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親歷記

前幾年,我曾拜讀一本偉大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談到「謀」,涉及到我和當時的《文匯報》,當然,由此開始,還使數以萬計的知識份子陷於羅網,成為「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的前奏。   事隔三十年,現在,早已雨過天晴,風和日麗,一切從實事求是出發,我應該把三十年前親歷的過程,不加修飾地加以敘述,希望能引出教訓,讓後人評議。   

為了使讀者瞭解「陽謀」的前因後果,我想從1956年講起,按時間的程序,根據記憶,儘可能詳細而扼要地將我親身所受一一記錄於下。   1956年5月,《文匯報》「自動」宣布停刊,職工除一部分肅反對象(其中有黨員)留滬繼續檢查外,其餘都遷往北京,參加《教師報》。我被任為總編輯。   
《文匯報》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當時上海的第-一書記(有名的「-言堂」)認為上海報紙太多,不便於控制,主張《文匯報》停辦。根據之一:剛調來的一位黨員副總編曾對人說:「我到文匯報的使命,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二、教育部正擬摹仿蘇聯,創刊《教師報》,乃派人和我們商定,吸收我們全部人員。

  《教師報》創刊後,我的心情是平靜的,以為不論從事業的前途,還是從個人的前途看,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必然的結果。加上當時教育部負責聯繫和幫助《教師報》的副部長柳緹(後也「擴大」成為「右派」)、葉聖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處得很好。舉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匯報》副總編某同志,曾把自寫的一篇文章,送柳緹副部長審閱,立即被批駁回來:「《教師報》的稿件,應由徐總編輯審決,除非徐鑄成同志認為應由部長審閱的稿件,並經他簽過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還。」   那年夏天,舉行全國人民代大
會,我曾去前門飯店看一位香港來的政協委員,在樓梯口巧遇《人民日報》的鄧拓同志,他熱情問我:「鑄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鄧拓同志聽了「哦」了一聲說:「我是聽到你在主持《教師報》了。」接著他說:「我認為《文匯報》停下來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別的報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當晚,我回家反覆沉思,《文匯報》究意有哪些特點,值得鄧拓同志懷念呢?   人代會後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聽了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同志的報告,闡發中共中央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以後簡稱「雙百方針」),很令人鼓舞。他在報告中還提到俞平伯的「新紅學」論,認為這是對他粗暴的批評,當場表示對俞先生道歉,我聽了很受感動。   過了幾天,又聽到一位黨員副總編輯傳達關於劉少奇同志兩次對新華社的講話,講話的大意是新聞工作以後不要生硬照搬蘇聯的經驗,報紙應注重消息(新聞),創造中國特點。劉少奇還建議,新華社不妨自己辦一張報紙,與《人民日報》比賽。   

又過了若干天,鄧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報》實行改版,貫徹中央「雙百」方針。「副刊」上也刊載不少以前從未有的新題材,如文喜劇等等。聽欽本立同志說,鄧拓同志已邀請蕭干同志為副刊顧問,幫助充實文藝作品,並組織作家來討論如何貫徹「雙百」方針。   當時,我家住在東四十條西口,和欽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報》集體宿舍只隔二、三家門面。他常於公余來我家談天。原《文匯報》的北京辦事處,在燈市口三號一條胡同裡,那時已改名《教師報》城內記者站(《教師報》報館在北太平莊建有辦公大樓、職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編委兼新聞部主任)負責。   她有時也來我家,約欽本立(她參加《文匯報》,原由欽向我推薦)一起來交談對《人民日報》之新改革以及「雙百方針」提出後之新面貌,甚為鼓舞。但那時我心如止水,安心於《教師報》工作,絕沒想到《文匯報》有朝一日會復刊的事。《教師報》每週出兩期,發行五十萬份以上,我也很高興。重要社論,大多由葉聖陶先生執筆,他的文風清麗而曉暢,沒有時行的教條氣,深得讀者的歡迎。我除每週主持兩次編前會議外,公余的時間較多,除讀書報外,可以在城內及四郊名勝遊覽,甚覺安適。   大約在6、7月間,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同志前來報社訪問(那時北太平莊尚屬遠郊區,《教師報》四周,還有大片大片的田疇或矮屋)。寒暄後,他向我問道:「你近來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緒甚好,安居樂業。」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說表面的話,你這位老辦報的人,在這一家一週出兩張的專業性裡泡著,能安得下心嗎?」接著他對我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請章伯鈞任社長,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來徵求你的意見。」我連忙搖頭說:「你知道這一臺戲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現在都在《教師報》,單把我一人調去當主角,這臺戲怎麼能唱?」他聽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談下去了,談了些別的,就告辭而去。後來怎麼請出儲安平的經過,我就不知道了
。   

