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幫家庭成長的真實記錄

在外人看來，我們家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通過傳統的婚姻結合在一起，我的姐妹們像警察或股票經紀人的女兒一樣長大，整天為學習成績和晚會禮服操心。我的父親羅伊．德米奧也很普通，像其他父親一樣，他也喜歡電影、音樂和精美的食物，星期天在電視機前一坐就是一個晚上。惟一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父親是個黑手黨。

在我上六年級時，父親經保羅．加斯蒂萊諾(當時甘比諾家族中的二號人物，1976年成為家族領袖，被人稱為「老大中的老大」)介紹，加入甘比諾家族。甘比諾家族是紐約黑手黨五大家族之一，「業務」涉及謀殺、販毒、敲詐、放高利貸等。由於心狠手辣、手腳利落，父親深得保羅賞識(有報導說他指使父親殺了100多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直線上升，收入也急劇增加。我們家在長島買下了一座大宅，鄰居除了律師、醫生就是股票經紀人。對於一個像我父親這樣出生在布魯克林區的義大利裔男孩來說，這座大宅幾乎是他美國夢的頂點。但是搬到那裡兩年後，災難開始降臨到我們家頭上。

克里斯闖了禍：我們全家面臨滅頂之災

1979年冬天，就在我13歲生日過後不久，父親的一位手下闖了大禍。克里斯托弗．羅森伯格(我們都叫他「克里斯」)一直是父親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貪心的驅使下他背著父親「幹了一票大生意」：兩個哥倫比亞毒販從佛羅里達帶一大筆錢來紐約交易，克里斯本來是中間人，但他卻把那兩個人幹掉了，私吞了那筆錢。更要命的是，他在與哥倫比亞人打交道時用的是我父親的姓氏，自稱「克里斯．德米奧」。

哥倫比亞人沒過多久就追查到了紐約，併發現是父親手下「黑」的他們。保羅也很快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怒不可遏，因為現在整個甘比諾家族的利益都面臨著遭到報復的威脅。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如此失去控制。有一天他很晚才回來，臉色鐵青，一進家就把自己鎖到了書房裡。當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時，他只告訴我克里斯辦了件「極蠢」的事，使父親的「生意」面臨著危險。但他沒有告訴我，克里斯的行為不僅使父親面臨著被家族「執行家法」的危險，更有可能給我們全家帶來滅頂之災。與義大利黑手黨不同，哥倫比亞人在復仇時常常會「株連九族」，向對方的家人下手。幾十年前，紐約黑幫的五大家族曾達成一項「協議」－－－即使相互之間火拼也不能傷害對方成員的妻子和孩子，否則將面臨「集體懲罰」。但哥倫比亞人則沒有這個顧忌，實際上他們更喜歡向仇家的直系親屬下手，認為這樣更有懲罰性。

13歲的小保鏢：我保護姐妹們的安全，身上隨時帶著槍

我們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座堡壘。到處都裝上了攝像頭和探照燈，我們每次走出屋門都處在「表兄喬」的監視之下。他是父親的一位手下，已經搬到我家地下室來住，父親向我的姐妹編造藉口說「他需要借住幾天」。關於自己的工作父親對母親講得很少，對姐妹們則隻字不提，但他平生第一次打破了自己最重要的原則－－－把我帶到這場危險的遊戲中來。

父親向我解釋了全家人的危險處境，「有人想找上門來殺我，他們也許會傷害你的姐妹。從現在起，你們不能和我坐一輛車，弗雷迪(父親的司機)會用另一輛車接送你們。你們不要在大街上行走……只要你離開家門，身上隨時都得帶著槍，並且不能讓姐妹們一個人外出。在學校裡你也得保護她們，時刻給她們放哨，但是不要讓她們發現，」他停了下來，清了清嗓子，「如果有人想傷害她們，你就開槍，絕不要手軟，因為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我費力地嚥了口唾沫，點了點頭。

於是從第二天起，我在上學前都會把一支手槍藏在口袋裡。當其他男孩子在課間追逐打鬧或者與女孩調情時，我則遠遠地站在一旁，警惕地監視著姐妹們周圍。放學後，我也忠實地履行著全家人保鏢的職責，帶著家裡那只名為「少校」的德國牧羊犬在院子裡巡視。父親每天都會往家裡打幾個電話，詢問有沒有異常情況。

殺了一個西班牙人：我能聞到左輪手槍散發出的火藥味

異常終於出現了。有一天，一個年輕的西班牙男子找上門來，告訴母親他是個推銷員。母親說不感興趣，於是他就告辭了。但是母親注意到當我放學時，那個人的車還停在對面的街道上。父親回來後，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並且隔著窗戶向他指認了那輛車。

