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在黯淡的歲月 胡風夫人與一對普通人的婚姻

１９５５年胡風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定為「反革命集團首犯」批准逮捕時，梅志也因手抄《３０萬言書》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骨幹判處６年有期徒刑。１９６７年２月，梅志隨胡風到成都，後轉到雅安某監獄。當胡風從雅安被收監成都後，梅志則留在了監獄裡。先被分到醫院洗衣服。後到二中隊菜園組種蔬菜。在這裡，她結交了兩個很好的朋友。並促成了其中一位名叫戰建華的女友與趙家琪先生的一段婚姻，成為後來歲月中人們交口稱讚的佳話。

本人所要介紹的就是這段婚姻中的男女主角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以及他們與梅志的友情。

認識了為孩子搶糧判刑八年的戰建華

戰建華是東北人，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事變後，她由父母挑著、背著逃進山海關內。最後一直逃到四川重慶才停止。一家人從此就在重慶生活下來。戰建華長大後嫁給了一個姓侯的重慶人。她一共生有五個兒子，她很疼愛他們。

然而，在那運動不斷波及各個領域的年代，歷史給「一天等於２０年」「十五年超英趕美」開了一個極其殘酷的玩笑。１９５８年「密植再密植」「高產再高產」並未帶來共產主義，帶來的是國庫空虛，７億人有９０％進入了飢餓狀態，這就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民間所說的「糧食關」。

戰建華的丈夫是個老實巴交的醫生，面對飢餓毫無辦法，她一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為了不讓孩子餓著，她同別人一同到重慶郊外挖野菜、剝樹皮、上菜市場撿丟了的爛菜葉，也去飯館討過殘湯剩飯。然而在那飢民成千上萬的浪潮中，她漸漸什麼也得不到了。飢餓的難受比受刑還殘酷。多少次她出門走在路上餓得像片木葉，身子飄蕩倒在路旁，被好心人弄醒後，她扯幾把青草嚼下肚子，又堅強地爬了起來。她首先想到的是家中那５張可憐的小嘴正等她送吃的回去。老大侯昌宗才１１歲，老二侯昌華當時８歲，老三侯昌忠５歲、老四老五分別為３歲和１歲。幾個兒子和她在可憐的飢餓浪潮中拚命掙扎，用盡全力也未能阻擋厄運的降臨。老四老五在吃樹皮草根的殘酷環境中終於因年幼難以承受，帶著許多不解與迷惑離開了這個世界。

兩個兒子的死，幾乎摘去了戰建華的心，她多次想到了死，但眼下有三個孩子在等著她去撫養，母親的責任感使她勇敢地活了下來。她常說：「是我讓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我就要讓他們活下來。我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一天， 同街的鄰居一個好友耳語般告訴她一個消息：

「聽說某倉庫還有糧食，有人準備今晚去搶，反正不搶也得餓死，搶來吃兩頓，死了也划得來。」

這一希望是誘人的也是殘酷的。戰建華看著飢餓的孩子，她動心了，但一個女人參與搶糧是世上少見的。她想動員丈夫去，但又怕家中主梁出事，她沒把這事告訴丈夫，於是就去找好友商量，她說：「我那男人太老實，怕幹那事，我一個女人家又能幹啥？」朋友說：「我們女人幹那事是不行的。這樣吧，我們跟著他們，他們搶時，我們趁此機會弄點，有點總比沒有強。」於是兩人約好一同去。

誰知，在最後關頭，那朋友被男人及時擋住了，只有戰建華親臨了現場，真正去搶糧食的人並不多。她想起兩個兒子的死，又想起正餓得難受的三個兒子，於是她像個男人一樣沖在了前頭，搶了一袋米。

儘管當時飢餓橫掃全國，但是社會治安仍搞得井井有條，倉庫管理員及時報告了公安局，當武警中隊的人趕來，扛著米跑得慢的戰建華輕易就被擋住了，銬上了手銬。在法庭上當公訴人宣布這是一批援越的戰略物資後，戰建華目瞪口呆。儘管成千上萬的人餓得一個個倒下，但無償支援越南的抗美物資仍源源不斷地運往國外。她撞在可怕的槍口上了。

性質嚴重了。不過她也極其坦白，審判員問：

「你為什麼參加搶糧？」

「我兩個小兒子餓死了，我另三個兒子也餓得快死了，我就是為他們。」

審判員沒有再繼續發問。因為她講得極其真實，兒子是母親的心頭肉，這是人的天性。法庭一陣沉默。由於此事驚動了省市直至中央，要求作為典型案件來處理，況且支援世界革命是當時的頭等大事。戰建華最終被判８年，押送到四川西部雅安某農場勞改二中隊服刑。

