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我們有肩住黑暗閘門的使命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我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生活在四川成都平原一個遍遠而寧靜的小鎮上。那時候我正在上初中三年級，面臨緊張的中考。北京那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也波及到了這個遙遠的小鎮，我的一位最尊敬的老師在中學校門貼了一張為大學生們募捐的信。當時，每天晚上十點鐘，我上完了晚自習，走過一段長長的泥濘山路回到家中之後，就躲在被窩裡，打開小收音機如飢似渴地傾聽美國之音、英國BBC和法廣公司等著名電臺的節目。通過縷縷的電波，我彷彿來到了洶湧著民主大潮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彷彿與那些熱血沸騰的大學生哥哥姐姐們一起呼吸、一起吶喊、一起靜坐、一起哭泣。六月四日，我在電波中聽到槍聲、聽到了慘叫，我在電波中聞到汗水的苦澀、聞到了屠殺的血腥。

我也是六四的孩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少年時代，我在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那天晚上，我在淚水中看清楚了究竟甚麼是善、甚麼是惡，究竟甚麼是自由、甚麼是奴役，究竟甚麼是黑暗、甚麼是光明。從此之後，沒有人能夠再次欺騙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享謊言來建構的宮殿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有一種聲音在啟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喚我。我的生命從此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既是我母親的孩子，我也是六四的孩子。我與六四之間聯結著一條侵透了鮮血的臍帶。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的我；沒有六四，我也許像一頭生活在骯髒的豬圈裡的豬，對自己被長期囚禁和即將被宰殺的命運一無所知。那天晚上，我在心裏暗暗地對自己說：一定要考上北大，因為那裡有我的兄弟。

　　由此，我想起了俄羅斯思想家、大文豪和民主先驅赫爾岑少年時代的一個故事。當時，沙皇當局在克里姆林宮廣場當眾處死了五位十二月黨人的領袖。雖然那時的赫爾岑還是一個只有十四歲的少年，但他與當時最有良知的俄羅斯知識份子一樣，感到了最深切的恥辱、痛苦和憤怒。殘酷的死刑執行完之後，沙皇在克里姆林宮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祈禱會，對成功地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而進行慶祝。三十年之後，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回想》中寫道：「我參加了禱告儀式，我當時只有十四歲，隱沒在人群中，就在那裡，在那個被血淋淋的儀式玷污了的盛殿前面，我發誓要替那些被處死刑的人報仇，要跟這個皇位、跟這個聖壇、跟這些大炮戰鬥到底。」

　　我在這裡引述赫爾岑的故事，並無意將自己與赫爾岑相提並論。我想說的是，我與赫爾岑一樣在少年時代經歷了一次精神的煉獄、一次靈魂的洗禮。對我來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啟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從此以後，我所有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沿著這條道路展開。我要感謝六四的先輩們，是他們讓我成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個為權力階層充當幫凶、幫忙和幫閑的文人才子－－中國從來就不缺少這樣才高八斗、指鹿為馬的文人才子，中國最缺少的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說出皇帝甚麼都沒有穿的小孩。

與太監化的知識精英背道而馳

　　六四之後的十四年間，在意識形態的高壓和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普遍接受了被「招安」的命運。他們像森林中的變色龍，也像舞台上的小丑，他們把說謊當作職業，他們把表演當作本能，因此也就逐漸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尊敬。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說，中國不需要西方的現代法律，中國有豐富的本土資源，中國有溫情的鄉規民約；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院副院長潘維教授說，中國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有卓越的文官制度，中國有崇高的「以德治國」；經濟學家胡鞍鋼說，今年突然發生薩斯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益無害；經濟學家劉偉說，北京日益嚴重塞車的狀況，正表明北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作家二月河把雍正皇帝塑造成為人民服務的雷鋒，公然鼓吹專制制度的優越性；作家余秋雨在為十六大「獻禮」的電視片中煽情地宣告「潮湧東方」，向統治者狂拋媚眼。

