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打破將中國傳統等同於專制制度的現代共識，從自由主義的視角重新敘述中國的歷史，即構造一個中國的輝格黨人歷史學，發掘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歷史和傳統。中國人確實沒有構建出一套完整的自由主義理論，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人就沒有反抗暴政；我們的祖先確實沒有想出限制政府權力的好辦法，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沒有意識到不受限制的權力的危害；我們的祖先確實不知道權力來自人民，但起碼他們沒有糊塗到權力本身就是神聖的、可以自己證明自己。
我們或許應該反轉歷史的敘述，從限制政府權力、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自由的角度，來疏理中國歷史。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胡思亂想，並非定論，只不過嘗試一下，又沒有可能從自由的角度，敘述中國人的歷史：
周王朝－－聯邦制的雛形
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是周王朝，西周、東周加起來，有八百年。孔夫子一再強調他的理想是恢復周的政制。然而周之所以能夠具有宏大的氣象和延續得那麼長，一個重要的憲政因素就是明智地處理了縱向分權問題，所謂分封制，或可視為一種最初級的聯邦制度。它嚴格地限制了周天子的權力，賦予地方以相當大的自治權利。回頭來看孔夫子，其洞察力何等高明，因為事實上，正是周建立了最穩定的治理模式。歷代王朝的滅亡都是由於政府本身權力不受約束，官僚機構急劇膨脹，財政危機難以解決，高效的官僚機構也是高效的剝奪底層民眾財產的機器，最終超出人民的忍耐力，而遭到暴力反抗。唯獨周制透過縱向分權，避免了中央政府直接剝奪民眾的可能性，因而，周很罕見地不是亡於人民的暴力反抗，而是亡於聯邦權力過分地弱。
百家爭鳴－－制度競爭
這種初級聯邦制度提供了制度競爭的可能性。整個春秋、戰國時代，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制度競爭。正是在這種競爭過程中，人們發現了最良好的制度，哪個邦國的制度最自由、最能保護財產權，人們可以很快地看出。可惜的是，在這裡，由於中央政府權力過弱，使得競爭最後以戰爭的方式來體現，戰爭的效率成為唯一的考量指標，結果，使秦的制度不幸獲得了勝利，而不由賦予人們更多自由的東方的制度獲勝，這是中國制度演進歷史上的一大敗筆。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自由，不過是制度競爭的一個附帶產品而已。
西漢初年－－黃老的經濟自由主義
秦的暴虐使它的統治迅速可恥地終結了。在地方勢力、民間勢力的壓力下，新王朝奉行了一種具有強烈自由色彩的政策，最起碼在經濟領域可以看得非常明顯。政府幾乎取消了秦的一切國家統制主義政策，而實行自由放任政策。放開生產、貿易管制，甚至實行自由貨幣制度，私人可以鑄造、發行貨幣。這種政策使漢迅速地富裕起來，人口也急劇增長。此後，政府一直試圖限制經濟自由，民間商人、地方勢力和知識界進行了長期的抗爭。在漫長的政策爭論中，基本上秉持自由放任政策的賢良文學與堅持國家統制的政府官員展開了激烈辯論。賢良文學從道德角度、從政治角度駁斥了政府的干預的論據。
這樣的辯論與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批評有異曲同工之處。賢良文學說，政府怎能與民爭利？經商可能確實會使人民墮落，但政府如果經商並墮落難道不是更為重要可怕？
漢－－宰相與皇帝的分權、及行政、司法的分權
皇帝是天子，具有神聖的一面，宰相是政府首腦，有獨立的行政權（是否類似於當代法國的體制？），必須對政府的行政活動承擔責任。而司法權（御史大夫）又獨立於宰相之外。這套制度是古典中國政制中最合理的設計。它使權力之間能夠互相制約。一直到唐代，仍在積極探討橫向分割政府權力的問題，古人早就意識到了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的危險。
漢－－如何約束皇權
董仲舒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哲學家。面對日益膨脹的國家權力，他試圖用一套超驗的價值來約束它，試圖用天道約束皇權，試圖用道統限制政統。權力本身不能證明權力。權力必須有一個來源，這個來源本身就構成對於現實的權力的限制。上天會通過異象向人間示警，皇帝則必須對此作出反應。因此，皇帝有所謂「罪己詔」。相比於自由主義的人民主權論的限制，這種限制並不更弱；只有極權主義政制中，權力才變成了自相授受且不受任何約束。
堡、家族－－保護人民免受政府的壓迫
