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於18世紀流傳到法國。18世紀下半葉，巴黎出版了一種多卷本的漢學著作《北京耶穌會士雜記》，該書第五卷就刊有介紹李白、杜甫的文章，這可能是法國最早介紹唐代詩人的文字。但由於18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著重儒家經典，忽略中國純文學的研究，因而除榜列「五經」之首的《詩經》之外，當時介紹到法國的唐詩並不多。對中國文學表現濃厚興趣，並開始對唐詩作系統介紹的是19世紀法國著名漢學家埃爾維．聖．德尼侯爵（1823∼1892），他於1862年完成的《唐詩》一書，是歐洲漢學界介紹中國唐詩的先驅譯著之一。這部譯著，根據唐詩集中、日文版《唐詩和解》、《唐詩和選詳解》、《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詳注》，選擇了李白、杜甫、陳子昂、高適、王維、白居易、孟浩然、韋應物、王昌齡、李商隱等35位詩人97首詩，每個重要詩人都附有簡介，每首詩後都有詳細註釋。聖．德尼侯爵所譯唐詩，力求「透徹理解詩句所展現的形象和意境，盡力抓住主要特點，保留它的感染力和色彩」，「著意於這些原詩的整體畫面」的再現，因此，這部譯著達到了較高水平，直至1977年再版時，出版者還稱它是一部「主要的、最好的中國詩歌的法文譯著」。這部《唐詩》附有譯者寫的一篇題為《中國詩歌藝術和詩律學》的長篇導言，這是法國學者研究中國古選（唐詩）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譯者在這篇導言中詳細考察了中國詩歌藝術從《詩經》到《唐詩》所經歷的變化、發展，探討了中國古詩的內部規律，並對這一藝術的巔峰唐詩作了如下的高度評價：「孔夫子故土的詩人們像凱撒帝國的詩人一樣，也有自己偉大的時代……這就是唐朝，就是杜甫、王維和李白生活的時代。這幾位享有的盛名超過賀拉斯和維吉爾。他們的詩是漢語這一活語言的瑰寶，就是中國的山村僻野都名聲赫赫。」此書曾流行一時，對推動中、法詩歌交流產生過積極影響。19世紀法國著名詩人戈蒂耶和馬拉美都從中受到啟迪，寫出了一些充滿中國情調的「中國詩篇」。戈蒂耶還給女兒朱迪特．戈蒂耶請了一位中國人教她中文，共同譯出了一本名為《玉笛》的中國詩集。
20世紀法國對中國唐詩的介紹和研究，呈現多姿多采的局面。曾寓居中國達12年之久的法國大詩人保爾．克洛岱（1868∼1965），從20年代起，就先後翻譯了中國古典詩詞40來首，其中有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柳宗元的《江雪》等，他的譯詩往往抓住原詩的某個中心思想加以生發、創造，因而移植與原作有些「變形」，但也不乏佳句，多數譯作大致保持了原作精神，進一步推動了中、法詩歌的「對話」。30年代我國留法學者梁宗岱、徐仲年、羅大岡等曾翻譯、介紹過不少唐詩，為推進唐詩在法國進一步流傳、促進中法文學交流作出了貢獻。梁宗岱曾譯過王維的詩，深得羅曼．羅蘭的好評。徐仲年曾以《李太白的時代、生平和著作》為題在里昂大學通過博士學位，此後，他先後在《里昂大學雜誌》上發表了《白居易研究》，在法國的《水星》雜誌上發表了《中國詩人杜甫》，在《交流》上發表了《李白詩》、《杜甫詩》等詩歌譯作和文章，這些譯著在法國研究界產生過較大影響。羅大岡先生在留法和瑞士期間，奉獻出了兩本著作：《唐詩百首》（1942年初版，1947年再版），《首先是人，然後是詩人》（1948年版）。前者翻譯了唐詩百首名作，是上世紀聖．德尼侯爵的《唐詩》選譯的一種補充，後者譯介了中國古代詩壇7位大家，除屈原、陶潛和李清照外，唐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賀。這兩本書在法國漢學界極享盛名。
