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坐火車，一個平常的週末，從長沙去漢口。進站排隊，本來不長的隊伍，等到列車員開始檢票，局面立刻大亂。後邊的人一擁而上，隊伍立刻粗壯幾倍。一位扛著行李、領著小孩的婦女，被人流沖得東倒西歪。很多衣著時尚的年輕人，堂而皇之地從後邊直插進來，顯然對這種場面已經駕輕就熟。我一邊耐著性子往前磨，一邊想：有沒有什麼好辦法治一治不排隊的毛病？當場想到兩個，一是用幾個彪形大漢充任糾察，手執皮鞭，照著不排隊的就抽；再一個就是用粗鋼管焊成通道，讓排隊的人像屠宰車間的牲口那樣，只能按規定的路線行進。但再一想，兩條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隸社會的產物，與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格格不入；鋼製欄杆也不能治本，中國需要排隊的地方那麼多，哪裡去搞那麼多鋼管嘛。只有聽之任之，反正亂擠一陣之後，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車能按時發出，不影響大局也就行了。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傢伙，守秩序的人永遠吃虧。
發達國家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但人家的隊確實比我們排得好。電視上有時宣傳某國經濟出了問題，銀行遇到擠提，但畫面上卻比我們存款的排隊秩序還好。由此我認為：不願意排隊似乎是中國人的一種本性，文革動亂時不排隊，形勢大好時也不排隊。不僅賣漿引車者不排隊，身份體面的人也沒有排隊的習慣。不信你在北京開兩會的時候做個試驗：散會時不要安排專車，讓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車，照樣夾塞兒硬擠，比他們所代表的人民強不到哪兒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國人的不守秩序是因為資源不足造成的？我認為主要不是這個原因。資源充足與否，從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今天的資源比20年前要豐富多了，但亂擠依舊。
有一個社會模型很能說明問題：乘飛機。飛機對號入座，資源是充足的。但登機時，照樣爭先恐後，照樣後來居上。當然，擠的人有一個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沒有地方放，看來還是資源不足。那麼下飛機的時候不用著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經常乘飛機，每次都看到機艙門還沒開，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開行李箱、拎下行李，擠在過道上，時時準備噴射而出的架式。這時他們並沒有現實的利益。他們迫不及待地擠在過道上，已經是一種下意識，大概是覺得別人已經站起來，自己還坐在那裡是，肯定會吃虧。
另一個社會模型是塞車。我曾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其情形是，所有的車輛都放慢速度，前後保持一二十米的距離，緩緩前行。沒有人往別人前邊亂插。因為他們知道，前邊有障礙，往前亂鑽只會把事情搞壞。但中國人不然。只要有一條縫，他就要鑽進去，本來別人還可以走，他一鑽，大家都走不了。但對他來說，鑽進來，就算都走不了，心裏也安然；如果不鑽進來，看著別人走，心裏就難受。
這兩個社會模型反映出，中國同胞爭先恐後的心態，已經深入到潛意識，即使沒有利益，這種心態也足以令他向前猛衝。
這讓我想到了基因這個詞。人與人的不同，是由基因決定的。民族與民族的差異，也是由基因決定的。正如我們無論怎樣吃西餐、穿西裝，仍不能改變我們是黑眼睛、黃皮膚一樣，我們無論蓋多少「歐陸風」的房子、引進多少外國機器，我們的觀念還是國產的。21世紀了，我們的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從9寸到背投、電漿，比起發達國家並不遜色，但螢屏上還是「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的那一套，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決定的。
最近讀了一本談健康的小書，一位保健專家針對中國人迅速發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現象提出一個論點，認為與中國人的「貧困基因」有關。什麼是貧困基因？他解釋說，在一個食物缺乏保障的環境裡，能夠最大限度地存儲能量的人，容易捱過飢荒；而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就會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來的人就都具備了存儲能量的能力，由於這是貧困的生活環境所造成，所以稱之為「貧困基因」。所有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具有貧困基因。這在食不果腹時，是生存的優勢，而到了生活條件富裕之後，這種基因會使人過度存儲熱量，轉化為脂肪，進而破壞代謝機制，引發糖尿病。統計表明，由不發達到溫飽的階段，糖尿病的發病率最高，歐洲、亞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長期貧困的生活能給人培育出「貧困基因」，那麼，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不可能不給中華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懼，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時代，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歷史，從大的局面來講，總是分裂多於統一，戰亂多於和平。即令漢、唐、宋、明、清，這幾個中國人可以引以為光榮的輝煌王朝，也都是誕生於血海之中。一統江山之後，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時間恢復元氣，然後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貞觀、康干之治，接著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漢末、魏晉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國、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賤如草芥的年代。就算僥倖生在盛世，如果運氣不好，遇上冤獄，命運也一樣悲慘。清代著名的文字獄大案，都發生在聖明的康、雍、干三朝。再考慮到自然災害、官吏盤剝、異族入侵等情形，中國人民的歷史可以說儘是血淚。如果把中華民族看作一個生命，那這位老人真是歷盡劫難，沒有過幾天好日子。元代詞人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說的就是這個慘痛。
