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把非典列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的中国，网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 "党治不了的, 非典都能治" 的顺口溜，真真是"说到百姓心里"：
非典“治病”
大吃大喝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公款旅游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文山会海、欺上瞒下、卖淫嫖娼，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这里说的是坏事。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还有不少好的事物，有许多属于人类经数百年摸索牺牲而终于获得的共识，无奈在今日之中国，仍为一党专制的政体所"严防峻拒"。比如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比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侵犯……还有虽晚近些，但在许多国家已蓬勃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运行重要支柱的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NGO）。
应该说，所有这些，在非典期间的中国都如清明前后的小草一样，在处处冒头。比如天津镇民拼死保护他们集资修建的学校；比如网上自发的对非典疫情和救治办法的传播；比如在原先只有"喉舌"才许出声的重大领域出现的评述与抨击……在此期间，非赢利的民间组织也沉静、务实地活动着。平日他们关注环境、社区，帮助救助妇女儿童和小动物，如今在抗非典的特别时期，他们在网上征集志愿者，开展"黄丝带行动"，开通心理辅导的"天使家园热线"，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人脉关系，填补政府统一号令下的疏忽与不足……。
本来，在非典爆发之初，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呼吁：国难当头，正是扩展社会空间、消弭阶层对抗，实现社会宽容与谅解的大好时机。NGO的组织者和志愿人士，正是日渐成熟的民间社会的代表，正打算以他们一贯的仁心、耐心与细心，搭桥、补台、扶助弱者……而且分文不取。十年来，他们举步唯艰，但公平的观察者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批人代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生长点。
现代社会生长点
有趣的是，在中国官家掌控的传媒上竟不见关于他们的只言片语，而他们超越自己直接领导的行动，不管起了多大作用，竟受到顶头上司不断警告。
民间组织从历史上看在中国虽然不很发达，但并非完全没有痕迹可循。远的不说，近代以来，宗祠、商会、同业会……都曾在中国人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到了1949年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统一调配资源，决绝地斩断一切横向的和区域性的联络，实施战时军事化的"全国一盘棋"：事事一统到底，人人服从中央。顺者昌逆者亡，官家组织之外的一切聚众行为都是居心叵测。笔者幼年时，曾经历政府对"一贯道"的剿灭，如今听到这三个字还本能地栗栗然。
时至1980年代初，民间组织在中国已经绝迹，包括念经的和唱曲儿的。为维持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有结社之自由"，以笔者见识所及只剩下一个支撑门面的"鼻烟壶研究会"。
1980年代的开放与开明给中国人带来新的活气，有了一点余钱剩米、更兼爱国爱民之心膨胀的准中产阶级，终于在国家的灾难与不足--环境污染、荒漠化、教育与医疗缺失、野生动物绝迹……面前，走到了一起。联络他们的，不是宗族与集团利益，更多的是爱好与理念，还有常常遭人耻笑与误解的责任感。
其实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曾经（或正在）为官家效力，还有不少本人就是共产党员，但不知怎么，一说要自己组织起来，当局的脸立刻拉长。但中国毕竟已经"入世"，经济发展包括官员们发财都要依仗与外部世界"接轨"。与全世界有更多的共同标准与共同语言、往往更为外人所看重与信赖的民间组织，成了当局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烫山芋。
对来自当局的猜忌与刁难，他们心知肚明：共产党当初怎么把国民政府弄得焦头烂额的，不就靠着一个个地下组织么？由环境组织发展起来的绿党，在有的国家不是已经问政了么？上班有单位、退休有街道，非得自己再来个组织，怎么可能不认为是在和共产党叫号？
一句话，官家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不管怎么穿西装、坐奔驰就是松不下来。
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
没时间和那批把着权的小官僚纠缠。走出体制的束缚，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是他们眼界与心胸使然。这批先驱者已经脱出仅仅是自然人、经济人的境界，更看重自己社会人和文化人的角色，以及精神上的绿洲与蓝天。
（原载BBC）(5/14/2003)(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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