又過了一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我應邀去波蘭大使館參加國慶雞尾酒會,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時他已調至《大公報》任黨委書記)站在一起,我拿了一隻冷盤,並隨手接過了一杯酒,相互交談。他不經意(大概以為我已知道了)地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聽我說「沒有」,他就不談下去了。  
 

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裡,立即打電話把欽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約了來,把這一尚待證實的消息告訴他們,大家都高興。浦二姐在京人頭最熟,立即掏出小電話本,打了幾個電話,向幾位有關方面的人打聽,都說毫無所聞,時已深晚,他們兩位就告別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當時《教師報》管理部主任的嚴寶禮進城來看我,得知這一消息,自然也極興奮。我們立即同車到辦事處,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結果,主張向「老領導」夏衍同志去打聽,打電話到文化部約他在燈市口的萃華樓飯莊便餐,夏衍同志很關心我們,欣然赴約了。   
哪裡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確訊,只說:「聽到一些有關《文匯報》的消息,也未能證實,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電話,他也不清楚,看來中央還未完全決定,你們靜靜候著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說她有陸定一同志辦公室的專用電話,不妨試試,直接問問他(她和陸定一同志在重慶時期即有工作聯繫)。   陸定一同志回答:「這事中央已有決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關於新聞工作,主要由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管,等時機成熟,他會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安心等候著吧。」   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  
 

沒有幾天,張際春同志的電話果然來了,約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九時在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面談。   翌晨,我們同到中南海,張際春副部長立即出來會見,在座的還有中宣部新聞局長王同志(這位同志以前曾屢次在新聞界聚談中見過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東《大眾日報》總編,可惜,一時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沒有別人。張際春同志對我們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所以請你們兩位來,作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們盡快寫好兩個方案:一、《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二、《文匯報》復刊計畫,包括房屋、機器設備和職員搬遷,以及復刊時要多少資金等,希望開列清楚。中央盼《文匯報》早日復刊,因此希望你們抓緊,送給我們,轉呈中央審批。」他還問我們有什麼具體要求?我說:「《文匯報》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編輯幹部,現分散在各機關,我希望中宣部能幫助我們爭取一部分人回來;因為辦報好像一個戲班,單靠主角是唱不好戲的。第二,《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欽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請《人民日報》支持,讓還給《文匯報》?」張際春同志說:「第一點,你們可開列一名單,我們將盡力向有關單位爭取。第二點,欽本立的問題,必需《人民日報》鄧拓同志肯放,我們決定告訴他,你們是朋友,不妨先和鄧拓同志商量。」接著,他拿出一封信,對我說:「你說要過去班子的人歸隊,我想起前幾天有人投書給中宣部,說他原 在《文匯報》,現在進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學,要求歸隊。我們正想辦法安排,你們就把他帶回去吧。」   回到辦事處,嚴寶禮兄已在等著,我們簡單談了經過,請他準備寫一份復刊計畫草案,他認為這事好辦,找幾位管理部各科長談談,可以如期寫出。   編輯方針怎麼寫,我很躊躇,當晚,把欽本立、浦熙修同志請來,一起商量。大家認為,中央如此英明地決定「文匯報」復刊,大概認為《文匯報》與知識份子一向有聯繫,應以宣傳雙百方針為重點。但如何宣傳,我心中無底,欽、浦兩位也提不出具體意見,所以陸續談了兩天,我還難以落筆。   正在我為難之際,欽本立來對我說:「鄧拓同志對《文匯報》非常關心,如果你願意,是否與鄧拓同志約期談談?」自從一九四九年新政協會議以來,我對鄧拓同志的品格、態度,就特別感到欽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對《文匯報》評價相當高,所以極願向他討教,當即與欽本立同志約好日期、地點,我決定登門拜訪。   

