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天已病,人知否?

包蘭迪爾在《政治人類學》中說,可以普遍地認為,權力要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就必須維持集體安全和繁榮的狀態,這是掌權者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個永遠付不完的代價。掌權者不僅必須在道義上,而且必須在巫術意義上對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的生存負有責任。

在巫術意義上,掌權者必須像神一樣無所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當社會產生了某種"壞"的東西即我們厭惡的東西,如貧窮、失業、破產、死亡等等,那麼它必定被認為是某種壞的意圖、某種陰謀、某種不道德的行為的結果,在經典中稱為"失德"。在中國傳統社會,如果一個皇帝在位期間飢荒降臨大地,就可能被視為失德,很容易失去"天授之權"。而這種危機觀是不講理性和邏輯的,只要人們認定是與掌權者相關,掌權者就不可避免要成為犧牲,承受全部罪惡。

掌權者要像神一樣無所不能,在政治體制上必須是福柯所說的那種牧人式權力,也就是極權體制。牧人式權力是由國家全面的指導管理民眾的生活,國家與社會融合為一體。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地、無限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甚至包括私人家庭和隱私。

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迫使人們認為,只有先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或政黨,然後用其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才能重建社會、國家和各領域的組織制度,才能解決新問題和克服全面危機。這樣,中國建立威權主義政治體制。

威權主義政治體制是不是對付社會危機的一種對策的最佳選擇?在表面看起來,甚至可以有個清晰的論證,它是最佳選擇。

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似乎提供了堅定、清晰的理性生活圖景,但這都是意志的幻像,一種自我欺騙。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現實中,個人生活是處在各種可怕的風險之中。對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強烈訴求可以反襯出風險之可怕。

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在人的力量可以到達的情況下,在人世間建立起儘可能極盡萬物萬事的理性秩序。但是,將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光環去掉,就會看到,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不可能對生活中的遭際的所有風險加以全盤整合,加以控制和避免。因此,超出理性的超驗信仰還是必須的,由上帝做著人不能做的事。

既然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並非原來所確信那樣,那麼可以重新評估其效果。致力於天災與制度的相關性研究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所論證說:民主國家決不會把天災變成人禍,而專制國家則屢屢把天災變成人禍。

一場社會危機如果首先是以謠言的方式傳播。一種恐慌情緒正在席捲這個社會,SARS病流行之初的恐慌和謠言四起的狀況,不能不令人深思。心理的恐怖已經演化成比病毒更大的洪水猛獸,蠱惑著每個人的神經。

SARS病之所以能夠造成這樣可怕的影響,是因為它是無法克服和預防的,它是超出人類控制的,無形的,可能存在於任何一個空間,都有可能讓任何一個體甚至具有普通人不可比擬的優越預防條件的政治精英走上不歸之路。

SARS病對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致命威脅是接近了。由於超出理性,人們會普遍將它同神秘聯繫起來,認為社會產生了罪惡,才導致如此可怕的懲罰。

現在的死亡人數和比例在總人口數還比較小,尚未讓人們的精神崩潰。政府的隱瞞疫情和失信造成了人們最後的屏障也消失了。因此,當死亡人數和比例大得人們無法容忍時,政府就會認為是罪惡的來源,成為「替罪羊」對集權體制的長期怨恨,以及無所依托的恐懼感二者共振起來,人們就會進入那種不講理性和邏輯的巫術狀態。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就徹底崩潰了。

即使這場危機得以撫平,可勝利總是令人不安,危機四伏,充滿猜忌和懷疑。安定的秩序還是不存在的,還是站在火山口,堤防著突如其來的振動和噴發。社會危機總是徘徊在幕後,等待時機和機會。
(4/29/2003)


來源:新世紀(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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