本世紀下半葉，在法國知名漢學家保爾．戴密微的帶領下，法國的唐詩研究有了更大發展，許多唐代名家名篇被一再重複地翻譯、轉述，多者竟達五次之多（如李白的《獨坐敬亭山》，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有關唐詩的譯著和論著竟相問世。如1962年出版的由保爾．戴密微主編的《中國古詩選》中，單唐朝就選譯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詩人，106首詩詞，1968年出版的程紀賢先生的《唐代詩人張若虛詩歌的結構分析》是法國研究唐代詩人的第一本專論。 1977年，法國又有兩本唐詩論著出版，一是程紀賢先生的《中國詩語言》，一是雅熱的《唐代詩人及其環境》。前者就唐詩藝術作了出色的分析，同時譯介了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等37位詩人的122首詩詞；後者除對唐詩作了總的介紹外，著重介紹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韓愈等幾個主要詩人。1982年，保爾．戴密微先生的《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出版。這是譯者直接根據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敦煌卷子精心整理譯述出來的。從時間上講，早於我國首次出版的《王梵志詩選》。1983年出版的保爾．雅各布的《唐詩》譯本，選譯了李白、杜甫等38位詩人152首詩。1984年巴黎阿爾央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隱、李白詩選。1985年法國先後出版兩種寒山詩譯本，一本書名為《寒山》，譯寒山詩108首；另一本書名為《雲遊四方的詩人》，譯寒山詩331首。僅此所舉，唐詩在法國被譯介盛況便可見一斑。
本世紀法國研究者對唐詩的內容和藝術特點都進行了深入然的潮流、友誼的潮流、人道主義潮流和中國人的享樂主義潮流（保爾．雅各布《唐詩．序》）。在藝術上，法國人特別看重唐詩運用象徵手法創造形象的特點，認為象徵是中國詩歌的生命線，「猶如心臟之於軀體」，「沒有象徵，詩歌就將失去力量」（保爾．雅各布《唐詩．序》）。經過悉心探究，他們列舉了唐詩中常用的象徵形象：龍象徵皇上最高權力，鳳凰象徵皇上的德行，麒麟是長治久安的象徵，猿聲是旅人離分時的傷感的表現，鶴是永生的化身，蝙蝠跟西方相反，則代表著幸福，鴛鴦是愛情的象徵，大雁給分離的情人帶來消息，知了象徵復活之後便是死亡，梧桐常在描寫秋天的詩中出現，楊柳表示別離，蘭花是純潔的象徵，牡丹是富貴的標誌，等等（雅熱《唐代詩人及其環境》），因而對中國古詩（唐詩）豐富的象徵意蘊十分欣賞。在研究方法上，法國研究者也有新的突破。有的運用比較的方法，從文化的角度，對唐詩進行考析，如胡若詩女士的博士論文《唐詩中的鏡子與1540∼1715年間的法國詩》，從文化視角，對唐詩中「鏡子」的象徵作了一番深入細緻的透視，並從不同的文化背景出發，對中法詩歌中的「鏡子」的喻像進行了比較研究，有獨到見解。有的運用統計的方法對唐詩流派深入探究，如吳德朋教授的《李商隱詩歌中的短標題》一文，將李商隱詩中的短標題進行統計）與李白、杜甫、王維、韓愈、張籍詩中的同類詩加以比較，發現李商隱與杜甫明顯的相似之處，從而看出杜甫對李商隱的影響。有的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對唐詩的藝術奧秘進行洞幽燭微的探究，如程紀賢先生的《張若虛的詩歌結構分析》和《中國詩語言》，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法蘭西民族是個勇於探索、熱愛詩歌的偉大民族，他們對中國古詩，特別是唐詩充滿著不衰的探索熱情，就是在今天，中國新文學愈來愈成為西方注目的重心，但唐詩仍然是法國許多漢 學家致力研究的課題，有的老學者如吳德明先生，在退休之後仍在精心建構自己的重頭著作《李商隱研究》。幾年之前，在巴黎市長的倡導下，巴黎曾舉行過一次別開生面的、包括李白、杜甫在內的中國詩人作品表演會。這都表明：法國人對中國唐詩始終保持著一種深厚執著的熱情，對其藝術奧秘的探究，還要長久地繼續下去。
二、俄蘇的唐詩研究
俄國對唐詩的譯介始於19世紀，1874年在彼得堡出版了王勃《滕王閣序》的俄譯本。1880年瓦．巴．瓦西裡耶夫（1818∼1900）在其所著《中國文學史綱要》中盛讚中國古詩的繁榮時，首先向俄國讀者介紹唐代大詩人的名字，他寫道：「如果我們（俄國人）知道並且高度評價普希金、萊蒙托夫、科裡左夫的短詩，那麼中國人在綿綿兩千年裡出現的詩人，像普希金等那樣的詩就有成千上萬……這裡僅舉出司馬相如、杜甫、李大白、蘇東坡等就夠了。」瓦。米．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對司空圖的《詩品》作了多年研究，寫成碩士學位論文《中國論詩的長詩：司空圖（837∼908）的<詩品>》，1916年在彼得堡作為專著出版。這是俄國第一部研究唐詩的巨著，作者全面系統地分析了《詩品》的內容和成就，尤其讚賞《詩品》的詩歌風格論和意境說，並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唐代詩人的創作為例證，加以闡釋和論述。