在魏晉南北朝的動盪時期，人民自衛而形成強大的家族武裝勢力，抗衡中央政府和軍閥的暴政。對於家族制度，現代那些從浪漫主義而來的偽個人主義者多有批評，然而，面對國家的暴政，家族、宗族制度為個人提供了一個有效的保障；同時在匱乏的時代，也為個人提供了必要的福利保障。今人在批評個人依附家族的時候，卻往往在不知不覺依附於國家，成為更悲慘的被奴役者。
三武滅佛－－爭取宗教自治的鬥爭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竭力爭取實現自治，關於教徒見到世俗君王是否應該下跪，教內展開過激烈爭辯。從印度、中亞傳來的教會自治傳統，在中土遭遇政府的嫉恨。因為教經常會庇護人民，使政府的權威大受衝擊。於是，政府利用暴力鎮壓佛教組織，而教會組織歷經數百年，也始終不屈服。這一段教會與國家的歷史，前人均從儒家觀點、或政府立場來研究，結論當然於教會不利。然而，這一段歷史正是社會自治精神的最佳寫照。
宋－－言論自由
宋代的政制何以會對言論自由有那麼大的容忍度？兩宋歷代君臣何以會遵守太祖所制定的保護大臣、儒生言論自由的憲制？這種言論自由也確實促成了中古的一次偉大的文化繁榮。令人感嘆的是，言論最寬鬆的這個王朝，卻是史家所謂積弱時代。也恰恰是這一時代，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底層暴亂，這與言論自由之間有沒有關係？
南宋－－民族危機的神話
近現代以來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神話是：中國已經處於民族危亡關頭，為了實現富強，就必須動員一切資源，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必須實行專制和極權。然而，在南宋那個時刻面臨危亡的時代，卻並沒有比北宋更專制，但卻維持了比北宋更長的統治，民眾也空前地富裕，思想、學術、藝術也空前地繁榮。那一套民族-國家主義的神話，基本上是近代處於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為了自己獲得話語主導權而炮製出來的垃圾，他們缺乏對於傳統的體認和社會責任感，排斥哲學上的理性和政治上審慎，而訴諸最粗鄙的血與土地的感情，他們從原始的本能給國家的不受限制的權力給予論證，從而為現代極權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在中古社會中，由於技術條件限制，這些邊緣化的知識份子根本就沒有發言的機會，因而也不可能去鼓動那種野蠻的民族主義。
走出去的中國人－－爭取自由貿易
明清兩朝都嚴厲限制沿海對外貿易，而沿海民眾對貿易禁令進行了長期的抗爭。而事實上，政府的貿易禁令，並不能真正禁止貿易，既不能禁止商品的貿易，也不能阻止人民的自由遷徙，沿海（廣東、福建）大量人口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遷往東南亞一帶，並在當地建立了健全的社區和治理制度。他們的和平殖民為當地傳播了文明、創造了財富，迄今他們仍是當地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海外的農作物品種（白薯、玉米、菸草等等）傳入中國，大大提高了中國的農業產量，改善了人民的營養，這是人口急劇增長的主要條件。
基督教的傳播－－爭取信仰自由
人民有選擇自己的信仰的自由。當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後，政府在享受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奇珍異寶的同時，卻恐懼人民形成新的信仰，因為他們知道，這種信仰可能會危及其統治。於是，政府對皈依者進行鎮壓，而信眾為了自己的信仰，也與強大的政府，進行了長達數百年的奮爭。
清議－－抗衡暴政的輿論
醜惡的專制－－太監專權，遭到了輿論的攻擊。知識份子應當是暴政的批判者，從兩漢時代的清議到明清的清流，均系為抗爭強權而活動。惟近代以來，以「社會的良心」自命、秉承歐陸傳統的知識份子，卻以社會、傳統、習俗、個人的生活方式為其批判的對象，終令個人赤裸裸暴露在國家暴力之下，開拓了一條寬廣的通往奴役之路。
紳士－－地方自治的主力
具有倫理知識和一定行政實踐經驗、並具有一定財力的紳士，一直是約束基層政府官員的一支力量。他們也是縣以下社區自治及城鎮自治的領袖。他們儘可能地在社區內部處理糾紛，他們也為社區提供大部分的公共品（教育、道路、保安、社會保障等等）。到了清末民初，自治更提升到省、聯省一級。他們也是推動現代經濟和城市發展的主要力量。而現代所奉行的所謂強國政策使資源高度集中於中心城市，令廣大農村失去領袖，擁有相當自由的農民，只能淪為國家的農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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