命運的巧合使她在這裡遇上了屠紀華，屠紀華聽了她的經歷後，也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戰建華。因為在兒童文學作家心中，兒童是天真可愛的，愛子女的母親，願為兒女獻出一切的母親是偉大的。關於孩子的共同話題使她們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從此，兩人每天都在一起悄悄交談。屠紀華不是犯人，不受中央約束她丈夫的四條紀律的約束。一年冬天，靈鷲山冷風呼呼。但這時是勞改隊的犯人們上山割草燒灰為來年蔬菜準備肥料的時候。梅志與戰建華也去了，因中隊在南北走向的山脊上，山脊兩邊均是懸崖，需要割的草就長在懸崖邊上。戰建華身體好，勞力也好，於是她帶頭割草，卻不幸跌入深谷摔斷了兩根肋骨，住院數月。屠紀華自告奮勇去醫院守護了數月，像照顧親人一樣，一直到戰建華傷好後，才一同返回二中隊。她倆的友誼就是患難中產生並牢固建立起來的。

趙家琪響應號召成了敵特分子

趙家琪原係劉鄧大軍一個連長，北京人。全國剛解放即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隨西南幹部團入川分配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５６年反右開始，他遇到了一個奇特而險惡的案件，莫名其妙地成了這個案件的主犯。

這是共和國誕生後的第六個年頭，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凡是有海外關係的同志，希望你們寫信歡迎他們回來。」周恩來總理的講話通過紅色電波傳遍全國、全世界的時候，趙家琪高興得流了淚，因為他的哥哥姐妹父母都在海外，哥哥在臺灣而且在軍隊裡任軍長，姐姐在美國，父母則在香港。他們是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離開大陸的。周總理講話後一個月，從香港來了一封直接寄給趙家琪的信，地址是香港九龍青山港。信是母親寫來的，要趙家琪回信。趙家琪立即寫了回信，請求母親以後寫信直接寄到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並告訴老人家，周總理又號召海外親人們回到大陸來。當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黨委書記也鼓勵趙家琪：「總理都發出
號召了，你就大膽寫信叫他們回來定居吧。」

趙家琪高興地去了信，按總理的號召，按書記的鼓勵。一個月後母親回信了，安慰趙家琪說：「我們怎麼不想回來呢？日夜都在想啊！可是聽說入境比較困難，我們國家解放了，但我們回來會不會被為難？待我們把一些事辦一下後再說吧！」

省高院書記看了這封信後又鼓勵趙家琪說：「沒關係，動員他們回來，我們接受他們，你再去一封信吧！」

兩個月後又有一封信寄給趙家琪，他一點也不知道，是高院組織上秘密收的，後來才知道寄信人不是母親，而是一個叫張建明的人寫來的，地址也變成了新加坡。

這封信在書記抽屜裡放了兩個星期。信交給趙家琪之前，組織上已作過鑑定，而且還在進一步對趙家琪進行秘密調查。在把這封信交給趙家琪之前高院還搞過一次「引蛇出洞」的計畫，設計了一次「萬縣出差」，認為趙家琪與萬縣的幾個親戚有勾結，叫趙家琪領頭到萬縣搞外調，隨同的幾個人暗中悄悄監視他。上級發出秘密指令：「一發現趙家琪與人接頭馬上就地逮捕，要爭取一網打盡。」途中，儘管趙家琪發現同行前後左右都有人秘密注視他的行蹤和言語，目光神秘，但他除了莫名其妙之外一無所知，同事與他擺談，有的總是引他談對共產黨的看法。他的表現十分擁護共產黨，也使同行者們一無所獲。兩個星期中，未發現他與任何人接頭，只好毫無收穫地回到成都。

回成都的第二天，趙家琪正與同事打撲克。高院書記把他叫去，吸了一陣煙才對他說：「我看門衛室裡有你一封信。你去把信收了，看寫些啥？」趙家琪去收發室拿了信又回到牌桌上，打牌的人都很神秘的樣子伸頭看信。趙家琪只看了一眼說：「一封私人信，我母親從香港來的。」說完又繼續打牌，打完牌回到寢室才拆開信，內容是：

趙家琪先生：

　　你的來信收到，不過你說的話很幼稚，共產黨的官僚主義是不可能　克服的，你來我們這裡吧！我們歡迎你這種反共戰士參加我們的組織。

寫信的人叫「張建明」，趙家琪感到萬分驚奇：他不認識張建明其人，在新加坡也沒有一個熟人。當天晚上趙家琪又奇怪又害怕，連覺也未睡好。第二天剛上班，正要去找書記，院長卻派人把他叫去，並叫他帶上信，院長問：「你看過信封上的郵票沒有？」「沒有，只貼有一張嘛！」趙家琪又莫名其妙了。