　　與這些流氓化、優孟化、太監化的所謂「精英人士」迥然不同，在中國大陸還是有那麼多勇士挺身而出，他們揭穿謊言、說出真相、批判獨裁、呼喚自由，並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他們失去了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職位，他們遭到了由官方控制的媒體的封殺和拒斥，他們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監獄中忍受非人的折磨。在他們當中，有「天安門母親」的創始人丁子霖女士，有怒髮衝冠為被毀容的民女武芳伸張正義的記者盧躍剛，有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的「天網」創辦人黃琦，有不久前去世的、曾經寫下曠世奇文《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傑出的「人權律師」張思之先生，還有始終不渝地揭露專制政權暴行的作家劉曉波、廖亦武、王力雄……這張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幾千年來，中國深陷於暴政和邪惡的沼澤之中，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從梁啟超到魯迅，從遇羅克到林昭，一部分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份子終於認識到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無非有兩種－－一種是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另一種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享有過作為人的自由和尊嚴。正如《聖經》中所說：「暴虐的君王統治貧民，好像吼叫的獅子、覓食的熊。」（《箴言28:15》）於是，一百多年來，幾代覺醒的中國人開始為民主和人權前仆後繼地奮鬥，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他們是我的朋友、我的師長、我的兄弟姐妹。

中國人權比八十年前更慘不忍睹

　　就在我動身前往美國訪問的前幾天，「新青年學會」的四君子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分別被判處十年和八年的重刑。他們都是跟我同齡的優秀學子。徐偉在法庭上大聲抗議在安全局看守所遭受的虐待，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陰部和太陽穴，他用頭猛撞審判席以示抗議，結果被警察架出法庭；張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煙頭燙出的片片傷痕，他的哥哥張宏圖在旁聽席上失聲痛哭。這四位青年僅僅是聚集在一起討論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一起思考和寫作，居然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當年，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周恩來組織「覺悟社」，他們比今天「新青年學會」諸君更加激進。但是，八十多年前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能夠享有他們基本的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八十多年之後的徐偉、靳海科、楊子立、張宏海，卻被誣蔑以「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受到殘酷的懲罰。八十多年以來，中國的國力有所提高，中國的經濟有所增長，但中國的人權狀況卻更加慘不忍睹。

向勇敢而堅強的朋友致敬

　　在楊子立的妻子路坤和張宏海的哥哥張宏圖身上，我看到了中國人身上殘存的高貴、自尊、勇敢和毅力。路坤是一位網路編輯，張宏圖是一位環境設計師，本來他們是單純的專業人士，對政治沒有任何的興趣。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究竟在思考甚麼，但他們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是善良、正直的好人。親人的苦難讓他們看清了中國的現實，親人帶給他們的不是恥辱而是驕傲。在為親人的案件而奔走的過程中，他們本人也就成為了「民主的後援力量」。《聖經》中說：「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路坤和張宏圖勇敢地站了出來，為他們的親人，也為更多被侮辱和被殘害的同胞。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我才沒有感到孤獨；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我才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今天，與其說我到這裡來領獎是因為我做過些甚麼，不如說我是替那些更加勇敢和堅強的朋友們來到這裡。他們比我更有資格獲得今天的獎勵，我所做的一切，跟他們相比如同滄海一粟。今天，在這異國的土地上，在這七月的陽光下，請允許我向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為了捍衛尊嚴而受到凌辱的優秀同胞致以深深的敬意。

　　有人說，人權就是生存權；我說，那不叫人權，那叫「豬權」。我不接受豬的命運。在一個沒有基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國家裡，人權自然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非常敬重已故的萬人傑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地為華人的新聞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他不奢望吃到鮮美的果實，但他沒有一刻停止過辛勤的耕種。他早已離開了我們，他卻依舊生活在我們中間。

　　十四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在川西平原仰望滿天星空；十四年後，接近而立之年的我寫出了十三本著作，共三百多萬字，這些文字僅僅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中國的一個小小的註腳。我們不幸生長在多災多難的中國，我們有肩住黑暗的閘門的使命；我們有幸生活在多災多難的中國，我們享有的每一寸陽光都是我們自己爭取來的。讓沉默者吶喊，讓麻木者覺醒，讓懦弱者勇敢，讓獨裁者懺悔，我願意用生命擁抱這一事業，我期望與更多的朋友攜起手來風雨兼程。

(2003年7月號《開放》月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