第二天,本立就來說:「鄧拓同志很高興跟你和浦熙修同志暢談,明天晚上他已決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時間在王府井金魚胡同《人民日報》他的住宅裡,接待你們兩位。」   我們準時找到鄧拓家中,鄧拓同志滿面熱情地接待我們。在客廳前落座後,我簡單地談及《文匯報》復刊的打算,談起編輯方針,我說只有一點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傳中央的雙百方針,至於如何具體地一條條寫出來,我思想上還不成熟。   鄧拓同志對我像極熟的老朋友一樣,立即滔滔不絕地談了幾點他的看法:

  我們《人民日報》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份子鳴放,但知識份子看
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取得知識份子
的信任,你們首先要說服知識份子,拋開顧慮,想到什麼說什麼。使
廣大知識份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
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還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的編輯方針。
  其次,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自己封閉多年,你們應多介紹各
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份子的眼界,以利於他們研
究、提高水平。   也要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他們有什麼困難,
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應如何合理佈置?業餘生活知識份子
喜歡種花養鳥等等,你們也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份子介紹一些知
識,談談這些問題。   應同時注意廣大農村知識份子。毛主席講
過:三大改造完成後,不可避免地在廣大農村會出現文化高潮,過去
《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訊,這形式很受讀者歡迎。你們不妨派一部
分記者,深入各地農村採訪。我一向反對由各級黨委介紹下去,到合
作社找人說;這樣,必然報喜不報憂,只說好的,不談問題。你們不
妨直接派記者到基層瞭解情況,寫出旅行通訊,這會有利於得到真實
新聞,有利於文化高潮的來到。   最後一點,我認為《文匯報》
也應注意國際宣傳。目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影響,還只能偏
重於蘇聯及東歐國家;《文匯報》和《大公報》,因歷史的關係,更
可以影響日本、東南亞及西歐各國。在這方面,《文匯報》有不少有
利條件,比如,通過香港《文匯報》,多進口些最新國際書刊,總之
,對這方面多發言,多報導,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

  以上是鄧拓同志對我們談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親切,切中我們的問題。他為我們設想,如此深入而週全,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當時,我真有「聽君一夕言,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回到家中後,第二天一個上午,即基本按鄧拓同志的意見,寫好了《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計畫。下午,分頭打電話給本立、熙修兩同志,他們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聞局長那位王同志來電催詢,我說一切已準備就緒,只等張部長接見。   張際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見面。我們把擬好的《文匯報》編輯方針及復刊計畫面交給他。張際春同志特別詳細地看了編輯方針,看畢即對我們說:「很,很好,你們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計畫著手籌備復刊工作。」後來,我們回滬後,黨中央的批示下來了,除了「照准」二字外,還加了一句附文:「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我看了真是感激零,衷心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關於欽本立同志的調回問題,我們曾一再要求,鄧拓同志答覆「先由你們借調,以後再辦正式調動的手續。」   中宣部將《文匯報》復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志,原《文匯報》副總編輯有劉火子、唐海兩同志,柯靈同志在1938年即參加《文匯報》。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間任《文匯報》總編輯,那時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歸隊」,因此我上報的副總編輯有下列幾位:欽本立、柯靈(負責副刊)、浦熙修(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劉火子、郭根、唐海。顯然把欽本立列為「第一副總編」的地位。   復刊的方針、規劃和主要負責人選,經中央核準確定後,地點曾有過一度反覆:留在北京呢?還是仍遷回上海?既然復刊後《文匯報》的讀者以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要對象,內容以文化教育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領導為宜,機器、器材及大部分職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覓址復刊,也免於再搬遷的耗費。更的,我們對於那時上海領導的「一言堂」(指柯慶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張際春同志請示,他說:「中宣部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我們曾向瀋雁冰部長征詢歸文化部業務領導的意見,他表示十分同意,但茲事體大,他無權決定。」  正在這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因公來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次安排,由他約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個人客廳裡進行坦率交談。姚溱同志勸我們早日決定搬回上海出版,說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再說,在哪裡出版,都歸中央領導,中央一打電話,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謙地說:「我調滬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訪問。對《文匯報》,我們關心不夠。今後,有事希望隨時找我談,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報刊的副部長白彥同志談。總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我們當盡力代你們解決。」姚溱同志還說:「為了與中央級紙
具有同等待遇,今後中央的宣傳大綱,可以及時發給你們,你們也以訂閱新華社的『大參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備了幾樣菜。我
們四人邊酌邊談,心情十分舒暢。在這一席「三國四方會談」上,基本上打消了我們留京復刊的打算,而姚、石兩位同志,後來確實履行了各項「諾言」。   為了加強在首都的採訪.決定擴大北京辦事處的編製。商請夏衍、姚溱、羅列(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三位同志為北京社外編委,以便就近指導北辦的工作。   另外,還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分別請各方權威人土及《文匯報》老同事,那時在京任相
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張錫昌、秦柳方等)參加,發表他們對《文匯報》復刊後的意見和希望。很多位對《文匯報》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張素若、章乃器、陳劭先、翦伯讚、侯外廬等先生都欣然應
參加,發表了極寶貴的意見。   教育部的柳緹副部長等,以《教師報》的名義設宴款待我們,慶賀《文匯報》的復刊,並對幾個月的合作,表示感謝。   留京該辦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於八月初飛上海,著手於復刊的準備工作。在我之前,嚴寶禮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館址及職工宿舍以及搬遷的各項具體工作。   

