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SARS與人權的完整性

隨著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主持的記者會的結束，也隨著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被解職，一個頌揚胡、溫新政的輿論高潮再次掀起，制度性災難又一次變成歌功頌德的主旋律：新黨魁和新總理對疫情的高度重視，不戴口罩親自深入疫情前沿，一位「揪心」，一位「鞠躬」，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親民形象；敢於對瀆職高官進行嚴懲和向民眾公布疫情真相，展示了胡、溫新體制的負責、高效、廉潔；各級組織和各單位採取積極有效的防治措施；醫務人員表現出堅守陣地、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的職業風範；有關的醫藥部門和醫藥市場全力以赴地滿足民眾的要求，工商部門對乘機牟利的不法奸商進行嚴查狠打；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對中國防治措施的讚美……的確，與中共以往的做法相比，特別是與江澤民時期的「遠華大案」中負有責任的賈慶林等人的免責相比，胡、溫體制應對SARS疫情的整治措施不可謂不果斷嚴厲，表現出為政者的政治責任感和親民作風，得到海內外輿論的某種肯定，也不為過。然而，這種應對突發危機的措施能否變成制度慣例，並由此開啟中國新聞體制和權力監督的實質性改革，仍然不能抱有太樂觀的期待。

從2002年11月始於廣東的SARS疫情，由於中共政權的刻意隱瞞，而在五個月後發展成全球性災難。當疫情超出國界而變成世界性瘟疫之時，中共製度的種種弊端便極為醒目地凸現在世人面前，對中國政府的指責便一浪高過一浪。中共高層在國內外輿論和WHO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對外公布疫情和懲處相關官員。然而，從目前中共最高層採取的應急措施看，仍然陷於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而沒有從制度本身下手，開始治標又治本的實質性改革。中共高層沒有自省：此前5個月的時間內，難道SARS病情的持續蔓延的真相，他們真的全然不知？為什幺在十六大和兩會期間，中共國務院沒有舉行過一次關於SARS疫情的新聞發布會？難道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政府在4月上旬的新聞會上公開說謊，沒有得到中共高層的意旨？為什幺截至4月20日之前，中國的所有官方媒體仍然對張文康的言論做出全然肯定的報導？難道這樣的「輿論導向」不是出自最高層的指示？SARS天災演變為制度性謊言的人禍，難道僅僅是一兩個瀆職的官員所為？

即便是4月20日的新聞發布會，仍然停留在獨裁製度的黑箱水平上，仍然為此前的重大瀆職甚至犯罪行為進行無賴式的辯護。換言之，無論是此前的長時間隱瞞，還是現在的有限公開，中共政權仍然是權威信息的唯一柯斷者，中共喉舌也仍然是權威信息的唯一發布者；大陸媒體仍然沒有自己的獨家消息和獨立評論，而是一律刊發由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審定的新華社通稿；撤掉了當眾撒謊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換上來的常務副部長高強仍然在說謊和耍無賴，整個記者會仍然是空話和廢話多於實際內容。

比如，當記者問到此前的隱瞞時，他幾乎把責任全部推給了那些無足輕重的原因：

突發的SARS疫情難以界定，因為我們一時間很難掌握病毒來源、病毒性質和病毒傳播途徑。那幺，北京出現的第一例SARS病人時，廣東和香港的SARS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怎幺還能對SARS如此無知。還是被撤職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誠實，他在4月初就承認：北京在3月1日就出現了SARS病人，但是由於兩會的原因而沒有公布。

醫院太多且分屬於不同部門管轄，所以難以在短期內調查，衛生部準備不足和防疫體制比較薄弱等，並著重強調「對疫情數字統計不准和故意隱瞞有本質的不同。」而對一系列根本的制度弊端卻隻字不提。如果不是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的良知，通過境外媒體揭露北京的SARS真相，中共高層能否採取現在的措施還很難說。

一味強調與WHO合作得非常好，卻根本不提該組織對中國政府的批評。

當記者問道「為什幺責怪衛生部門指導不力？」時，高強先要為衛生部門評功擺好，然後再避重就輕強調客觀條件造成的失誤。

最典型的無賴式回答是：當記者問到「以前你們不公開，那幺這次你們公開的數據怎幺才能表明是真實的呢？我們又怎幺相信你們這次的是真實的呢？」高強回答說：「你們憑什幺不相信呢？我又怎樣才能讓你們相信呢？」而這段問答卻在新華社發出的記者會實錄裡不見了，顯然是被「政治正確」給「正確」掉了。事實是，以中共體制的本性而論，瞞天過海的謊言是獨裁製度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獨裁體制本身的道德導向和從政激勵，就是鼓勵甚至縱容以謊言來掩飾錯漏。就政權本身而言，一黨私利高於社會公益和民眾福祗；就各級官員而言，個人的烏紗帽重於一切！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了任何問題，官員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飾、如何防止消息走漏，以免被更高層的領導追究責任。所以，在制度黑箱中，太多災難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又有太多的自然災難演變為慘烈的人禍。

