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朱德在文革

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旬春節期間,朱老總參加上海會議後輾轉到達杭州。見面後,我發現他常常獨自一人嘆氣,我關心地問: 「你有什麼不好過?」 「沒有什麼。」他說得有氣無力。「會沒有什麼吧!」 幾十年的相處,我對他已十分瞭解,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使他不舒心的事,經我再三詢問。他也不說。後來他煩了,喊了一聲: 「不要問了!」 過了一會兒,老總的秘書悄悄對我說,這次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說羅有篡軍反黨的野心,撤了他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公安部長等職務。以後我問老總是否為上海會事心情不暢,他嘆了一口氣說:

「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澤東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他在屋裡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上海會議的情況我不清楚,但老總說的這幾句話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覺出了老總身上的細微變化。他在主持第三屆人大常委第三十次擴大會上,有這樣一段講話,要求大家認真讀馬、恩、列、斯的書,他說:「我現在沒有別的事情時,就天天讀書。今書也讀,古書也讀。今書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古書就是馬、恩、列、斯的著作。我感到很有興趣,也勸大家讀一讀。」

一九六六年五月,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點起了十年動亂的「文革」之火。 在這次會上,林彪作了長篇發言,蠱惑人心地大叫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他還在會上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指名批評攻擊黨中央幾位領導人,特別點了朱老總的名,把老總不讚同他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同時,康生散佈朱老總是空頭司令,是黨外人士等流言蜚語。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和林彪在軍內的親信,也惡毒地散播「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老機會主義者」……。這年八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等,公開攻擊朱老總。有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劃,一個打倒朱德、批鬥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開始興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們在中南海的住所,鋪天蓋地貼滿了「打倒朱德」、「朱德滾出中南海」等內容的大字報,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轟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標語。朱老總看了這些大字報後說:「是我的,我承認;不是我的,誰寫的誰負責。」 月底,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在燈市西口的牆上,辟有「朱德罪行」專欄。群眾組織聯合成立了「批朱聯絡站」;他們還準備於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批鬥朱老總,並讓我陪鬥。只是由於毛主席的干預,這個大會未能開成。

事情並未因此而了結。林彪一夥進而篡改歷史,他妄圖打倒朱老總,為他自己樹碑立傳,篡奪最高領導權製造口實,大肆宣傳是毛澤東、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的。在他們的脅迫下,井岡山革命紀念館陳列物說明中,竟把朱老總挑糧的扁擔,也說成是林彪的扁擔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黨的八屆十二中擴大會議上,吳法憲當面誹謗、侮辱朱老總,向他提問:你在井岡山是怎樣反對毛主席的?更為甚者,還有人一手遮天,製造了一起所謂「中國共產黨(馬列)案」,誣陷朱老總是他們虛構的這個組織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還設有常委若干人。據稱,一九六七年七月,這個組織曾秘密召開過代表大會,並成立了一個「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企圖發難、叛亂。林彪一夥下令到處追查,只是由於後來追查不出結果,而且已經露了馬腳,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當時朱老總對此淡然處之,不為所動。記得,有天我回到家裡,看見他正在看一張傳單,傳單上寫著所謂「中國共產黨(馬列)」的組成、人選等。朱老總邊看邊笑,我問他笑什麼,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造謠嘛,讓他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老總那些年處在這種逆境下,他心情抑鬱,終日少語,當他看那些造謠、誣陷幾位老帥的大字報時,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道:「心懷叵測,心懷叵測呀!」陷入更為憤懣的沉默中……。

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朱老總依然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可是他遭到不公正的圍攻,被污蔑為「三反分子」。會上,面對這些,他曾嚴正表明,四十多年來,他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實際的。他一直堅信,只要毛澤東、周恩來在,事情總會搞清楚,堅信歷史早晚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我也未能倖免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是全國婦聯領導小組的成員。一九六七年春,機關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南海的造反派來全國婦聯貼出大字報,說我攻擊江青,散佈江青的流言蜚語。大字報還說我是「走資派」等等。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下,我被揪了出來。

當時我隨同機關同志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貼滿在北大校園各個角落牆壁上的大字報,儘是些頌揚聶元梓,炮轟工作組,打倒黑幫分子等內容。大字報還提醒人們要跟上形勢。當時,我還是努力想著要跟上形勢,惟恐跟不上被打倒,但還是出現了被打倒的事實。我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麼會是走資派呢?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心中充滿一個個的疑團。