我們的意見,復刊後的《文匯報》,應該有一定水平的質量,必需有好的內容,而我們本身的見識有限,應廣泛要求各方面的專家共同來辦好這張報。經多方懇請,決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羅竹風、虞、李凱亭(體委負責人,《體育報》主編)等為社外編委,定期開會,為《文匯報》撰寫專文並出主意,協助審定稿件,平時,我也向這些專家登門求教。   到8月底,籌備工作大體就緒,職工也已回到上海,經過一個月認真的試版(共先後四次),我認為「操練」已熟,自己看看樣版也有自信了,於是決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國慶節
)開始正式復刊。   新復刊的《文匯報》,力求革新,企圖打破聯式老框框,內容主要以貫徹雙百方針為主,多姿多采,除刊載各方面專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還連載了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回憶錄(系長江同志介紹,經本報翻譯)。老一輩革命家朱
德同志及魏文伯、陳同生等同志的詩詞,也特寄我報刊載。編排、題也有所革新,使讀者喜聞樂見,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為落實鄧拓同志的建議,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情緒,如書齋如何佈置,如何綠化環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極受讀者歡迎。編者黃嘉音同志,編輯《西風》副刊,富有經驗且有豐富學識,經柯靈同志介紹,特請他兼任主編。   我們編輯分工,除我總攬全局,著重抓一版
--社論及要聞版外,欽本立同志協助我的工作,並全局掌握二、三版學術性論文,貫徹雙百方針(欽已兼任本報黨組書記)。他還經常聯繫北京辦事處的工作,幾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話,有時還與《人民日報》聯繫,副刊各版,由柯靈同志負責領導。劉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聞版版面。各外勤新聞組,則由唐海同志負責。   我還接受鄧拓同志的建議,派記者赴各地採訪,撰寫旅行通信,如派黃裳同志赴滇,派宦幫顯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寫出了極有
容、富有文采的報導,並就地組織作家撰寫作品,深受廣泛的歡迎。這就是後來被指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證,這是後話。   


鄧拓同志曾先後寫給我的三封長信表示讚揚(這些信,都被報社運動辦砸開我的抽屜,全搜去)。欽本立同志赴京把關係正式轉來時,曾對我說,鄧拓同志曾對《人民日報》同志說,應全力支持《文匯報》及《友好報》。我當時除由衷地感激外,也體會到鄧拓同志如此支持我們,是因為他日光遠大,著眼於我國新聞事業的革新與不斷前進,他真不愧為一位學識豐富、有膽有識的中國現代新聞界先趨人物,《文匯報》當時取得的一點成就,都和他的指導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我自己回顧,在我主持《文匯報》工作的三十餘年中,認為有兩個「黃金時期」令人難忘,一個是抗日戰爭後從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這一段時期,另一段就是復刊後的《文匯報》,直至黑風匝地起為止。不論內容的充實、生氣蓬勃,也不論是編輯部陣容的整齊.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沒有好結果,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   1957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我接到市委宣傳部一個通知,要我於翌晨去參加在某地舉行的-個座談會,內容沒有說明,只說會議很重要,必須本人準時參加。   

