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專家、耶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朱衡(音譯)是一名謹慎的分子生物學家。但去年四月，他卻因為大意犯了一個錯誤。三十五歲的朱衡工作簽證過期，他被迫回到中國等待美國國務院給他發出新簽證。
十個月過去了，雖然他一再發信、打電話催促、耶魯大學官員和其他支持者呼籲給他簽證，朱衡仍然在北京等待是否能回美國。他的缺席已經造成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一百五十萬美元的基因研究項目脫軌，那個基因項目可能最終有助於醫藥工業新發現。
耶魯大學分子生物學系主席、朱衡的老闆斯耐德(Michael Snyder)，「這等於斃了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實驗室。」
華爾街日報二十日在頭版發表文章說，朱衡是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後美國加強安全程序時被卡住的數千名外國科學家之一。他們的案件說明恐怖襲擊改變美國的方式之一，對開放的全球社會帶來新的限制。
雖然旅遊者和各個領域的工人簽證申請也被推遲，但積壓最多的卻是具有先進技術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美國官員在擔心恐怖份子申請簽證的同時，政府也擔心敏感技術的轉讓，例如先進的計算機、化學和生物技術。雖然美國的技術轉讓規則一九九三年已經生效，政府從二○○二年中才收緊這一領域的簽證審查。
原來很容易獲得簽證的科學家突然被關在美國門外。過去幾十年來每年都來美國兩次的俄羅斯、義大利和中國研究人員的簽證現在被推遲或者乾脆拒絕。加州理工學院的索恩( Kip Thorne)說，他們的申請掉進「黑洞」。 耶魯大學說，它對國務院的申請僅僅得到朱博士正在被審議的模糊回應。
每年發放七百萬簽證的美國國務院不討論個人案例。它也不評論積壓案件的規模，但去年秋天參加過國務院吹風會的技術行業官員說當時積壓案件為二萬五千宗。國務院官員承認積壓案件的確比前幾年要多，但他們聲稱在困難時期，國務院官員已經盡到最大努力。一名發言人說，「我們承認有推遲，我們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情況下盡力加快過程。」
去年十一月底，國務院說一萬份被積壓的簽證已經完成併發出。
同時，給朱衡發獎學金的基金會也暫停給他發錢，因為他必須在紐黑文的研究室才能拿到錢。基金會官員說，如果他回來工作就恢復給他發錢。由於沒錢，朱博士已經停止支付他停放在紐黑文的本田轎車分期付款，他的公寓租金也沒有及時交納。他說，「我將留下很差的信用記錄。」
朱衡回到北京的父母家中，每天去他媽媽的物理實驗室查看電子郵件，和同事聯絡。
他的老闆斯耐德博士到北京同他討論基因問題，但斯耐德說，朱衡要回到實驗室才能發揮作用。
在耶魯大學朱衡的辦公室，一大堆沒有開封的信件和四英尺高的酵母蛋白片堆在工作台上。斯耐德說，「他就像個主廚師。他的工作需要高度技巧，他必須在這裡，同學做飯的人一起才行。」 這一案件顯示九一一事件之後安全擔心和思想、人員自由交流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而自由交流是科學進步所必須的。由於十九名參與恐怖襲擊者的簽證都是由五個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疏忽而發出的，政府認為嚴格簽證發放是反恐怖的必須措施。
但是，美國研究機構卻越來越依靠海外人才，因為學理工科的美國學生數量不足。外國人佔美國數學、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研究生的一半，佔科學和工程博士生的三分之一。國務院每年都發放數十萬簽證給私人企業、學術機構和政府工作的科學家和理工科學生。
但自從恐怖襲擊的十六月，國務院反恐怖審查系統的名單數量增加一倍，領事館要通過華盛頓跨機構審議系統的簽證申請大量增加。此外，大使館要等待聯邦調查局或者中央情報局的回應才能發放簽證。過去，如果那些機構三十天不回答，使館就可以發籤證。國會審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最近的報告說，由於政策反覆變化、國務院和司法部之間在嚴格限制簽證問題上意見不合及缺乏對領事館官員的指導，這些因素也造成簽證申請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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