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抗疫與中國民間組織

世上的事物,對生活其間的人群而言,其作用與影響都有正有負,即使非典(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在已經把非典列為"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的中國,網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則 "黨治不了的, 非典都能治" 的順口溜,真真是"說到百姓心裏":

非典「治病」

大吃大喝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公款旅遊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文山會海、欺上瞞下、賣淫嫖娼,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這裡說的是壞事。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空間,還有不少好的事物,有許多屬於人類經數百年摸索犧牲而終於獲得的共識,無奈在今日之中國,仍為一黨專制的政體所"嚴防峻拒"。比如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比如言論與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權利不容侵犯……還有雖晚近些,但在許多國家已蓬勃發展,並成為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重要支柱的基金會與非政府組織(NGO)。

應該說,所有這些,在非典期間的中國都如清明前後的小草一樣,在處處冒頭。比如天津鎮民拚死保護他們集資修建的學校;比如網上自發的對非典疫情和救治辦法的傳播;比如在原先只有"喉舌"才許出聲的重大領域出現的評述與抨擊……在此期間,非盈利的民間組織也沉靜、務實地活動著。平日他們關注環境、社區,幫助救助婦女兒童和小動物,如今在抗非典的特別時期,他們在網上徵集志願者,開展"黃絲帶行動",開通心理輔導的"天使家園熱線",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和人脈關係,填補政府統一號令下的疏忽與不足……。

本來,在非典爆發之初,密切關注社會發展變化的有識之士已經開始呼籲:國難當頭,正是擴展社會空間、消弭階層對抗,實現社會寬容與諒解的大好時機。NGO的組織者和志願人士,正是日漸成熟的民間社會的代表,正打算以他們一貫的仁心、耐心與細心,搭橋、補臺、扶助弱者……而且分文不取。十年來,他們舉步唯艱,但公平的觀察者不得不承認,正是這批人代表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生長點。

現代社會生長點

有趣的是,在中國官家掌控的傳媒上竟不見關於他們的隻言片語,而他們超越自己直接領導的行動,不管起了多大作用,竟受到頂頭上司不斷警告。

民間組織從歷史上看在中國雖然不很發達,但並非完全沒有痕跡可循。遠的不說,近代以來,宗祠、商會、同業會……都曾在中國人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到了1949年之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統一調配資源,決絕地斬斷一切橫向的和區域性的聯絡,實施戰時軍事化的"全國一盤棋":事事一統到底,人人服從中央。順者昌逆者亡,官家組織之外的一切聚眾行為都是居心叵測。筆者幼年時,曾經歷政府對"一貫道"的剿滅,如今聽到這三個字還本能地栗慄然。

時至1980年代初,民間組織在中國已經絕跡,包括唸經的和唱曲兒的。為維持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有結社之自由",以筆者見識所及只剩下一個支撐門面的"鼻煙壺研究會"。

1980年代的開放與開明給中國人帶來新的活氣,有了一點餘錢剩米、更兼愛國愛民之心膨脹的准中產階級,終於在國家的災難與不足--環境污染、荒漠化、教育與醫療缺失、野生動物絕跡……面前,走到了一起。聯絡他們的,不是宗族與集團利益,更多的是愛好與理念,還有常常遭人恥笑與誤解的責任感。

其實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曾經(或正在)為官家效力,還有不少本人就是共產黨員,但不知怎麼,一說要自己組織起來,當局的臉立刻拉長。但中國畢竟已經"入世",經濟發展包括官員們發財都要依仗與外部世界"接軌"。與全世界有更多的共同標準與共同語言、往往更為外人所看重與信賴的民間組織,成了當局愛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燙山芋。

對來自當局的猜忌與刁難,他們心知肚明:共產黨當初怎麼把國民政府弄得焦頭爛額的,不就靠著一個個地下組織麼?由環境組織發展起來的綠黨,在有的國家不是已經問政了麼?上班有單位、退休有街道,非得自己再來個組織,怎麼可能不認為是在和共產黨叫號?

一句話,官家腦子裡"階級鬥爭那根弦",不管怎麼穿西裝、坐奔馳就是松不下來。

這就是中國民間組織的生存環境。

沒時間和那批把著權的小官僚糾纏。走出體制的束縛,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是他們眼界與心胸使然。這批先驅者已經脫出僅僅是自然人、經濟人的境界,更看重自己社會人和文化人的角色,以及精神上的綠洲與藍天。

(原載BBC)(5/14/2003)(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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