第二天我去參加,見到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電影界代表人士陳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羅蓀、周信芳及金仲華、舒新城、吳永剛、石揮等,還有一個宣傳部文藝處的幹事姚文元(當時文藝處長為張春橋,《解放日報》總編輯由楊永直繼任,這次會議,楊也參加)。由石西民部長作簡單講話,說中央即將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邀請黨外人士一起參加,今天到會的,都是黨中央邀請的對象,因時間匆促,我們昨天才得到中央電告。務望各位同志原諒。我們已訂好車票,今晚七時火車出發,各位辛苦些,會畢即回去
料理公私事務,整理好行裝,以便準時登車。   -上車時,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車上打了個招呼,按他當時的地位(更不談文名
了),似乎和其他去參加者不相稱。我想,他大概是作為部裡的幹部去開會的吧。   第三天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城門外百萬莊招待所裡,這一帶,當時還很空曠,周圍房子疏落,空氣也很清新,嚴冬已過,春寒仍有餘威。   

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裡聽到他的講話時引起鬨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聽畢,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
明,都認為今後更應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多盡力。正《
傅雷家書》所載,他當時給他兒子信中所寫的,他衷心感到社會主的可愛,感到社會主義國家很多,而「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天下無雙)。可見他那時正是最熱愛共產黨、熱愛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   

講到這裡,我想插一段話: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看到一本介紹「蘇聯內幕」的書,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實說明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並不那麼自由,他徵得我的同意後,譯登在《文匯報》。而按
當時的邏輯,說蘇聯有一點點缺點,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因引起不少進步人土的圍攻。大概因為這個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遷居昆明。當時,我在香港主持《文匯報》,他寫信給我,希望將歐美新出版的書籍雜誌,擇要寄給他。上海解放後,我聽說他已由昆明遷居香港,曾去函勸他早日回來。他回滬後,即租住在江蘇路,離我住的愚園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門,閉戶譯書.而每出版一本,即託人帶贈給我。1956年《文匯報》復刊前,我登門造訪,我對文化、文藝方面知識淺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這方面的專家,見識博而廣,我希望
他多多指教和幫助。那時的傅先生,和幾年前已判若兩人,他參加作協主席團,並在上海市政協學習小組任組長。對《文匯報》的復刊
及所訂方針,他極表贊同,除積極為我設想外,還推薦林風眠、瀋知白先生及錢鐘書、楊絳伉儷,力舉這幾位是我國文學、藝術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們組稿。我當時深有體會,覺得中國知識份子優良的傳統,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親眼看到真、善、美,才服從真理,投身於這個事業。傅雷先生就是一位傑出的典型人物。誰知後來竟也中了「陽謀」,陷於羅網,到「史無前例」這一幕開始,竟被殘酷迫害,並與夫人雙雙被迫自盡,我深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終生負疚!這是後話,下面還有補充。   我們那天回到百萬莊,第二天上海小組分組座談,康生還特地作了啟發報告,望大家暢所欲言。以後,我們又與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統分組座談意見
體會。聽說也有不少代表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尚有疑慮,譬如,有人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上海電影名演員石揮同志還以滑稽的口吻道:「這正如京戲《甘露寺》所說的,是賈化(假話)。」   我因為百萬莊離市區較遠,在市區開小組會時時間較多,也為了就便與北辦同志聯繫工作,在招待所(記得與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兩天後,即搬到北辦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飯後在燈市口一帶散步,剛回到北京辦事處,《解放日報》的楊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著,說「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見我們新聞界一部分代表,我到處找不著你,現在約定時間已到,我們趕快坐我的車去吧。」我沒有坐定,即相隨乘車赴中南海,到了一處院落(記得並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牆粉刷陳舊,一大間客廳,中間放著一張長桌,四周圍著坐椅,如此簡單而已。(比之1980年以後看到的各地行宮,有天淵之別。)   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華、鄧拓、王芸生、舒新城,其餘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沒有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則坐在我們對面。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鬆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
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 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為他的片面性較少呢?   接著我發問的,是金仲華同志,他認為政府對紙張控制太緊,自從各報開展雙百方針的宣傳後,報紙的讀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數配給,報紙困難越來越大,希望主席瞭解此情
,讓有關方面設法減輕各報的困難。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好解決,有關部門當然也有他們的困難,我不具體瞭解。」正好在這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錢俊瑞同志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趕到,進入會場。毛主席風趣地說:「錢武肅王的後人來了,這問題請他給你們解決。」錢俊瑞開始有些惶然,經主席扼要說明問題,錢俊瑞答應向各方面瞭解,適當增加各報社的紙張供應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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