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王力軍:中國裁軍與台海和平

一、兵多將廣不如精兵強將

欣聞中國軍隊將再裁員50萬,這是一個好消息。兵不在多,在精,將不在廣,在強。軍隊是國之凶器、國之重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得已而養之,不得已而用之。

在軍隊與軍隊之間,戰鬥人員的數量是軍力參數中較重要的一種。但是,如果將人多理解成「我們死得起」,以為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可以作廉價交換之用,那麼再多數目的軍人也只是失敗政客的犧牲品。只有賦予每一個平民和軍人的生命以崇高的價值,那時,人多自然勢眾,而人少也不一定勢寡。若干年前一位中國領袖在莫斯科演講時說,核戰爭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四個億,被滅亡的將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剩下來的將是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世界。這是對中國和世界、對人道和生命的極不負責任的說法。

揆諸近代以來中國的戰爭史,遇歐而挫於歐,遇日而挫於日,以數十倍於敵方的兵力而受制受辱於敵方,乃是最正常不過的結局。中國的人海戰術不過給世界軍事史增添一些笑料罷了。一個半世紀前,區區數千英軍闖進泱泱大清帝國的國門,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此後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均以兩萬來人馬,令數十倍於敵方的中國守軍形同虛設、丟盡臉面。抗日戰爭爆發時,軍國主義的日本只有兵員二十多萬,民窮國弱的中國倒有各路兵馬數百萬,幾幾乎亡國於日本,最後賴美蘇盟軍之力獲勝,中國亦屬慘勝。二戰結束之後,國共兩黨的兵力之和已超千萬之巨,此等創記錄的世界第一軍事大國,只落得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名聲。中國做軍事大國久矣,做軍事強國尚未有期!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大致有三個層次:其一是比制度之優劣、比文明的創造力之強弱,其二是比財富的擁有量和消耗量之多少,其三是比攻擊力和破壞力之大小。軍備競賽是最末一等的國家間競爭,而在軍備競賽中重人數輕裝備、重數量輕素質的競爭模式,則是末中之末的選擇。

中國沒有必要維持軍隊人數的世界第一,因為這項世界第一不僅沒有好處,反而害處多多。理由很簡單:人多不一定打勝仗,人少不一定打敗仗,此其一;人多則人頭費多,人少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並將食稅者轉為納稅者,可以或省下錢來提高裝備水平,或省下軍費作非軍事用途,此其二;裁員的同時裁掉重疊的機構和無用的功能,可以趁機優化軍隊的人員兵種結構、軍事領導體制和作戰指揮體系,收減員增效之功,此其三;主動裁軍不是向世人示弱,而是向世界輸誠,中國對外既無惡意,就不必養重兵讓四鄰不安,此其四;驕兵必敗,閑兵必亂,古來如此,和平時期的一支沒有確定任務的龐大軍隊,往往成為內政致亂之源,此其五。

關於上述第五點,或可再詳述一二。軍隊本是政權的工具而不應是權力的來源,本是守土衛疆對外使用的工具而不可用於國內的政爭和民變,所謂「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是也。但中國的軍隊一向有奪權和內戰的傳統,什麼湘軍淮軍太平軍,什麼直系奉系皖系,什麼川軍滇軍桂軍,什麼國軍共軍偽軍,其所保所衛者,並不是淪落敵國的僑民與國土,不共戴天者,恰恰是同種同族的中國人!

中國軍隊的現行領導體制極不合理,兩個軍委一個國防部,責任分工不明,隸屬關係不明,決策指揮體制不明,似乎軍隊是國中之國的「特區」。如果不能制度化地確立軍隊對國家和國民的永久忠誠,不能長期有效地防止軍隊(尤其是軍官)的政治化、軍閥化、特權化、利益化、地方化、派系化,那麼,一支龐大的軍隊本身倒是對國家安全的實質威脅。政情穩定尚好,一旦政局動盪,鮮有握重兵之軍人而不干預政治者。歷史已有明證。

二、誰在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

南蠻北夷,東戎西狄,這是處於文化和地理優越感之下的古代中國的國際環境。「中國」本是一個相對的文化地理概念(如《吳子》中之「三晉者,中國也」),處於華夏文化和農耕文明中心地帶的人對周邊的人皆可自稱「中國」。儒家認為,天子有道,就應該天下一統,並不存在中國和「外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只有「天下誰屬」之分別。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處「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也」(趙歧注),可見,所謂「國家」只是天子治下的一級行政單位。秦以後,屢有開國、亡國之說,但所開所亡者並非中國,而是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中國開於遠古,從未亡國,薪火相傳至於今日。從「中華民族」的立場看,1840年之前的中國,所有的戰爭幾乎全都是內戰,所有的安全威脅全都來自於內亂。有史以來,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自然也不是別國的別人,而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之類的風流人物。無怪乎先賢有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是與商船和炮艦一起來源於近代西方的,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也就源起於中西方的接觸與對抗。鴉片一戰,丟掉香港,甲午一戰,痛失寶島,從此喚醒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亂紛紛,外禍連連,國人感受到了「瓜分中國的狂潮」與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家安全問題便成了中國最突出、最緊迫的問題。居於弱勢的中國,往往把國家危亡之狀或多或少地誇大了。隨著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束,歐洲被削弱,日本被制服,蘇聯成盟友,眾多弱小的殖民地獨立建國,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空前好轉。但耽於世界革命的空想,誤於國際主義的夢幻,陷於反美反帝的迷思,社會主義中國變得好戰起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論。先是認為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必然爆發戰爭,後又認為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必然爆發戰爭,遂以「準備打仗」、「打世界大戰、核戰爭」的國家心態來主導軍隊建設。抗美援朝華人喋血,越南熱土幾度硝煙,臺灣海峽炮聲隆隆,中蘇邊境劍拔弩張,滿眼望去,中國人遍地是敵。隨著中美和解、中蘇親善和周邊緩和,鄧小平時代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基本判斷,認為「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中國的國際環境處於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這是比較切合實際的看法。

