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生活在四川成都平原一个遍远而宁静的小镇上。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三年级，面临紧张的中考。北京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波及到了这个遥远的小镇，我的一位最尊敬的老师在中学校门贴了一张为大学生们募捐的信。当时，每天晚上十点钟，我上完了晚自习，走过一段长长的泥泞山路回到家中之后，就躲在被窝里，打开小收音机如饥似渴地倾听美国之音、英国BBC和法广公司等著名电台的节目。通过缕缕的电波，我仿佛来到了汹涌着民主大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仿佛与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们一起呼吸、一起呐喊、一起静坐、一起哭泣。六月四日，我在电波中听到枪声、听到了惨叫，我在电波中闻到汗水的苦涩、闻到了屠杀的血腥。
我也是六四的孩子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甚么是善、甚么是恶，究竟甚么是自由、甚么是奴役，究竟甚么是黑暗、甚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享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我母亲的孩子，我也是六四的孩子。我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侵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六四，我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的猪圈里的猪，对自己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一无所知。那天晚上，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考上北大，因为那里有我的兄弟。
由此，我想起了俄罗斯思想家、大文豪和民主先驱赫尔岑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沙皇当局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当众处死了五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虽然那时的赫尔岑还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少年，但他与当时最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痛苦和愤怒。残酷的死刑执行完之后，沙皇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祈祷会，对成功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而进行庆祝。三十年之后，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回想》中写道：“我参加了祷告仪式，我当时只有十四岁，隐没在人群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盛殿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我在这里引述赫尔岑的故事，并无意将自己与赫尔岑相提并论。我想说的是，我与赫尔岑一样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次精神的炼狱、一次灵魂的洗礼。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从此以后，我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沿着这条道路展开。我要感谢六四的先辈们，是他们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个为权力阶层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文人才子－－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这样才高八斗、指鹿为马的文人才子，中国最缺少的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皇帝甚么都没有穿的小孩。
与太监化的知识精英背道而驰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间，在意识形态的高压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普遍接受了被“招安”的命运。他们像森林中的变色龙，也像舞台上的小丑，他们把说谎当作职业，他们把表演当作本能，因此也就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尊敬。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现代法律，中国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中国有温情的乡规民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副院长潘维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有卓越的文官制度，中国有崇高的“以德治国”；经济学家胡鞍钢说，今年突然发生萨斯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无害；经济学家刘伟说，北京日益严重塞车的状况，正表明北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作家二月河把雍正皇帝塑造成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公然鼓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作家余秋雨在为十六大“献礼”的电视片中煽情地宣告“潮涌东方”，向统治者狂抛媚眼。
与这些流氓化、优孟化、太监化的所谓“精英人士”迥然不同，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多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揭穿谎言、说出真相、批判独裁、呼唤自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失去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职位，他们遭到了由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封杀和拒斥，他们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监狱中忍受非人的折磨。在他们当中，有“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女士，有怒发冲冠为被毁容的民女武芳伸张正义的记者卢跃刚，有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天网”创办人黄琦，有不久前去世的、曾经写下旷世奇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杰出的“人权律师”张思之先生，还有始终不渝地揭露专制政权暴行的作家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几千年来，中国深陷于暴政和邪恶的沼泽之中，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从梁启超到鲁迅，从遇罗克到林昭，一部分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有过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正如《圣经》中所说：“暴虐的君王统治贫民，好象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箴言28:15》）于是，一百多年来，几代觉醒的中国人开始为民主和人权前仆后继地奋斗，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我的兄弟姐妹。
中国人权比八十年前更惨不忍睹
就在我动身前往美国访问的前几天，“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分别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他们都是跟我同龄的优秀学子。徐伟在法庭上大声抗议在安全局看守所遭受的虐待，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阴部和太阳穴，他用头猛撞审判席以示抗议，结果被警察架出法庭；张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烟头烫出的片片伤痕，他的哥哥张宏图在旁听席上失声痛哭。这四位青年仅仅是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起思考和写作，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当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组织“觉悟社”，他们比今天“新青年学会”诸君更加激进。但是，八十多年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享有他们基本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八十多年之后的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却被诬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受到残酷的惩罚。八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中国的经济有所增长，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更加惨不忍睹。
向勇敢而坚强的朋友致敬
在杨子立的妻子路坤和张宏海的哥哥张宏图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残存的高贵、自尊、勇敢和毅力。路坤是一位网络编辑，张宏图是一位环境设计师，本来他们是单纯的专业人士，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究竟在思考甚么，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是善良、正直的好人。亲人的苦难让他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亲人带给他们的不是耻辱而是骄傲。在为亲人的案件而奔走的过程中，他们本人也就成为了“民主的后援力量”。《圣经》中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路坤和张宏图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他们的亲人，也为更多被侮辱和被残害的同胞。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没有感到孤独；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今天，与其说我到这里来领奖是因为我做过些甚么，不如说我是替那些更加勇敢和坚强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他们比我更有资格获得今天的奖励，我所做的一切，跟他们相比如同沧海一粟。今天，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七月的阳光下，请允许我向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为了捍卫尊严而受到凌辱的优秀同胞致以深深的敬意。
有人说，人权就是生存权；我说，那不叫人权，那叫“猪权”。我不接受猪的命运。在一个没有基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人权自然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敬重已故的万人杰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华人的新闻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他不奢望吃到鲜美的果实，但他没有一刻停止过辛勤的耕种。他早已离开了我们，他却依旧生活在我们中间。
十四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川西平原仰望满天星空；十四年后，接近而立之年的我写出了十三本著作，共三百多万字，这些文字仅仅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们不幸生长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我们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使命；我们有幸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我们享有的每一寸阳光都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让沉默者呐喊，让麻木者觉醒，让懦弱者勇敢，让独裁者忏悔，我愿意用生命拥抱这一事业，我期望与更多的朋友携起手来风雨兼程。
(2003年7月号《开放》月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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