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的正確國策：攘外先安內 (中)

　　「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仍然繼續以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為其首要的方針。1988年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和（9）是「九一八」以後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錄幾段來說明中共中央在當時的立場（不另加註釋）。

　　1932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為：「造成全中國的總崩潰，使全中國千百萬大多數民眾飢餓，死亡，使中國民族為帝國主義各國所壓迫，侵略，使全中國民族蒙此奇恥大辱的罪人，當然是地主階級國民黨。」其時，甚至宋慶齡等所謂國民黨左派，那時都被劃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國的民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堅決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民眾的革命鬥爭，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我們才有出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蘇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呼籲：「民眾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是我們的同盟者。」雖然日本侵略中國，製造「九一八」事變，中共仍然把國民政府當做首先要打倒的對象。

　　「一二八」抗戰，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第一次與世界強國打成了平手，震動了日本。此後，國內外對國民政府領導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卻為此發表了第二次宣言，號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國難當頭之時，「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勞苦群眾，起來，舉行總罷工來反對帝國主義，組織義勇軍糾察隊，奪取武裝來武裝自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民眾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的政權！」

　　因此，中共中央對於各個根據地的紅軍發出了不斷攻擊的命令：「工農紅軍的行動必須更加積極起來，更加互相呼應的行動，依據現有的成功開展著勝利的進攻。必須依照中央的軍事訓令來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領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接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的勝利。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區為中心，而將西北、鄂東、鄂豫邊、湘西蘇區聯繫一起，造成威脅長江上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責任是開展一切群眾的鬥爭，領導一切群眾的部分的日常的經濟的鬥爭，領導反帝鬥爭走向總的向國民黨統治進攻道路中去，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來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弱小的紅軍，不斷地對抗日大後方發動進攻。曾經任中共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早在1930年7月，彭德懷統率的紅三軍團就第一次攻打長沙，成功了，後來第二次就失敗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有六千多人，其任務竟然是威脅抗戰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但是那時候的「抗日先遣隊」，怎麼能夠公開做這種破壞抗戰的舉動呢？中共中央就是在臨行時，竟然也沒有宣布作戰的目的，哪怕作為參謀長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後，粟裕當面問總司令朱德，才知道這個「抗日先遣隊」的真正戰略目的。對此，後來粟裕曾說道：「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的鬥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後，立即出動。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地區。」（注11）在第三國際在1935年因為蘇聯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夾擊中國軍隊，如今出版的許許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證。

　　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又面對中共在國難當頭之時要繼續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叛亂叛國行徑，卻必須艱難地在夾攻中尋求國家生存和抗日致勝之道。這就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由來。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當局當然明瞭國家的內部情況，明瞭中日國家力量的懸殊對比，明瞭第三國際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針。如果對內沒有求得安寧，完全對外抵抗，最好的結果，也只能夠是接受日本極為苛刻的條件，讓中華民族陷於深淵之中。另外的結果，是日本和中華民國兩敗俱亡，而蘇聯和中共得利。後來西安事變發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內的方針，出現的便是第二種結果。

　　在中國東北的兩個主要競爭國是日本和蘇聯，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來一直如此。所以那時候蘇聯的策略，就是挑撥加劇中日的矛盾，以便從中得利。以蘇聯為依靠的中國共產黨，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緒，鼓動立即抗戰，來達到乘機擴張和'I衛蘇聯的目的。而狂熱的日本軍閥卻不瞭解這一點。蔣介石等政治家對此卻非常清楚，所以在決策時充滿疑慮，被迫應戰。何況國家的種種內部情況也不允許立即抵抗，只好對日本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負重方針。但是日本的少壯軍人把日本國內有遠見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殺，使得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一天天緊張。所以蔣介石在1934年10月寫作《敵乎？友乎？》一文時，就以起碼的常識和客觀的理性精神對日本發出了最後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無論對美國或者對俄國開戰，與中國同時作戰都是戰略上的失敗；而對中國全面開戰，除非佔領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最後一段指出戰爭可能給雙方帶來同時毀滅的慘重結果：「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注12）後來戰爭的結局證明了蔣介石所說的「雙方毀滅」的遠見，即是日本挨原子彈，中華民國丟失大陸。

關於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有幾次重要的闡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戰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曾發表談話說：「現在，我們國家正是內憂外患相逼之時，一方面國內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殺人放火；一方面國外有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向我們猛烈地侵略。日寇敢來侵略我們的土地，甚至公然要來滅亡我們的國家，就是我們國內有土匪擾亂，不能統一。……我們由內亂而招來外侮，是必然的。反轉過來說：只要能夠正本清源，先將這心腹之患徹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膚小病，一定不成問題。……各位都知道，無論我們有怎樣強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敵，內外夾攻，前後方都告急，那末沒有不失敗的。所以我們不先安內而要求攘外，在戰略上、理論上，都是居於必敗之地。」（注13）

　　蔣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記，說明瞭遭受內外夾攻的處境，以及先內後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後之行動，非至強迫我與彼直接解決東北問題終了之後。然彼之處心積慮，乃企圖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余剖視倭人之心肝，了若觀火，今日唯有犧牲一切，與之週旋，只求保全本黨主義維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於萬一也。然非至最後關頭、及確有把握得到相當價值，且必可保證黨國之時，則不作無謂之犧牲，故在今日謀國急務，非健全內政、先鞏固基本地區及強固基本軍隊不可，是故不到最後時期，決不放棄基本之謀，以顧其他。總之，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注14）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蔣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釋他的政策說：「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陝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剿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只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禦外侮。可是後方的李闖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只是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於滿清，而是亡於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患肅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凌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禦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注15）雖然蔣介石知道這歷史的教訓，但是因為西安事變發生，終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歷史的悲劇。

註釋：
1、《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四十週年學術論文》第87頁，聯合報社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臺北。
2、《中共史論》第二冊第294－295頁，郭華倫編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北。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集第100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獨立評論》第41號，《全國震驚以後》，胡適著，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201－202頁，朱羲農文：《十年來的中國農業》，龍門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國近代史》第945頁，著者兼發行人：李方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臺北。
7、《獨立評論》選集第二冊第15－16頁，蔣廷黻文。長橋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九年，臺北。
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53－354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年，臺北。
9、《抗戰十年前之中國》第147頁。
10、《獨立評論》第45頁。
11、《粟裕戰爭回憶錄》第1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國近代史料叢書《抗日戰爭》第一卷第559頁，章伯峰、莊建平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4頁，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出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臺北。
14、《蔣總統秘錄》第九冊第20頁。
15、《戲說西安事變》第97－98頁，王禹廷著，傳記文學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