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另一個不容忽略的「致命女子」
新年伊始,讀到的第一篇好文章是余凡清的《向致命女子遙致敬意》(《每日商報》2003年1月3日),回顧剛剛過去的2002年,這是「盛產」致命女人的一年,從美國到中國,從登上《時代》週刊風雲人物的三個女性到被選為《南方週末》年度人物的王選。她們固然都是2002年的致命女子,她們身上所體現的美好品質,代表了人類的良心和希望。我想說的是另一個不容忘卻的女性--黃宗英。2002年12月,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在《南方週末》、《文匯讀書週報》、《炎黃春秋》同步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以巨大的道義勇氣為歷史見證。她是演員,是作家,更是歷史的見證人,如果不是她秉承良知的召喚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站出來擊穿各色文人旁徵博引、精心呵護的神話,為這一幕尚未徹底翻過去的歷史留下有力的證言,關於「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對話將成為一樁懸案,「羅毛對話」會被當成「孤證」而受到來自各方的質疑,眾多的護神者將打著各種漂亮的學術幌子,而加以極力否定。事情緣起於2001年,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的最後一段記述,1957年,羅稷南在上海當面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對此,不少文人紛起質疑,認為這不過是羅稷南學生的一家之言,沒有旁證,不能相信。陳晉發表《「魯迅活著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百年潮》2001年第9期),長篇大論無非想證明沒有這一番「對話」。
直到2002年11月29日,倪墨炎在《文匯讀書週報》發表的《翻譯家羅稷南》一文對此也抱懷疑態度。作為現場見證人,黃宗英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決定說出四十五年前那段塵封的歷史。我看過她演的電影,也讀過她的《小木屋》、《雁南飛》等浸透著赤子之情的報告文學,但如果沒有這篇「證言」,她在我眼中就只是一個演員、一個作家而已。黃宗英是1925年生人,飽經世紀的滄桑憂患,但她不是一個世故的鄉願,不是隨波逐流的苟安者,儘管「文革」記憶猶新,傷口隱痛仍在,但她身上擁有我們今天罕見的金子一般的品質--責任、勇氣、說真話、眼中容不得沙子等……。她永遠忘不了「對話」帶給她的震顫,1957年7月7日,活躍在電影界的黃宗英已年過不惑,當時正在懷孕,當她親聆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一個習慣了謊言的民族常常忌諱真話,黃宗英以她的親見親聞,說出真話,使後人得以瞭解真相,這是她對歷史的重大貢獻。當年在場者已寥落殆盡,她之出來作證,無非是為歷史做個見證,把她看到的、聽到的如實說出來而已。在2002年冬天,挾著她人格的光焰,她的證言如同閃電衝破了夜空,給這個冬天帶來了我們久違的驚喜、激動和溫暖。我相信,黃宗英老人的證言已載入史冊,稱她為2002年不可忘卻的致命女子,她當之無愧。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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