蘇聯對唐詩的翻譯是比較充分的。十月革命後，阿列克謝耶夫倡議對中國詩歌進行研究，並在1920年提出一個翻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宏大規劃。
唐詩俄譯本在蘇聯最流行的有兩種，一種是1956年出版的《中國古典詩歌集（唐代）》，由費德林編選並寫有一篇長序，亞歷山大羅夫、馬爾科娃、巴斯曼諾夫等15人譯；另一種是1957年出版的《中國詩歌集》第二卷（唐詩），由郭沫若和費德林編選。兩書的出版者均為國家文學出版社，印數均為35000冊。這兩種選集入選的詩人多，是反映面最廣的唐詩俄譯本。前一種選入58位詩人的181首詩。其中李白選18首，杜甫選20首，白居易選18首，王維選17首，選三四至七八首的有孟浩然、劉長卿、岑參、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選一二首的有王績、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瀋佺期、賀知章、王翰、崔國輔、李頎、王灣、王之渙、王昌齡、高適、常建、李嘉佑、錢起、張繼、顧況、戴叔倫、張志和、孟郊、韓愈、王建、李賀、李紳、曹鄴、皇甫松、聶夷中、杜荀鶴、牛希濟等。後一種在前一種的基礎上略有增刪，增加張若虛、陳子昂、張九齡、皮日休等，擴大為62位詩人的202首詩。
蘇聯著名女詩人阿赫馬托娃所選譯的《杜甫抒情詩集》，出版於1967年。在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唐朝大詩人的選譯本有吉托維奇譯《李白抒情詩選》（1956年、1959年兩種）及《杜甫抒情詩集》（1967年），吉托維奇和蘇霍魯科夫各譯一種《王維詩集》（分別為1959年、1979年），還有《唐詩三人集（李白、王維、杜甫詩歌三百首）》（1960年），白居易的選集多達六種（均費德林譯），它們是《白居易絕句集》三種（1946年、1949年、1951年）。
《白居易詩集》（1958年、1978年兩種）和《白居易抒情詩集》（1965年）。1949年出版的費德林的《白居易絕句集》，是一本研究兼翻譯的著作。唐代詩人被蘇聯漢學家研究並寫成專著的，除司空圖、白居易外，還有李白、杜甫和王維。女漢學家費什曼在1941年完成了副博士學位論文《歐洲對李白的學術研究》，1958年她又寫出專論《李白的生平與創作》。謝列布裡亞科夫的專著《杜甫評傳》，出版於1958年。據謝列布裡亞科夫的概括，蘇聯研究杜詩的成就在於「確認了杜甫創作的主要思想傾向和高度評價詩人在發展文化中的作用」。出版於1984年的達格丹諾夫的專著 《王維創作中的禪佛思想》，比較全面地論析了王維的生平與創作，同時抓住王維同禪佛的關係這條線索，作了重點評述。達格丹諾夫還從同樣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等詩人，並寫出一系列有關的論文。
蘇聯當代研究者對唐詩成就的論述，以費德林最具代表性。他在1972年紀念白居易誕生一千二百週年的文章中說：繼陶淵明之後，「唐代詩人陳子昂也反對舊的形式和題材，克服矯揉造作晦澀難懂的詩風，主張恢復三國時期曹植、阮籍的詩風和韻律規則。隨著詩歌題材的進一步擴大，詩歌的形式也更加豐富。8世紀便出現了當時最傑出的風景詩巨匠、詩人和畫家王維」，這個時期「最大的詩人李白在絕句和七律上己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並對以後數百年的詩歌發展發生巨大的影響」。安祿山之亂導致唐朝衰落以後，「舊的優秀詩歌傳統的繼承人和新的詩歌的創始人杜甫……表現了對祖國命運的憂慮、對老百姓利益的深切關懷和對孤苦無告者遭遇的同情」這種「人道主義傾向」。
(摘自《唐代文學研究年鑑》、作者：錢林森、李明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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