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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點評:傾斜政策與三農危機

2003-06-19 03:49 作者:丁望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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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危機,制約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農民承受攤派太重,農業邊際收入低,農村自然生態環境惡化,農民的人權和利益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民怨的積累使農村官民關係緊張,是三農危機的"標記"。

三農危機的出現和嚴峻,與制度弊端特別是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息息相關。

二元結構 身份歧視

中共中央長期實行傾斜政策,是導致城鄉差異大、許多鄉村和農民貧窮化的制度弊端之一。

在資源短缺和加速城市工業化的取向之下,中共中央的資源配置向城市和工業傾斜,以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抽取農民從事農業的大部分成果支持工業化,形成城鄉二元結構。這種結構造成的城鄉差異是:城市的工業化、市政建設獲得遠大於農村得到的資金和物資;城市職工的工資,遠多於農民的農耕收入;城市職工獲得醫療、退休保障等社會福利,農民卻一無所有,以致貧戶"有病無錢醫,重病只有等死";城市居民不必承擔稅外的承擔,農民卻要負擔農業稅之外的攤派、工役。  

二元結構必然導致身份歧視,農民不能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這是制度弊端之二。  

在二元結構下,城市人與鄉下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等級。農民深受戶籍管制之苦,不能到城市就業、居住,子女不能在城市念中小學,近幾年農民雖可進城干粗活,但許多城市對"民工"亂收費和歧視;城市職工可參加工會,農民卻不能組織農會;城市人與鄉下人的教育機會極不平等,前者可享義務教育,後者則要承擔中小學的辦學經費,城鄉學校設備、師資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懸殊,使鄉下人受教育的機會少得多,入名校的困難更大。這種等級差異,意味農民及其子女未能享平等的國民待遇,卻要承受身份的歧視。   

土霸橫行 難以脫貧   

毛澤東的專政論,使鄉村政權成為監控農民的專政機構,許多鄉村幹部成為欺壓、盤剝農民的土霸。這是另一制度弊端。  

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以後,官方不再強調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但並未放棄專政論,鄉村政權的實際職能是監控農民,向農民攤派負擔,不少幹部以權謀私,成為新興的地主和土霸。  

在上列三種制度弊端之下,農民及其下幾代的教育素質很低,是必然的結果。教育水準低、現代科技引入農耕的程度低,使農民難以脫貧,個體農業前景黯淡。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家萬里、趙紫陽在鄉村試行包產到戶,獲得胡耀邦、鄧小平等支持,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解體,這是農奴解放運動。八十年代中後期,鄉鎮企業的崛起,為農民提供了就業和增加收入的機會,但九十年代特別是中期之後,官方的攤派加重,貪污勒索猖獗,農民的農業經營和生活面對極大困難。  

這幾年朱鎔基主持國務院,著墨點之一是緩和三農危機;費改稅的試點、城市化的戶籍管制的放鬆,有助於緩和三農危機。但更高領導層以"隱定壓倒一切"為由,未能很好正視三農危機和民疾,缺乏實施鄉村改革的決心和魄力。  

歷代政治家和開明帝王,大都注重農民的休養生息。清代乾隆帝說:"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民,而民之所以休養,在乎去累民者,使其心寬自得,以各謀其生,各安其業。"   

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寳一再說"執政為民"。能否全面、切實解決三農危機,讓農民休養生息,是對"執政為民"承諾的考驗。

作者丁望:香港資深新聞出版工作者(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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