院長說：「把信給我。」院長拿過信，撕下郵票立即念了兩條標語：

「一、共產黨的知識份子被打擊排斥！連胡風這種親共的人也成了反黨首犯！

二、共產黨的公私合營是勞民傷財！」

趙家琪一聽嚇得額頭冒汗，心都提到了脖子上，連忙說：「院長，我想也想不到有那些東西，我在新加坡也無熟人，我也不認識張建明這個人。」

院長用審視的目光看了趙家琪一眼，除了看出趙家琪的緊張之外未看出什麼破綻，院長輕輕點了頭又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在思考著趙家琪有無更陰險的一面。這一沉思令趙家琪擔心萬分，因為這無疑是留有一個尾巴。未乾過任何壞事的趙家琪陷入誠惶誠恐之中了。

趙家琪很快明白了：這是美蔣特務機關截獲他給母親去的信，又以信的方式寄到大陸離間趙家琪與共產黨的關係，有意製造矛盾。趙家琪開始找書記和院長申訴，可是兩位領導總是問：「這張建明不知道你的地址啊！」同事中也出現了一些議論：「無風不起浪，海外關係只有他才有，誰說得清？只有他自己心中才明白。」

趙家琪真的害怕了，他已感到危險臨近，但又無可奈何。

正在這時趙家琪給省委宣傳部寫的一封信也被聯繫上了，那是幾個月前的事，趙家琪以一個共青團員的身份聽了宣傳部長作的報告後寫去的，趙家琪對部長在報告中講的「對立統一觀點」哲學提了點意見，認為部長講得不夠清楚。部長接信後表示喜歡與青年人研究問題，曾打過兩次電話表示願意與趙家琪面談，恰好又遇到趙家琪有公務， 無法前去。 十多天後正巧遇到「海外來信」，不久，反「右」開始，趙家琪立即被列為審查對象，在他屋裡抄出了那封寫給省委宣傳部長的信的底稿，底稿上還有一些被刪去的，批評團委書記更尖刻之語。立即成了「攻擊黨的領導」的鐵證，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當時只有２０多歲，還未建立家庭的趙家琪很快被定為「叛國
罪」「反黨罪」判刑９年。

趙家琪與戰建華終成眷屬

趙家琪最初被關在四川簡陽平泉農場勞改，在此認識了同是因右派被判刑的姜祚華夫婦，薑是因牽連了胡風一案，加上右派累罪併發而入獄的，趙家琪與他們在苦難中同病相憐，悄悄傾吐各自的悲慘經歷，成了好朋友。

可是只相處了兩年，平泉農場犯人轉移，趙家琪被押到了石棉礦繼續勞改，姜祚華被押到了雅安某勞改農場。當時姜祚華的愛人陳曼麗已先在該監獄勞改，後押在二中隊。刑滿留場就業後就與戰建華一起在菜園組。陳曼麗瞭解戰建華的情況，又得知戰建華刑滿回過老家，丈夫已同他人結婚，孩子不認她，尤其她最愛的老三也不認她了。陳曼麗很同情她，兩人成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機會，陳曼麗對戰建華談起了趙家琪的情況，戰建華聽得流了淚，對趙家琪表示了極大的同情。經過反覆掂量之後，陳曼麗寫信給同場的丈夫姜祚華談了自己的看法，夫婦倆覺得戰建華與趙家琪挺合適，都是苦命人，結合對雙方都是一個安慰。戰建華終於有了心意。那時姜的刑期也快滿了，
可以向外寫信（當然要檢查），姜祚華立即給石棉礦的趙家琪寫了信並講了這邊的基本情況，建議趙家琪主動給戰建華寫信。趙家琪很快來了信並願意見戰建華，戰建華也及時回了信，兩人終於有了往來。

戰建華和趙家琪開始通信前，還在陳曼麗動員時，屠紀華來到了二中隊。戰建華又請屠紀華「參謀」，戰建華講了趙家琪的情況後，屠紀華起初只是痛苦的沉默。並不發表任何意見。後來對陳曼麗撮合與趙家琪的婚姻表示了讚賞。趙家琪來信後，屠紀華鼓勵戰建華回了信，並說：「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但相似經歷的人結合也是幸福的。如果這樁婚姻能做成，兩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足可以使你們後半生情投意合，用之不竭。」從某種意義上講，屠紀華的知識層次更高，看問題更深刻。戰建華、陳曼麗有什麼事都要跟她講。屠紀華也是一個冤情纍纍的人，同他們是一根籐上的苦瓜，也成了他們的知心朋友。屠紀華的意見有一定的權威性。她們都對她言聽計從。十年後，趙
家琪向筆者談起這段經歷時，忍不住翻出當年的一些信件，其中一封竟還是當年戰建華從該監獄二隊菜園組寫到石棉的，其中有這樣一段：

