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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能抓住改革的契機嗎?

2003-04-24 03:02 作者:作者:林保華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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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在中國和世界的傳播,成為人類的新災難,後果會如何,誰也無法知道。但是可以判斷的是,這是中共野蠻、封閉政治體製造成的惡果。日前中共撤掉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只是企圖解決問題的開始。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非典問題還會繼續擴大,即使非典過了關,也還會有其他預料不到的災難發生。

這次發生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中共對媒體的嚴密控制,這是中共應付危機的經常手法和基本招數,也已經成為下意識的手段。不但在媒體、網際網路嚴禁報導有關事件,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在北京「兩會」期間呼籲國際社會介入調查廣東非典型性肺炎,更成為南方報業集團被整肅的理由之一。其實這個呼籲不是有先知先覺的真知灼見嗎?但是卻成了犯錯犯罪行為,中共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由此可見。

然而軍隊的槍支、武警公安的棍棒,乃至最現代網際網路上的防火牆都擋不住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中共將為此付出代價,遺憾的是,中國的老百姓,乃至人類,都要成為中共的陪葬品。也許,這正是他們長期縱容中共為非作歹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只希望這個代價不要付出的太大,期望現代科學能把這個代價限制在最小范圍。

現在中共的媒體大量報導有關非典的情況,但願由此可以打開中共資訊封鎖的缺口,有心人應該有意識的做些事情。因此即使有「過火」報導也不要大驚小怪,更不能像報導伊拉克戰事那樣給中共的「輿論導向」牽著鼻子走。只有啟動了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才能夠談得上政治改革。而這個新聞改革,正是中共最保守的江澤民之流所嚴守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江澤民連續多年被國際保護記者協會評為「傳媒公敵」。

當然,對中共的改革不單是針對新聞封鎖、黑箱作業的問題,而是要改革它的唯利是圖的貪婪本質。1957年,當時的教育部長、民主人士張奚若對中共有十六個字非常中肯和一針見血的批評,因為刺到痛處而使毛澤東耿耿於懷,多次在中央會議上予以批判消毒。張奚若對中共的批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這十六個字不但用在毛澤東身上,不也是江澤民活脫脫的寫照嗎?如果中共十六大的新班子能用這十六個字的教訓來改造自己,那就有可能使中國打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否則他們可能成為中共半個多世紀罪惡統治的殉葬品。

1957年反右,帶來1958年大飢荒的人禍,死了幾千萬人。1961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做檢討,給中共帶來改革的契機。但是不久毛澤東反撲,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陷進更罪惡的深淵。文革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上億人口受到直接衝擊,經濟面臨崩潰邊緣,鄧小平走改革開放道路,又給中共帶來改革的第二次契機。然而特權利益作祟,鄧小平後來停止了政治改革,而江澤民更把政治改革拉後退,於是出現這次非典病毒的災難。這次當然也給改革帶來契機,但是如果中共只顧及特權集團的利益,則這次改革也可能胎死腹中。因為這次還談不上改革,撤掉一些官僚的職務並非第一次,石油部長宋振明、副總理康世恩曾為鑽井臺倒塌、商業部長王磊曾為多吃多佔、交通部長丁關根曾為火車事故被撤掉職務,那都是中共在改革勢頭向上升的時期做出的決定;但是改革一停止,就沒有這類戲唱了,例如丁關根反而受到江澤民的重用主管宣傳的閻王殿十幾年。現在撤掉張、孟的黨內職務,連理由都沒有說,還要黑箱作業,因此同改革還沾不上邊。但是事不過三,這次的契機如果失去,中國老百姓是否還會給中共其他機會呢?

1985年,戈巴契夫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第二年發生切爾諾貝利核電廠輻射泄漏事件,釀成巨大災難。戈巴契夫在他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說:「我們的工作是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以為我們可以只採取治標辦法,可以耍花招掩人耳目,那是不能容許的。對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的和客觀的報導。縮手縮腳態度是一種不可取的政策。」中共一直歪曲戈巴契夫的改革成就,正是這個災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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