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從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看蔣彥永

臺北中央電臺策劃開了一個欄目,叫做「茉莉時間」,讓我天南海北地接受訪談。這次他們非常關注蔣彥永醫生,訪談題目是:從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處境,看蔣彥永醫生的作為與遭遇。蔣彥永先生是一位救死扶傷的醫生,屬於技術性、專家型的知識份子,而不是致力于思想建構、觀念批判和社會道義良知的人文知識份子。但是,在社會面臨災難的時候,他比那些在書齋裡談人文主義的知識份子更體現出知識份子本色,因為他更符合康德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他體現了知識份子應有的不問安危,只問是非的求真精神。

  這是一位擅長治療消化道腫瘤、腹膜後腫瘤的醫生,在已逾古稀之年,從從容容地,他做了一件許多人不敢做的事情:為了揭露中國薩斯疫情的真相,他寫了一封信,投書中國媒體無人理睬,結果在美國《時代週刊》發表了。在信中,他痛斥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喪失了一個醫生的最基本道德:誠實。」

  由於蔣彥永先生挺身而出,造成國際輿論的干預,使得許多感染了薩斯或可能被感染的人獲得拯救。今天,蔣彥永先生已經當之無愧地被海內外譽為「民族英雄」、「中國第一人」。在向蔣彥永先生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問:在中國有那麼多瞭解薩斯真情的人,為什麼唯獨蔣彥永先生敢於仗義執言?

  一轉眼,「六四」過去14年了。這14年中,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知識份子告別了以道義激情為主的八十年代,進入了灰色的逐利時代。一方面仍然是政治高壓,六四的槍聲,導致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他們屈服於環境的壓力,以「歷史的缺席權」為藉口,侷限於個人專業,依附於體制,逃避參與政治等公共領域的事務,放棄對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商品化大潮鋪天蓋地,享樂化的誘惑無處不在,不少過去在專製面前表現堅強的知識份子,卻抵擋不住後極權的商品化潮流,被腐蝕成為犬儒。

  這是政治高壓和六四屠殺的震懾效果。許多和蔣先生一樣瞭解薩斯疫情真相的醫務人員---技術型的知識份子,他們具有獻身精神和職業道德,卻缺乏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責任感;他們敢於冒著生命危險和病魔抗爭,卻缺乏公開真相揭露政府隱瞞的勇氣。對專制鎮壓的深切恐懼,導致他們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

  但是,在「知識鴕鳥」充斥的中國,仍然不乏「國有危難挺身而出「 的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正如蔣彥永的女兒蔣瑞所說的:蔣彥永先生為民請命的動機很簡單,「 他不是想讓中國丟臉,只是認為自己有機會救人」。但這樣一個簡單的舉動,映射出蔣先生整個的人生歷程和個人品質。這是一位既未被專制政權恐嚇住,也未被商品化腐蝕,並具有深厚人道主義精神的老人。

 畢業於協和醫學院,蔣彥永先生一生竭盡全力,為病人解除痛苦,體現了其母校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精神。」因為家庭背景問題,蔣彥永先生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被造反派關押在醫院的樓頂長達兩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押送到青海的軍馬場勞改,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回到北京。多年來,蔣先生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

  在這次憤然揭發政府撒謊之後,蔣先生堅持他享有發表意見的公民權利,他說:「我是有憲法保護的。因為,憲法允許我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當然,也可能最後有各種我意想不到的事,那我也是做了這種準備的。 」

  就是這樣一個出於公民道德的簡單舉動,在中國人道義感普遍淪落的今天,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契機,給千千萬萬不甘心冷漠墮落的中國知識份子一個啟示:在面對人類與世界命運的重大時刻,每一個獨立的、有良知的個人,可以做出某種「介入社會」的舉動,以改變社會制度的黑暗與壓抑。如果我們還要在這個多難的世界上活下去,我們就必須拒絕犬儒和沉默。

  愛因斯坦曾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沈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今天,儘管中國政府仍然封鎖新聞,但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給中國人公開發表言論提供了相當的空間,使知識份子有可能在網上獲得真實的信息,並履行自己參與公眾事務的職責。

  蔣先生的揭發就是通過網際網路傳遍全世界,使中國人民家喻戶曉並為之感恩。他的所作所為,正在成為知識份子、醫務工作者和新聞界人士的榜樣,鼓舞人們去戳穿謊言,追求真實。中國只有出現更多的像蔣先生這樣的獨立而承擔社會責任的個人,我們才能在一個封閉而堅固的社會結構中,爭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權利。

(大參考 2003.5.20)(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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