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共汽車上的「天安門母親」

這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難以忘懷。

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進入「敏感」時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從友誼賓館出來,上了小公共汽車。小公共招手即 停,很是方便。停了幾次上人,車上的二十多個座位差不多 都坐滿了。忽然,司機大聲問售票員:「餵,我違章了嗎, 怎麼後面的桑塔那老跟著咱們,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從後車窗望去,一輛深藍色桑塔那轎車不緊不慢地跟在 小公共汽車後面,如影隨行。這時,坐在後排座上的一位婦女告訴售票員說:「別理它,跟我的,買菜它跟著,上醫院 它跟著,我去哪它跟到哪。」車上的人聽了都很是吃驚。我看那是位文靜的知識女性,不到六十歲,聲音清亮。售票員疑惑地詢問。她告訴售票員:「我兒子六四時被槍殺了」。 車裡一片寂靜,大家
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誼賓館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學,人民大學有一位六四難屬丁子霖老師。難道她就是丁老師?我不知道。豪爽 的售票員勸慰著:「伯母,腦袋掉了就碗大個疤,過二十年 又一條漢子」。

乘客們震驚過後,臉上都充滿了同情;人們或是勸慰,或是憤憤不平地議論著,都對跟蹤的轎車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駛中的小公共正是當今社會的縮影。乘客之間並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壓下閃現。在這個暫時封閉的空間裡,恐懼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沒了。人們的目光和表情都傳達出一種默契和共識,黑白分明,都明瞭正義在哪一邊。其實,在北京的每一 個家庭,每一個朋友圈子裡,人們都無數遍地議論過六四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專制高壓下,政府剝奪了大眾公開的話語權,卻剝奪不了滲透進每一社會細胞的大眾民間的話語權。政府騙人民,人民騙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桿打狼 兩頭怕,但誰更怕誰?政府更怕人民。因為政府同六四鎮壓栓在一起,同罪惡栓在一起,站在歷史的被告席上,沒有前途。

這輛小公共汽車成了一個正義的精靈。儘管車後面緊跟著恐怖,但這輛車「反了」,人們無畏地自由表達。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認知,願意聽黨的話,把一切罪惡都記在「四人幫」頭上。六四使億萬人大徹大悟。現在,即使你一個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資源的黨面前,就像車裡那位柔弱的母親,也敢看小了它──黨;因為人一旦為正義武裝,人就是頂天立地大寫的人。

那些賣身投靠的「知識精英」們總會出來打圓場,說:「六四很複雜」。這就跟說「法國大革命很複雜」「辛亥革命很複雜」一樣,純粹是沒用的廢話。那些所謂的「中國通」們,說中國人已經忘記了六四。忘記了嗎?你看專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門母親」的心上,噬嚙著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群體。這種喪盡天良,只會強化所有中國人的記憶,並使記憶爆炸。

車在北太平莊停下,「天安門母親」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 車。我看到桑塔那像只猙獰的鱷魚掉身又尾隨追去。望著母親的背影,我知道她沒有淚水只有堅強。我在心裏默默地說:「好媽媽,多保重;您雖然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了兒子,我就是您的兒子!」
 

摘自華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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