我向朱老總述說了心中的疑慮、不安和怨憤。我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還不知會怎麼樣呢?」他不緊不慢,頗為沉著地安慰我道:「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資派,就
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是這樣下去的。」他還告訴我,毛主席不相信我會反對他,他還讓董老告訴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總卻要我到群眾中去接受教育。他說,群眾是講理的。

我穿著一件棉大衣,天天擠乘公共汽車到婦聯機關,打掃衛生、擦地、生爐子。幾個「走資派」在一間屋子裡寫檢查,接受群眾監督,準備隨時出席大小批鬥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多名群眾給我戴上一頂紙糊的,寫有「走資派」字樣的高帽子,讓我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資派」李寶光站在一輛大卡車上,他們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寶光!」卡車在北京市區緩行著。在到中南海西門時,「打倒康克清!」的口號聲喊得更響,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遊街的消息。游完街回到婦聯機關後,不知怎的,我冒出一個想法:我游了街,被稱之為「走資派」,我還能回中南海的家嗎?我給中南海打了一個電話,得到同意後,我回到了中南海,警衛人員好心地對我講,不讓你出去,你堅持出去,你不出去,誰敢到中南海來找你?還是呆在中南海,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秉承林彪、「四人幫」的旨意,在這年三月三十日給全國婦聯群眾組織寫信,內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眾被授權並得到支持,在經委禮堂召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批鬥會,還對我搞了個「噴氣式」。會上,只許群眾批鬥,不准我回話。儘管我倒背雙手,低著頭,我還是開口駁斥那些不是事實的批判。在那段時間裏,不管是什麼樣的批鬥會,我只有一個信念:對自己和別人的事,都要實事求是。是我的錯,我承認;不是,我不承認。對別人的事,知道的講;不知道的,不講。事實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誰的,只要我瞭解,我也要如實予以說明。

下放從化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發布一號命令,宣布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朱老總覺察到這裡有「鬼」。他曾對我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跡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呵』。」但在「加強戰備、疏散人口」的藉口下,許多被視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都被疏散離開北京。朱老總被指定到廣東從化。

這個決定宣布後,他需要我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他,他也不放心我留在北京。可是,當時我的一切行動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我是不能隨意行動的。我向他講了為難之處,他無奈地說:「那只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老總的這個要求得到周總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預交涉下,我總算和朱老總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十月二十日當飛機抵達廣州白雲機場後,廣州軍區負責人從機場直接「禮送」我們到從化,不讓我們進入市區。 從化是個風景優美的療養地區,有溫泉,有療養設施。這次來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動,做些調查。我們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我和朱老總實際上是被軟禁了。聊可安慰的是,我與朱老總可以相依為伴,但我還是不習慣。在北京我是「自由民」。記得我曾對老總說:「在北京我是自由民,可以隨便走動,現在我只能在限定的範圍內活動,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我還滿腹牢騷地對他講:你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他們現在這樣無法無天地對待你。

朱老總卻不在意地笑笑,說:「平常我們工作忙,難得有機會休息一下。準備將來回去更好地工作。在這裡不也很好嗎?不進城,也是一樣生活。」 在那寂寞的日子裡,除了警衛員,只是我同朱老總形影相隨。孩子們遠在各地,時間越長越是不習慣。我思念戰友、同志、親人,我思念北京,更思念那些與我們同樣處在逆境中的老同志們。不久曾碧漪帶著她兩歲半的小孫女紅紅「疏散」到從化。我與她在江西蘇區時就相識,此時此地來了一位老戰友,還有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跑前跑後,為我和朱老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這時已是一九七O年的春天,我們三個大人常常帶著小紅,手提小竹籃,漫步在雨後的樹林草叢中,採摘野菜、蘑菇。大約是出於對朱老總的照顧吧,我們的伙食不時還有些魚、肉、蛋和海味。我和老總的伙食挺不錯的。而曾碧漪那裡很少有什麼葷菜,每逢此時,我或是把小紅紅叫來與我們共享,或是分一份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我被允許可到廣州走走
,或採購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在從化生活將近一年。一九七O年七月我與朱老總被通知回到北京。毛主席出面要朱老總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憲法。動身前,朱老總與我商量,到北京後不再回中南海住了。他說,那裡的條件雖好,但也實在不方便。搬在外面住,孩子們可以常來常往。回北京後,我們搬到萬壽路現在的住處。

朱老總人大常委的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到北京市及郊區的工廠、農村視察工作。他最關心,也最擔心的還是工農業生產。而林彪、江青一夥卻把紮紮實實抓生產的人誣為「唯生產力論」。朱老總常在家裡同一些來看望他的同志們說: 「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但實際上他們是在破壞革命生產。不勞動、不生產,能行嗎?糧食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康克清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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