在這個苦難的生存環境裡，人民沒有任何權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賤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有什麼財產是屬於自己的。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還會有種種無法預測的突如其來的災禍降臨，俗語說「人有旦夕之禍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屋漏偏遭連陰雨」，就是這種境遇的寫照。所以魯迅說中國人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這種狀態下的中國人，只能是聽天由命、朝不慮夕、提心吊膽，如驚弓之鳥一般捱日子。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這樣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還有可能苟活；猶豫一點的，顧及一點禮義尊嚴的，早就成了亂軍囊中的人肉乾。幾經淘汰，恐懼就進入了先民的基因。我們今天看廣東、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堅固如堡壘，這正是客家人恐懼基因的物化形態，反映出當時生存環境之殘酷。
建國之後，和平與發展是基本面，但對老百姓而言，恐懼仍舊。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不從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損害的人應以億計。推行公有制計畫經濟，將老百姓剝奪之徹底，歷朝歷代都不能比擬。59年至61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現在看來，不過是毛澤東要和彭德懷賭口氣，本來要「糾左」的，彭一提意見，毛乾脆「反右」，這一口氣賭下來，不但彭德懷和一大批稍微有一點良心的官員走了背運，還連累至少2000萬中國人從共和國的戶籍冊上被銷掉。
即使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恐懼也沒有消除，只是恐懼的內容發生變化。沒發財的，怕一輩子受窮；發了財的，怕政策變。更普遍的心態，是怕別人得了便宜，自己吃虧。我們坐飛機，廣播說延誤兩小時，沒人著急，因為大家都同樣晚；但正點登機的時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亂擠，因為怕別人走在自己前邊。落後就要吃虧，不爭就要受損，這就是恐懼基因在現階段的具體表現。
恐懼基因與現代文明很難相容。那麼它能否改造呢？我認為可以。西方國家，在15世紀之前，可以說是在黑暗中與我們平行前進，甚至落後於我們。長達1000年的黑暗中世紀，給歐洲人民留下了同樣的烙印。可是，當我們以加速度向著封建統治的深谷墮下時，人家一個急轉彎，迎著光明而去，東西方文明從此分野。這一道光明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它照亮了歐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們今天去歐洲走馬觀花轉一下，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閑，心態很平和，秩序井然。沒有防盜門，沒有防盜網，上街不用把背包掛在胸前。開車不搶道，過馬路不闖紅燈。借錢消費而不是把錢存進銀行；晚年有養老金保障而不是養兒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簡而言之：民主與法治。這既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懼基因的良方。
我們再看一下東鄰日本。它與我們同文同種，文化基因基本相同，還一直以中國為學習的榜樣。但明治維新以後，它公然宣稱「脫亞入歐」，恨不得將黃皮膚一起漂白。二戰以後，日本真正引入西方價值體系，短短几十年，變成了一個遠東的西方國家。這不僅體現在它的產值和科技上，更體現在它的國民素質上。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國留學生親身經歷後寫了文章，其中有一段描述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記述說，地震發生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舖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一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我們不能動。我們的困難，政府會來解決。我想，假如地震發生在我國任何一個城市，我們任何一個人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君子嗎？我表示懷疑，因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認是一個公德水平比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餓死不食他人的東西」，比坐懷不亂還要難百倍。
在中國，搶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搶就真有可能餓死。日本人不搶，是因為他內心確信，政府不會看著國民餓死，他一定會得到救援。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就是說由於人家實行民主與法治，老百姓心裏踏實；而我們這邊，不確定的東西太多，老百姓內心的恐慌、焦慮、擔憂當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種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覺得邏輯比較清晰了：秩序的混亂是由於人們內心的恐慌－－內心的恐慌是因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決於我們祖先的生存方式－－要改變基因就要改變生存方式（20年來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變）－－在一定物質條件基礎上，以自由、平等、科學、民主的思想啟蒙人民，是改造舊基因，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決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
