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抗疫與中國民間組織

在已經把非典列為"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的中國，網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則 "黨治不了的, 非典都能治" 的順口溜，真真是"說到百姓心裏"：

非典「治病」

大吃大喝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公款旅遊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文山會海、欺上瞞下、賣淫嫖娼，黨治不了，非典治了。

這裡說的是壞事。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空間，還有不少好的事物，有許多屬於人類經數百年摸索犧牲而終於獲得的共識，無奈在今日之中國，仍為一黨專制的政體所"嚴防峻拒"。比如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比如言論與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權利不容侵犯……還有雖晚近些，但在許多國家已蓬勃發展，並成為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重要支柱的基金會與非政府組織（NGO）。

應該說，所有這些，在非典期間的中國都如清明前後的小草一樣，在處處冒頭。比如天津鎮民拚死保護他們集資修建的學校；比如網上自發的對非典疫情和救治辦法的傳播；比如在原先只有"喉舌"才許出聲的重大領域出現的評述與抨擊……在此期間，非盈利的民間組織也沉靜、務實地活動著。平日他們關注環境、社區，幫助救助婦女兒童和小動物，如今在抗非典的特別時期，他們在網上徵集志願者，開展"黃絲帶行動"，開通心理輔導的"天使家園熱線"，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和人脈關係，填補政府統一號令下的疏忽與不足……。

本來，在非典爆發之初，密切關注社會發展變化的有識之士已經開始呼籲：國難當頭，正是擴展社會空間、消弭階層對抗，實現社會寬容與諒解的大好時機。NGO的組織者和志願人士，正是日漸成熟的民間社會的代表，正打算以他們一貫的仁心、耐心與細心，搭橋、補臺、扶助弱者……而且分文不取。十年來，他們舉步唯艱，但公平的觀察者不得不承認，正是這批人代表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生長點。

現代社會生長點

有趣的是，在中國官家掌控的傳媒上竟不見關於他們的隻言片語，而他們超越自己直接領導的行動，不管起了多大作用，竟受到頂頭上司不斷警告。

民間組織從歷史上看在中國雖然不很發達，但並非完全沒有痕跡可循。遠的不說，近代以來，宗祠、商會、同業會……都曾在中國人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到了1949年之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統一調配資源，決絕地斬斷一切橫向的和區域性的聯絡，實施戰時軍事化的"全國一盤棋"：事事一統到底，人人服從中央。順者昌逆者亡，官家組織之外的一切聚眾行為都是居心叵測。筆者幼年時，曾經歷政府對"一貫道"的剿滅，如今聽到這三個字還本能地栗慄然。

時至1980年代初，民間組織在中國已經絕跡，包括唸經的和唱曲兒的。為維持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有結社之自由"，以筆者見識所及只剩下一個支撐門面的"鼻煙壺研究會"。

1980年代的開放與開明給中國人帶來新的活氣，有了一點餘錢剩米、更兼愛國愛民之心膨脹的准中產階級，終於在國家的災難與不足--環境污染、荒漠化、教育與醫療缺失、野生動物絕跡……面前，走到了一起。聯絡他們的，不是宗族與集團利益，更多的是愛好與理念，還有常常遭人恥笑與誤解的責任感。

其實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曾經（或正在）為官家效力，還有不少本人就是共產黨員，但不知怎麼，一說要自己組織起來，當局的臉立刻拉長。但中國畢竟已經"入世"，經濟發展包括官員們發財都要依仗與外部世界"接軌"。與全世界有更多的共同標準與共同語言、往往更為外人所看重與信賴的民間組織，成了當局愛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燙山芋。

對來自當局的猜忌與刁難，他們心知肚明：共產黨當初怎麼把國民政府弄得焦頭爛額的，不就靠著一個個地下組織麼？由環境組織發展起來的綠黨，在有的國家不是已經問政了麼？上班有單位、退休有街道，非得自己再來個組織，怎麼可能不認為是在和共產黨叫號？

一句話，官家腦子裡"階級鬥爭那根弦"，不管怎麼穿西裝、坐奔馳就是松不下來。

這就是中國民間組織的生存環境。

沒時間和那批把著權的小官僚糾纏。走出體制的束縛，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是他們眼界與心胸使然。這批先驅者已經脫出僅僅是自然人、經濟人的境界，更看重自己社會人和文化人的角色，以及精神上的綠洲與藍天。

（原載BBC）(5/14/2003)(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