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劉軍寧在政法大學的一次奇怪經歷

余傑:劉軍寧遭遇「警察大學」

2003年3月28日晚,著名學者劉軍寧在中國政法大學遭遇了一次奇怪的經歷。這次經歷對「政法大學」這個名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對劉軍寧本來安排的學術講座的題目「憲政中國」更是一次莫大的諷刺。

2003年3月26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社團「爭鳴社」策劃邀請著名政治學學者劉軍寧來學校作題為「憲政中國」的學術講座。社團的負責人將這一活動向學校團委匯報,得到了團委的支持。政法大學的學生社團活動比較有特色,採取各社團競標的方式,結果爭鳴社以12票對6票擊敗了競爭的社團,獲得了此活動的舉辦權,並得到校方撥給的六百元人民幣的活動經費。

從27日起,爭鳴社的許多同學便著手操辦講座事宜,落實教室、張貼海報等,均有條不紊地展開。28日晚6點30分,劉軍寧來到學校,幾名學生陪同他到學生餐廳就餐。7點20分,就餐完畢之後,學生陪同劉軍寧走向講座地點第一階梯教室。與此同時,在教室負責接待的同學突然發現,學校的團委書記和副書記帶著數名身穿黑色西裝的不明身份者,來到教學樓大門前。7點30分,也就是講座預定開始的時候,劉軍寧等人即將走進教學樓,突然之間,整座教學樓全部斷電,在教學樓中的數千學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斷電之後,校方人員開始封鎖教學樓,只准出不准進。在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學生會的黨員幹部。見到這種情況,爭鳴社的同學只好將劉軍寧護送出學校。其中有一個同學混入第一階梯教室,發現還有許多同學不願離去,他們看到有人走進來,還以為是主講者劉軍寧,便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爭鳴社的幾名同學在送走劉軍寧之後,發現校門旁邊停靠著兩輛神秘的奧迪轎車。眾所周知,奧迪轎車是某「特別部門」最喜歡使用的轎車。他們還驚奇地發現,在短短十多分鐘的時間裏,他們在各宿舍樓張貼的關於講座的海報全部被撕得干乾淨淨,而其他活動的海報卻完好無損。之後,這幾名同學發現他們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蹤,他們便回到了學生宿舍。不久,社團負責人受到學校團委的召見,團委的有關官員嚴厲警告說:「今天的事情不僅驚動了校長,還驚動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們都派人來了,甚至還準備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你們不准再談論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爭鳴社的一名同學在校園裡行走的時候,還受到兩名校警長時間的跟蹤。

據政法大學的同學表示,像這種突然斷電的情況,他們在學校學習數年間只遇到過一次。因此,據我分析,這次斷電顯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關方面精心的安排。採取斷電的辦法來阻止學術講座的正常舉行,也虧得某些人士想得出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來。本來,劉軍寧這次講座的題目並非敏感話題,因為在中共十六大之後,關於「憲政」的討論逐漸浮出水面,從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到民間社會,都在談論中國的「憲政問題」。作為中國最優秀的政治學學者之一的劉軍寧,來到作為中國最優秀的法學院之一的中國政法大學,作一次關於憲政問題的講座,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這次活動,從程序上來說,這次活動完全是合法的。有關方面難以通過正常的途徑來阻止講座的舉行,居然採取這種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來威脅學者和學生,充分說明今天中國的大學早已經不是一塊「精神的聖地」。中國的大學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關部門」已經把答案告訴了我們。沒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學,還能算是真正的大學嗎?處處是特務和警察的大學,只能是「特務大學」和「警察大學」。

「六.四」大屠殺之後,大學成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國大陸所有的大學都淪為「警察大學」、「黨化大學」和「奴隸大學」。官方通過地毯式的輿論宣傳和若干御用學者的配合,在大學中拚命灌輸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民族主義等邪惡思想,企圖將新一代青年製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隸。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著關心教育的旗號,通過投入資金、改善待遇來安撫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學老師;另一方面則用種種手段來打壓、迫害那些堅持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學者和教授,阻撓他們接近並影響青年學生。秦暉、錢理群、肖雪慧、摩羅等諸多堅守學術良知的大學老師,都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不公正待遇:要麼被凍結職稱評定,要麼不准公開上課,甚至停發全部的工資。同時,某些御用學者卻飛黃騰達、五子登科,如厲以寧、朱蘇力、劉偉、林毅夫等人,儼然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們「輝煌」的人生軌跡,對那些剛剛考上大學的青年學生來說,具有莫大的「榜樣」的意義。至於基本的學術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許多青年學生眼中都成為了一些虛幻的、過時的觀念。近十多年來,官方在大學校園中實施的「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的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學已經成為官方的「囊中之物」。

劉軍寧的遭遇,最近幾年來我本人也不斷地遭遇到。兩年前,我應邀到貴州的幾所大學作學術講演,本來貴州大學、貴州醫科大學、貴州民族學院等學校已經安排妥當,但就在我到達的貴陽的第二天,省委宣傳部就專門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動,不准我進入貴陽的所有大學。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作學術報告,但我剛剛講完一半,江蘇省教育廳和宣傳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後面兩個大學的講座。最近半年來,這類事件又連續發生了四次: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林業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學校的講座,先後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對方要麼是說上面命令在「兩會」期間不准安排活動,要麼說臨近考試學生太忙。中國人民大學採取了與中國政法大學相似的、卻更加高明的手法:他們沒有將整座教學樓斷電,而僅僅是將這一間教室斷電--無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講座的那間教室的電路壞了,有關方面還特意派電工來裝模作樣地修理一番,然後告訴同學們說暫時修不好。而中央財經大學的同學則告訴我說,是學校「保衛處」通知他們取消講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學術講座跟「保衛處」怎麼扯得上關係呢?我不過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衛」,而我也形不成對「安定團結」的局面的「傷害」。我和劉軍寧先生都屬於「坐而論道」的知識份子,本不該受到「那雙看不見的手」如此高度的關注。

最近我在讀臺灣啟蒙思想先驅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當年在臺灣大學的遭遇讓我深有感觸。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的教育》一文,痛斥國民黨破壞教育、毒害學生的卑劣行徑,他指出:「今日臺灣的教育,細細觀察,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臺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社會』之途邁進。大致說來,這幾年臺灣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這就等於說,這半個世紀的時光是白浪費了。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一浪費,還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們真為下一代擔憂。」殷海光繼續寫道:「這幾年來,在背後控制臺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臺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藉政權便利從事佈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佈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一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如果把殷海光所說的「今日臺灣的教育」改為「今日大陸之教育」,不僅驚人的相似,而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中國的大學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讓人成為人的教育,而是讓人成為工具和野獸的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的淪陷,不是淪陷於異族,而是淪陷於本國的統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軍隊、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來管理大學,將大學逼進了一個「死門」。少數人為了保持自己並沒有合法性的權力,不惜讓斬斷民族文化命脈、摧抑大學精神。在我看來,對大學的戕害,是專制統治者對文明所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大學的淪陷,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衰敗的開端和標誌。殷海光當年感嘆臺灣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們今天離殷海光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過去了將近五十年,我們是在倒退的基礎上的再次倒退,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憂啊!


(《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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