今日中國的周邊,日本軍國主義和俄羅斯擴張主義的復活雖有遠慮而無近憂,中俄領土爭端已被一筆勾銷,南海島嶼之爭、中印邊界之爭、中日釣魚臺之爭,有關各方均存維持現狀設想,俱都忌憚戰爭。周邊之外,中國既不承擔保護華裔華僑之責任,又沒有軍事結盟之牽連,龐大的陸軍常規軍本無英雄用武之地。

五十多年來,美國被當作「亡我之心不死」的第一號假想敵。第七艦隊、「戰略包圍圈」、星球大戰、NMD、TMD、美日安保聯盟、對臺軍售、協防臺灣、單邊主義、先發制人,都引起過中國的安全關切。但其實中美雙方都清楚,相互間威懾有之,所謂美國會主動攻擊甚至佔領瓜分中國,則純屬好戰者和受虐狂們的無稽之談。

中國會攻擊誰,誰會攻擊中國?說到底,除了用於內政的一百五十萬武裝警察部隊和三百多萬公安國安人員,再繼續保持三百萬正規軍、一百二十萬預備役部隊的唯一理由,如果說有理由的話,只是內政問題,自然包括「純屬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反對裁軍的最大理由大約是「台海必有一戰」、「晚打不如早打」、「打贏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和「不惜與美國一戰」、「要立足於對美作戰」的說法。

三、台海和平與國家統一

如果不是國共內戰,臺灣問題已經因日本戰敗而徹底解決;如果不是朝鮮戰爭,沒有美國介入,也許「解放臺灣」早已完成。五十多年來,大陸的臺灣政策經歷了「解放臺灣」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變化,臺灣的大陸政策也經歷了「反共復國、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變遷。至今,求統者統一無方,求獨者獨立無膽,臺灣處於不統不獨的尷尬狀況,大陸處於不和不戰的難堪局面。時緊時松的軍事對峙和宣傳戰折磨著兩岸人民的神經,持續不斷的購武比賽、經援外交比賽消耗著兩岸人民的財力。中國人在海峽兩邊文攻武衛,外國人憑空多出一支外交利器、得到一堆談判籌碼!

臺灣屬於中國,屬於全臺灣的中國人,屬於全中國的臺灣人,也屬於全中國的中國人。臺灣居住的都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國的鄰居和敵人,即使那些擁護台獨的臺灣人,也還是居於臺灣的中國人。鄭成功以中國朱明政府名義行使臺灣治權,康熙的中央政府實現了對臺灣主權治權的直接行使,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因日本戰敗而廢除,自此臺灣問題就不是中日問題也不是中美問題,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不過,在解決國內爭端時引入外國勢力,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平常,外國人或有利己之意,中國人更有挾洋之心。譬如同盟會之有求於日本,共產黨之有求於蘇聯,所以,蔣李陳之求助於美國,原是中國人的一貫做法,並不等於臺灣問題的鑰匙握在美國人手中。如果兩岸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達成基本的共識,那麼,美國政府又何至於要得罪十四億華人?如果兩岸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南轅北轍,難道國際社會就應該放任中國人自相殘殺嗎?

將口舌之爭升級成武力搏殺,將讓已經淡薄的民族感情變得敵對,讓已經疏離的國家凝聚力更加薄弱。武力攻臺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中國內戰,而鮮血不會消弭民族的內部隔閡,武力只會往中華民族的傷口上撒鹽。若由內戰而招致外來干涉,最後承受損失的也還是中國人。戰爭方案或許是最直接最簡單的國家統一方案,也或許是最麻煩最複雜遺禍無窮的解決方案。關於戰爭方案,我們不能不問:戰爭將永久解決臺灣問題,還是無限擴大臺灣問題?如果將抽象的國家利益分配到全中國人民身上,那麼,戰爭的後果將使全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增益幾許、又損失幾許?民族大義是抽象的,而兩岸人民的生命價值是具體的。如果戰爭僅僅針對台獨勢力,那麼用什麼樣的戰爭手段來保證不殃及廣大的臺灣人民?假使台獨是相當一部分臺灣人的政治主張,那麼,這一部分臺灣人的公民權利又應該如何得到保障?

近幾年來,臺灣的獨派力量發展很快,但維持現狀仍是臺灣的主流民意。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島上獨派勢力與大陸強硬路線兩者呈正相關的關係,武力攻臺的呼聲越高,臺灣獨立的聲音簿馱角俊H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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