只強調經濟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設」，不修補中國傳統基因中的缺陷，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強國，人民永遠不可能無憂無慮地生活。廣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夠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經濟實力夠強了，然而一場「非典型肺炎」引發的恐慌，就讓人們看到了這個社會是如此脆弱不堪。
發達國家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但人家的隊確實比我們排得好。電視上有時宣傳某國經濟出了問題，銀行遇到擠提，但畫面上卻比我們存款的排隊秩序還好。由此我認為：不願意排隊似乎是中國人的一種本性，文革動亂時不排隊，形勢大好時也不排隊。不僅賣漿引車者不排隊，身份體面的人也沒有排隊的習慣。不信你在北京開兩會的時候做個試驗：散會時不要安排專車，讓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車，照樣夾塞兒硬擠，比他們所代表的人民強不到哪兒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國人的不守秩序是因為資源不足造成的？我認為主要不是這個原因。資源充足與否，從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今天的資源比20年前要豐富多了，但亂擠依舊。
有一個社會模型很能說明問題：乘飛機。飛機對號入座，資源是充足的。但登機時，照樣爭先恐後，照樣後來居上。當然，擠的人有一個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沒有地方放，看來還是資源不足。那麼下飛機的時候不用著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經常乘飛機，每次都看到機艙門還沒開，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開行李箱、拎下行李，擠在過道上，時時準備噴射而出的架式。這時他們並沒有現實的利益。他們迫不及待地擠在過道上，已經是一種下意識，大概是覺得別人已經站起來，自己還坐在那裡是，肯定會吃虧。
另一個社會模型是塞車。我曾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其情形是，所有的車輛都放慢速度，前後保持一二十米的距離，緩緩前行。沒有人往別人前邊亂插。因為他們知道，前邊有障礙，往前亂鑽只會把事情搞壞。但中國人不然。只要有一條縫，他就要鑽進去，本來別人還可以走，他一鑽，大家都走不了。但對他來說，鑽進來，就算都走不了，心裏也安然；如果不鑽進來，看著別人走，心裏就難受。
這兩個社會模型反映出，中國同胞爭先恐後的心態，已經深入到潛意識，即使沒有利益，這種心態也足以令他向前猛衝。
這讓我想到了基因這個詞。人與人的不同，是由基因決定的。民族與民族的差異，也是由基因決定的。正如我們無論怎樣吃西餐、穿西裝，仍不能改變我們是黑眼睛、黃皮膚一樣，我們無論蓋多少「歐陸風」的房子、引進多少外國機器，我們的觀念還是國產的。21世紀了，我們的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從9寸到背投、電漿，比起發達國家並不遜色，但螢屏上還是「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的那一套，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決定的。
最近讀了一本談健康的小書，一位保健專家針對中國人迅速發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現象提出一個論點，認為與中國人的「貧困基因」有關。什麼是貧困基因？他解釋說，在一個食物缺乏保障的環境裡，能夠最大限度地存儲能量的人，容易捱過飢荒；而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就會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來的人就都具備了存儲能量的能力，由於這是貧困的生活環境所造成，所以稱之為「貧困基因」。所有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具有貧困基因。這在食不果腹時，是生存的優勢，而到了生活條件富裕之後，這種基因會使人過度存儲熱量，轉化為脂肪，進而破壞代謝機制，引發糖尿病。統計表明，由不發達到溫飽的階段，糖尿病的發病率最高，歐洲、亞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長期貧困的生活能給人培育出「貧困基因」，那麼，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不可能不給中華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懼，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時代，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歷史，從大的局面來講，總是分裂多於統一，戰亂多於和平。即令漢、唐、宋、明、清，這幾個中國人可以引以為光榮的輝煌王朝，也都是誕生於血海之中。一統江山之後，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時間恢復元氣，然後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貞觀、康干之治，接著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漢末、魏晉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國、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賤如草芥的年代。就算僥倖生在盛世，如果運氣不好，遇上冤獄，命運也一樣悲慘。清代著名的文字獄大案，都發生在聖明的康、雍、干三朝。再考慮到自然災害、官吏盤剝、異族入侵等情形，中國人民的歷史可以說儘是血淚。如果把中華民族看作一個生命，那這位老人真是歷盡劫難，沒有過幾天好日子。元代詞人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說的就是這個慘痛。