父親大聲命令「表兄喬」跟上他，說完就拔出槍，衝到了大街上。弗雷迪馬上跑去開車。看見有人拎著槍氣勢洶洶地向自己衝過來，西班牙人立刻發動汽車，準備逃跑，緊急啟動的輪胎在安靜的街道上發出刺耳的聲音。父親和喬跳上「凱迪拉克」，疾馳而去。我只看到他倆把身子探出車窗外，手裡揮著槍。一個小時後，我又聽到了汽車發動機的轟鳴。父親匆匆走進來，遞給我一把左輪手槍。我能聞到它散發出的火藥味，而且感覺到槍膛還很熱。「把它擦乾淨包在垃圾袋裡，隨時準備處理掉。」沒過多久，父親從書房裡出來。他拎著一個包，表情嚴肅，一邊下樓一邊大聲喊著我姐妹的名字。「準備一個包，帶上你們需要的一切，我們5分鐘後出發！」他的命令很簡短。母親的表情既憤怒又恐懼，姐妹們則不知所措。「快去！」父親厲聲說。「5分鐘後上車！」

我們飛速駛離了長島。在黑夜裡不知道走了多遠，我們最後來到一家偏僻的汽車旅館，暫時住了下來。父親把我們安頓下來之後就走了，他說有些「業務」需要處理。

錯殺無辜：西班牙裔小夥子身上佈滿了槍眼

兩星期後父親回來了，他宣布我們可以回家了。沒有人問任何問題，我們默默地駛回長島。

在逃亡期間我們幾乎與世隔絕，絲毫接觸不到外面的消息。因此在回家的當天晚上，父親坐在廚房裡，開始看堆在門廊上的報紙。

突然，我注意到他猛地坐直了身體，愣愣地盯著手中的報紙。

他把它放下，再拿起來看，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內容。

文章描寫的是兩個星期前發生在長島的一起槍殺案：先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街頭奪命追蹤－－－一輛「凱迪拉克」瘋狂地追上一輛「野馬」小轎車；追蹤的高潮是槍戰，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打靶」，因為受害者、一個年輕的西班牙裔男子根本沒有還擊。「凱迪拉克」上的兩名男子向他的汽車開了近300槍，小夥子身上滿是槍眼。目前凶手的殺人動機尚不清楚，警方也沒有掌握到什麼線索，只不過查明瞭死者的身份。他是個大學生，平常利用課餘時間上門推銷吸塵器以補貼學費。他以前沒有犯罪記錄，在他的車裡也沒找到槍支。父親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凝固著震驚、茫然的表情。那個守在我家門前的年輕人只不過是個無辜的大學生，卻誤撞上了父親的槍口。父親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殺死了一個無關的小夥子、別人的兒子。他坐在那兒，盯著報紙，眼淚慢慢淌了下來。我和姐姐嚇呆了，因為在我們的記憶裡，父親沒有掉過一滴眼淚。接著他站了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上樓回到書房，把門緊緊地關上了。父親崩潰了。幾天內他不吃不喝，幾個星期後才恢復正常的飲食，但他的眼中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光彩。白天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拉上所有窗簾，晚上他不停地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我躺在床上，聽著他沈重的腳步聲，腳步聲偶爾還被洗手間的嘔吐聲打斷。多年以來，他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生活，把殺人當作生意中令人不快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現在，他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了。他殺死的不是一個黑幫分子，而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他毀了一個大學生的家庭，同時也毀了我們的家庭。

「死人行走」：克里斯被殺後，父親在我眼裡已經死了

父親還有一樁「生意」沒有了斷。保羅．加斯蒂萊諾對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殺死一個無辜的年輕人感到很不滿，這樣做不僅愚蠢，而且很冒險。此外，他仍懷疑父親與哥倫比亞人那件事有瓜葛。為重新取得保羅的信任，父親必須「解決」克里斯。有一天夜裡，父親沒有回家。我十分擔心，帶著「少校」在院子裡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回來了，臉色蒼白，精疲力竭，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到書房，立刻把門關上了。晚飯後，我們一邊玩牌一邊看電視。突然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注意，「今晨，警方在布魯克林區一條偏僻的街道上發現了一名年輕人的屍體，經確定死者名叫克里斯托弗．羅森伯格。他身中數彈，汽車也被自動武器打得遍體鱗傷。警方認為這是一起黑幫火拼事件。」我盯著屏幕。父親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猛地關掉電視。母親站在那裡，一動不動。我感覺嘴裡很乾，空氣好像凝固了。父親回到書房，兩天沒有出來。監獄官員常用「死人行走」來形容死囚犯走向行刑室。在我眼裡，父親已是一個「行走的死人」，他被「執行」只不過是時間問題。13歲時，我知道父親已經死了。

後記：4年後的1983年，羅伊．德米奧的屍體在一輛汽車的後備廂中被人發現。警方沒有破案，但阿爾伯特知道是父親的手下干的。阿爾伯特本人大學畢業後作了股票經紀人，1992年精神失常。現在仍住在長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