開戰,除非佔領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最後一段指出戰爭可能給雙方帶來同時毀滅的慘重結果:「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注12)後來戰爭的結局證明了蔣介石所說的「雙方毀滅」的遠見,即是日本挨原子彈,中華民國丟失大陸。

關於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有幾次重要的闡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戰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曾發表談話說:「現在,我們國家正是內憂外患相逼之時,一方面國內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殺人放火;一方面國外有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向我們猛烈地侵略。日寇敢來侵略我們的土地,甚至公然要來滅亡我們的國家,就是我們國內有土匪擾亂,不能統一。……我們由內亂而招來外侮,是必然的。反轉過來說:只要能夠正本清源,先將這心腹之患徹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膚小病,一定不成問題。……各位都知道,無論我們有怎樣強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敵,內外夾攻,前後方都告急,那末沒有不失敗的。所以我們不先安內而要求攘外,在戰略上、理論上,都是居於必敗之地。」(注13)

  蔣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記,說明瞭遭受內外夾攻的處境,以及先內後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週旋,只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於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注14)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蔣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釋他的政策說:「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陝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剿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只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禦外侮。可是後方的李闖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只是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於滿清,而是亡於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患肅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凌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禦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注15)雖然蔣介石知道這歷史的教訓,但是因為西安事變發生,終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歷史的悲劇。


註釋:
1、《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四十週年學術論文》第87頁,聯合報社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臺北。
2、《中共史論》第二冊第294-295頁,郭華倫編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北。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集第100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獨立評論》第41號,《全國震驚以後》,胡適著,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201-202頁,朱羲農文:《十年來的中國農業》,龍門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國近代史》第945頁,著者兼發行人:李方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臺北。
7、《獨立評論》選集第二冊第15-16頁,蔣廷黻文。長橋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九年,臺北。
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53-354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年,臺北。
9、《抗戰十年前之中國》第147頁。
10、《獨立評論》第45頁。
11、《粟裕戰爭回憶錄》第1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國近代史料叢書《抗日戰爭》第一卷第559頁,章伯峰、莊建平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4頁,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出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北。
14、《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20頁。
15、《戲說西安事變》第97-98頁,王禹廷著,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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