在這個苦難的生存環境裡，人民沒有任何權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賤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有什麼財產是屬於自己的。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還會有種種無法預測的突如其來的災禍降臨，俗語說「人有旦夕之禍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屋漏偏遭連陰雨」，就是這種境遇的寫照。所以魯迅說中國人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這種狀態下的中國人，只能是聽天由命、朝不慮夕、提心吊膽，如驚弓之鳥一般捱日子。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這樣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還有可能苟活；猶豫一點的，顧及一點禮義尊嚴的，早就成了亂軍囊中的人肉乾。幾經淘汰，恐懼就進入了先民的基因。我們今天看廣東、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堅固如堡壘，這正是客家人恐懼基因的物化形態，反映出當時生存環境之殘酷。
建國之後，和平與發展是基本面，但對老百姓而言，恐懼仍舊。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不從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損害的人應以億計。推行公有制計畫經濟，將老百姓剝奪之徹底，歷朝歷代都不能比擬。59年至61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現在看來，不過是毛澤東要和彭德懷賭口氣，本來要「糾左」的，彭一提意見，毛乾脆「反右」，這一口氣賭下來，不但彭德懷和一大批稍微有一點良心的官員走了背運，還連累至少2000萬中國人從共和國的戶籍冊上被銷掉。
即使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恐懼也沒有消除，只是恐懼的內容發生變化。沒發財的，怕一輩子受窮；發了財的，怕政策變。更普遍的心態，是怕別人得了便宜，自己吃虧。我們坐飛機，廣播說延誤兩小時，沒人著急，因為大家都同樣晚；但正點登機的時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亂擠，因為怕別人走在自己前邊。落後就要吃虧，不爭就要受損，這就是恐懼基因在現階段的具體表現。
恐懼基因與現代文明很難相容。那麼它能否改造呢？我認為可以。西方國家，在15世紀之前，可以說是在黑暗中與我們平行前進，甚至落後於我們。長達1000年的黑暗中世紀，給歐洲人民留下了同樣的烙印。可是，當我們以加速度向著封建統治的深谷墮下時，人家一個急轉彎，迎著光明而去，東西方文明從此分野。這一道光明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它照亮了歐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們今天去歐洲走馬觀花轉一下，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閑，心態很平和，秩序井然。沒有防盜門，沒有防盜網，上街不用把背包掛在胸前。開車不搶道，過馬路不闖紅燈。借錢消費而不是把錢存進銀行；晚年有養老金保障而不是養兒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簡而言之：民主與法治。這既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懼基因的良方。
我們再看一下東鄰日本。它與我們同文同種，文化基因基本相同，還一直以中國為學習的榜樣。但明治維新以後，它公然宣稱「脫亞入歐」，恨不得將黃皮膚一起漂白。二戰以後，日本真正引入西方價值體系，短短几十年，變成了一個遠東的西方國家。這不僅體現在它的產值和科技上，更體現在它的國民素質上。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國留學生親身經歷後寫了文章，其中有一段描述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記述說，地震發生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舖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一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我們不能動。我們的困難，政府會來解決。我想，假如地震發生在我國任何一個城市，我們任何一個人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君子嗎？我表示懷疑，因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認是一個公德水平比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餓死不食他人的東西」，比坐懷不亂還要難百倍。
在中國，搶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搶就真有可能餓死。日本人不搶，是因為他內心確信，政府不會看著國民餓死，他一定會得到救援。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就是說由於人家實行民主與法治，老百姓心裏踏實；而我們這邊，不確定的東西太多，老百姓內心的恐慌、焦慮、擔憂當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種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覺得邏輯比較清晰了：秩序的混亂是由於人們內心的恐慌－－內心的恐慌是因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決於我們祖先的生存方式－－要改變基因就要改變生存方式（20年來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變）－－在一定物質條件基礎上，以自由、平等、科學、民主的思想啟蒙人民，是改造舊基因，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決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
只強調經濟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設」，不修補中國傳統基因中的缺陷，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強國，人民永遠不可能無憂無慮地生活。廣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夠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經濟實力夠強了，然而一場「非典型肺炎」引發的恐慌，就讓人們看到了這個社會是如此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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