一個在人命關天的公共衛生數字上都可能肆意作假的政府，又如何可能在其它的數字上公布真相？而一個如此撒謊和不負責任的政權，國際社會又怎能放心它在國力上強大之後，不對世界和平和主流文明構成威脅？外界輿論多看到信息黑幕對政府形象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損傷，而作為每天生活在黑箱中的大陸人，感到的卻是人權和人命的絕對貶值。

所以，在事關政權的穩定、信譽和形象的SARS疫情的問題上，對國人和世界的公然撒謊，不可能是張文康和孟學農擅自作主，應該有來自更高權力層的授意。當初的隱瞞是為了政權利益，現在的「坦白」和「懲處」，仍然是為了政權利益。因為在中共的價值排序中，人命關天事小，危及政權的政治危機和信譽危機事大，只有當「人命關天」的天災危及到一黨利益之時，這樣的天災才會引起當局的重視，才會拋出一兩個替罪羊來平息沸騰的民怨。糾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如此，結束文革浩劫的撥亂反正如此，今天的防治SARS亦如此……這是中共執政以後的一貫做法，沒有絲毫制度創新的新意。只要制度不變，以後仍將如此。同時，在此次SARS危機中，中共政權對民眾的知情權和言論權的剝奪，直接導致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生存權的嚴重威脅，宣布中共所謂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人權觀的荒謬，也說明瞭尊重人權就必須理解人權的完整性，公民的政治權利對保障生存權和發展權來說，非但不可偏廢，反而極為重要。

由於隱瞞所導致的SARS疫情的全球氾濫，說是中共政權將天災變成「反人類罪」的人禍，一點也不過分。張文康和孟學農的被撤職，儘管是罪有應得，但在中國的體制下，發生這樣的人禍，絕非任何個別官員的責任，也絕不僅僅是張文康個人隱瞞真相的責任。難道他的繼任高強在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沒有撒謊？即便他提供的疫情數字是真實的，他為此前的制度性謊言的辯護，也是極不誠實地。無論是張文康還是高強，二人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發言，不過是「奉旨行事」而已，是中共政權根據其「一黨利益」的政策調整而已。將近半年時間，中共政權在應對SARS疫情上的不負責任，使國內外的質疑和指責之聲日益升高，已經導致了政府信譽的嚴重危機，也對經濟造成巨大衝擊，而經濟高增長是中共維繫政權合法性的殺手??，直接關係到政局穩定。所以，在強大的國內外輿論和WHO的壓力下，中共高層終於省悟到：SARS天災已經變為人禍，再不採取有效措施，就很可能演變為危及社會穩定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使中共自「六四」以來奉行的「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的統治策略破產，也將對剛亮相的胡、溫體製造成沈重打擊，所以，才有了4月20日的亡羊補牢。

換言之，官方關於SARS的新政策，並沒有絲毫改變中國的制度事實－－沒有新聞自由、權力不受監督和一黨私利高於公共利益。即便假定胡、溫是仁君清官，但專制的制度事實，並非一兩個正直的高官所能改變。朱鎔基為芳林村小學爆炸事故向民眾道歉，南昌幼兒園大火案、彩虹橋倒塌案、石家莊大爆炸案……也都有相關的大小官員被處罰，但這一切並沒有帶來民眾知情權和監督權受到體制化踐踏的現狀的絲毫改變，也沒有在SARS出現早期採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如果SARS疫情不是變成了危及整個世界的「黃禍」，進而危及到中共政權的政經利益，中共高層會對自己的馬前卒如此「痛下狠手」嗎？

只要這樣的獨裁政治的黑箱體制不變，只要國人沒有知情權和言論權，只要中國沒有獨立的傳媒，即使每遇突發危機都有有關官員被撤職，也無法改變制度性的謊言，無法遏制官員們說謊隱瞞真相的惡習。但願胡、溫體制能夠從SARS災難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把4.20作為制度改革的轉折點，使這個言論管制和不受監督的獨裁製度走向新聞自由和有限政府之途。否則的話，SARS之後還會有超SARS的災難發生。

（作者系大陸作家、評論家，現居北京。）

(《人與人權》5月號文章選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