　　「家琪，我從不嫌棄你還是個戴著大右派帽子的人，對我們的事，有一位大學問家屠紀華也很贊同，她的丈夫就是１９５５年反革命集團首　犯胡風，屠紀華支持你給（跟）我結合，還建議我們結婚，說看人要看品質，你的品質不壞，她堅信我們的結合是幸福的……」

趙家琪激動地告訴筆者：「胡風的情況我很清楚。１９５５年批胡風時我當時還在高院，由於我的家庭背景，階級鬥爭抓得很緊，我平時很少說話，但內心是有看法的，胡風有他不同的文藝觀點這也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戰國時期都允許百家爭鳴。解放了，發表一點不同看法又有什麼不可？當時我對文藝研究不深，看法也粗淺。高院也有一個同志為這些挨上了。這個人平時也同我擺談過，我也很支持他的觀點，但這人被打斷了腳桿也未出賣我，我因此未被牽連上。當戰建華來信談到屠紀華是她的朋友，還說明屠紀華就是胡風的妻子後，我十分贊同她們來往。我也知道屠紀華是因丈夫的事被牽連進來的。反胡風時公布的反黨集團骨幹名單中就有她。她寫的兒童文學作
品我也看過，她是一個好作家。我當時為戰建華有這樣一個好朋友感到十分高興。更為她贊同我們的婚姻而激動。後來戰建華還談到說我去的信都讓屠紀華看過，屠紀華勸我們早點結婚。我感覺到我能在患難時期娶到戰建華這個賢慧能幹的妻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當然這與屠紀華是分不開的，後來我刑滿了，就業了，儘管還戴著右派帽子，但已有政治權利，即有選舉權，有結婚的權利了。在屠紀華１９７３年去大竹後的第二年，我請假去苗溪同戰建華結了婚。結婚後戰建華告訴我：『屠紀華離開二中隊時悄悄給了我５０元錢，還送了一些衣服。鼓勵我寫申訴，並用胡風一直在申訴的事鞭策我』。我也建議戰建華立即給屠紀華寫信，講了我們結婚的事情。屠紀華很快回了信，表示熱烈祝賀。

歷史終於迎來了大好的機遇，１９７７年鄧小平復出，開始糾正大批冤假錯案，先後為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平反，１９７９年趙家琪的冤案也得到糾正，正式為他平反了。平反後，按趙家琪的情況可以回京，可是一查政策已在原地結了婚就不行。後被安排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重新工作之前，省委書記親自找他談了話，書記說：「你的問題搞清楚了，當年我們上了美蔣特務的當。」趙說：「是我們的人太聰明瞭。」「當時你有你的看法，組織上有組織上的看法，過火的事就別提了，現已恢復你的公職、工資、團籍。」

趙家琪哈哈大笑著說：「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還恢復我的團籍？」

後來組織上考慮到他已與勞改隊留場就業的戰建華結婚，就將他調到雅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８４年趙家琪入黨，１９８７年被評為高級職稱的律師。１９９０年退休。現住雅安市司法局宿舍。１９８０年戰建華回到雅安，一同住在地區司法局宿舍，戰建華回雅安後一直與已回北京的屠紀華聯繫。

當趙家琪同筆者談起戰建華在雅安生活時，又感慨起來。他說：「屠紀華一直與戰建華聯繫，屠紀華還給戰建華寄過毛衣。司法局都曉得她同胡風的愛人屠紀華是好友。不時只要屠紀華一來信，都說，『戰建華，大作家又給你寫信來了。』兩人關係一直很好。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我兩次回北京，也去部長樓看過胡風，同屠紀華交談過，還帶了些地方特產去。戰建華的兒子們原來在戰建華勞改時不認她，回雅安後，都來認了。起初，戰建華不開門，也不理睬。後來都認了。戰建華這個人裡裡外外都很能幹，相當賢慧，她本來只是個家屬，但在１９８８年得腦溢血在雅安衛校搶救無效死亡後，來送花圈參加追悼會的人很多。她的追悼會還是地區司法局組織開的，黨委書記和地區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也來了，開得很隆重。」

（原載《商務早報》 200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