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富民窮的迷思 從山西的「非典」說起

山西離北京不遠,也是『非典』-就是薩斯-的重災區之一。不過,就某種意義上說,山西又離北京很遠,那是講的醫療救治條件。看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似乎總是出手大方,但凡有記者問到防治薩斯的費用之事,北京的領導人一定拍胸脯保證『沒有問題』。確實也是,八天建成一個小湯山醫院,已經成了當下中國"偉大成就"的代表作。而山西呢,情況卻大大不同,說是捉襟見肘,那一點兒也不為過。根據北京出版的《財經》雜誌報導,截至五月中山西疫情高峰期,山西的防治經費缺口至少有一點五億元人民幣--這是省財政廳一位副廳長的估計。

一點五億元?應該不是什麼大錢吧?這倒不是我財大氣粗,而是我相信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祖國的政府財大氣粗。你不信?最近就有報導,說廣東、香港撤銷旅遊警告的前一兩天,中國政府剛剛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一億美元,折合八億人民幣--夠五、六個山西省補豁子。同樣也是不久前,有報導說,過去半年的時間裏,光是國家幹部攜款外逃,涉及的資金就達八百多億元--這更是上述捐款數額的一百倍!還比如,根據官方報導,囂擾一時的走私案件案主福建廈門遠華集團,僅在三年中,僅通過一家所謂地下錢莊(實際上當然不止這一家),僅在香港一地進賬(實際上當然也不止在香港一地),走私收入就是一百二十億元--『遠華』一點小錢就能救下八十個山西省,你說一點五億元對今天的『盛世』中國來講能算是大錢嗎?

可是,富強的祖國就是拿不出這個錢來。目下『救災如救火』(其實救命比救火重要,可是政府不喜歡提救命的事),尚且拿不出這個錢來,平時可想而知。同樣根據《財經》雜誌報導,山西疫情的一個重要源頭在清徐縣,而這個縣的衛生防疫站,上次得到國家的防疫經費,還是在一九八六年--沒錯,那是十七年前,那時中國遠遠沒有九十年代以來這麼富有和強盛!而就在中國高唱進入『盛世』的一九九九年,清徐縣防疫站開始連職工的工資也開不出了。縣財政每年撥款二十萬元,而防疫站十四名退休職工的每年工資開支是二十一萬元。這意味著,在職職工要『通過衛生監督獲得收入』(《財經》雜誌原話),其實就是要靠罰款來開工資,哪裡還談什麼防疫呢?一年二十萬元,這是什麼概念?和山西差不多窮的陝西,去年剛剛出了個大新聞:幾個不知道是什麼大肚漢的了不起人物,一頓飯就吃掉了二十七萬元!

有錢這般享樂,無錢防疫治病,這種事情誰能相信?可是,它偏偏就發生在『盛世』的中國。其實,這又有什麼不能相信的?有錢享樂的,那是一幫人,是據說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人們,他們的權利不久前已經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沒錢治病的,那又是另一幫人,一般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載明屬於國家主人的工農大眾。沒錯,黨章也寫了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什麼時候說過山西農民的小命一條屬於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人會說:現在好了,經過薩斯這麼一鬧,中央政府允諾要加大對於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了。一貫悲觀的我卻要說:好是好一些,但是能夠解決多少問題呢?首先,什麼樣算是『加大投入』?還是《財經》雜誌消息,薩斯蔓延後,清徐縣終於得到了一筆防疫經費,人民幣二萬大元整。比較從前的零蛋,一下子增加了二萬倍,這叫不叫加大投入?其次,類似情況又何止山西?河南、內蒙、廣西、河北,到處其實都是一樣。所謂『加大』,誰來投入?中央政府掏不掏這個錢?要地方政府掏錢?我們看到,許多地方已經開始在農民頭上增加苛捐雜稅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至於第三個疑問,那就更不可能有答案。既然中國已經進入『盛世』,國力大增,政府的荷包鼓鼓漲漲,外匯準備甚至居世界各國之首,為什麼公共衛生投資反而不如二十年前?是領導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果真如此,那叫瀆職。是中國人除了薩斯不怕別的疫病?--愛滋病的問題,準備怎麼辦?類似的漏洞,難道僅僅是在公共衛生這一個方面?--煤礦安全問題,本欄已經再三提到。沒有薩斯,這個洞為什麼就總也不補?別的那些黑洞,又準備什麼時候補?那些方面,也正在產生禍害,也在威脅老百姓的生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出大面積的災難啊!

很明顯,公共衛生的財政問題,關鍵並不在於公共政策。從一個人花錢的方式,常常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許多秘密;同樣,從一個政府花錢的方式,也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的政治精神。而,恰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一個政權存亡的關鍵,不在於公共政策,而在於政治的精神。』我看,官富民窮的謎思,必須從這裡入手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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