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看蒋彦永

台北中央电台策划开了一个栏目，叫做“茉莉时间”，让我天南海北地接受访谈。这次他们非常关注蒋彦永医生，访谈题目是：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处境，看蒋彦永医生的作为与遭遇。蒋彦永先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属于技术性、专家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致力于思想建构、观念批判和社会道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是，在社会面临灾难的时候，他比那些在书斋里谈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体现出知识分子本色，因为他更符合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自觉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们。”他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不问安危，只问是非的求真精神。

　　这是一位擅长治疗消化道肿瘤、腹膜后肿瘤的医生，在已逾古稀之年，从从容容地，他做了一件许多人不敢做的事情：为了揭露中国萨斯疫情的真相，他写了一封信，投书中国媒体无人理睬，结果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在信中，他痛斥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丧失了一个医生的最基本道德：诚实。”

　　由于蒋彦永先生挺身而出，造成国际舆论的干预，使得许多感染了萨斯或可能被感染的人获得拯救。今天，蒋彦永先生已经当之无愧地被海内外誉为“民族英雄”、“中国第一人”。在向蒋彦永先生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问：在中国有那么多了解萨斯真情的人，为什么唯独蒋彦永先生敢于仗义执言？

　　一转眼，“六四”过去14年了。这14年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以道义激情为主的八十年代，进入了灰色的逐利时代。一方面仍然是政治高压，六四的枪声，导致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他们屈服于环境的压力，以“历史的缺席权”为借口，局限于个人专业，依附于体制，逃避参与政治等公共领域的事务，放弃对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商品化大潮铺天盖地，享乐化的诱惑无处不在，不少过去在专制面前表现坚强的知识分子，却抵挡不住后极权的商品化潮流，被腐蚀成为犬儒。

　　这是政治高压和六四屠杀的震慑效果。许多和蒋先生一样了解萨斯疫情真相的医务人员－－－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却缺乏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责任感；他们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和病魔抗争，却缺乏公开真相揭露政府隐瞒的勇气。对专制镇压的深切恐惧，导致他们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但是，在“知识鸵鸟”充斥的中国，仍然不乏“国有危难挺身而出“ 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正如蒋彦永的女儿蒋瑞所说的：蒋彦永先生为民请命的动机很简单，“ 他不是想让中国丢脸，只是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人”。但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映射出蒋先生整个的人生历程和个人品质。这是一位既未被专制政权恐吓住，也未被商品化腐蚀，并具有深厚人道主义精神的老人。

　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蒋彦永先生一生竭尽全力，为病人解除痛苦，体现了其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精神。”因为家庭背景问题，蒋彦永先生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被造反派关押在医院的楼顶长达两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押送到青海的军马场劳改，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回到北京。多年来，蒋先生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

　　在这次愤然揭发政府撒谎之后，蒋先生坚持他享有发表意见的公民权利，他说：“我是有宪法保护的。因为，宪法允许我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当然，也可能最后有各种我意想不到的事，那我也是做了这种准备的。 ”

　　就是这样一个出于公民道德的简单举动，在中国人道义感普遍沦落的今天，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契机，给千千万万不甘心冷漠堕落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启示：在面对人类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时刻，每一个独立的、有良知的个人，可以做出某种“介入社会”的举动，以改变社会制度的黑暗与压抑。如果我们还要在这个多难的世界上活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犬儒和沉默。

　　爱因斯坦曾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沈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今天，尽管中国政府仍然封锁新闻，但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给中国人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相当的空间，使知识分子有可能在网上获得真实的信息，并履行自己参与公众事务的职责。

　　蒋先生的揭发就是通过互联网传遍全世界，使中国人民家喻户晓并为之感恩。他的所作所为，正在成为知识分子、医务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的榜样，鼓舞人们去戳穿谎言，追求真实。中国只有出现更多的像蒋先生这样的独立而承担社会责任的个人，我们才能在一个封闭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中，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大参考 2003.5.20)(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