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生態：無可奈何地失去及無法預測的變化

十二月初，本刊轉載了《新聞週刊》記者唐建光撰寫的通訊「三峽生態懸念待解」，在這年終歲末之際，我們又特地向讀者推薦《南方週末》記者李虎軍的文章「格倫峽谷大壩的故事」。 這一北一南的雜誌，講的是一中一外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風牛馬不相干，但細心的讀者還是不難看出其中的某種聯繫。 海外的一個中文網站在轉發《南方週末》的文章時，乾脆在其標題「格倫峽谷大壩的故事」後面加上「看三峽大壩」的字樣。

唐建光的文章是在採訪中國科學院三位知名科學家陳偉烈、陳國階和曹文宣 (還有一位是張先鋒博士) 後寫成的。這三名學者不僅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而且在二十年前就與三峽生態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時至今日，他們仍然堅持這樣的結論：單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來看，三峽工程肯定是弊大於利。這一結論其實代表了相當多的科學家的看法，不管他們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簽字與否，也不管他們是否公開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即使最堅決的主上派和支持者，如果具有最基本的環境意識或最起碼的生態學常識，也對這一問題心知肚明。只不過有其它更大利益的驅動，他們或是不願意正視生態環境問題，或是在各種場合有意迴避這些問題，或是不切實際地對有利方面誇大其詞。

例如當有記者問三峽公司總工程師張超然，來自長江上游的卵石礫石淤積會不會威脅到三峽水庫時，張超然卻故意避開具有推移質特性的卵石礫石，大談特談懸移質的泥沙和所謂的「蓄清排渾」模式，基本上是答非所問。更妙的是該公司副總經理李永安，真個是不讀書不看報，連自家辦的報紙《三峽工程報》也不看一眼，對記者信口開河，不無誇張地說「三峽水庫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空調」，可《三峽工程報》對類似的說法早就予以明確的否定。

自然法則或環境演化畢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科學家們深知大壩的建成將是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們深感憂鬱的是植物物種的喪失，水生生物的滅絕，魚類生存環境的惡化以及長江總體生態環境無法預測的改變。

李虎軍的文章能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中國人一向認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而我們有理由從別人的經歷得到經驗與教訓。無論是科羅拉多河上的格倫峽谷大壩，還是尼羅河上的阿斯旺高壩，它們的生態變化與環境問題都可以為在建的三峽提供十分有用的參考與借鑒。

其實中國不乏自己的經驗教訓，特別在修建高壩大庫方面。也如《經濟參考報》記者仲偉志所指出的，中國其實也有相當優秀的科學家。三門峽大壩和黃萬里恐怕是最好的例子。雖然斯人已去但三門峽大壩仍然聳立在那兒，向世人昭示它所經歷的人類的荒唐、無知與狂妄。但中國人不是那種輕易接受教訓的一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黃河水雖然已是捉襟見肘 (鄭義形容它是到處漏水的破水管)，不僅大壩仍然在不停地修，而且將寶貴的水用之於「造洪沖沙」。這彷彿是一個沒有終結的人與自然之戰：人們修大壩為了攔洪發電，結果攔下了太多的泥沙，為了沖走泥沙又模仿自然製造人為的洪水。大家都忘了黃萬里早就說過，如果利用得當，黃河的水和沙都是有益無害的。

科學家們也告訴我們，一直被我們視之為天災的長江洪水卻是四大家魚繁殖的重要條件。當三峽大壩能以人工方式控制洪水之時，我們將失去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漁業資源。所以科學家們設想在三峽大壩之下模仿自然，再以人工方式製造洪水來恢復魚類所需要的環境。真有點兒像走迷宮似的，從自然的原態，到改造自然，隨後又到恢復自然，走來走去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只不過在這曲曲折折之中，人類要付出各種各樣的代價。兩千年之後我們仍然驚嘆都江堰的巧奪天工，試想想，三峽大壩建成若干年後我們的子孫是讚揚我們的高瞻遠矚呢還是罵我們鼠目寸光?

更要命的是，我們人類實際上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所知甚少。 我們真的對長江瞭解很多很透嗎? 即使被譽為所謂「長江王」的人 ，除了修壩建庫之外，對長江又知幾多?

曹文宣院士說，長江的環境是幾十萬年或幾百萬年緩慢形成的生態系統，如果在十多年內發生劇烈的改變，很多生物都不可能適應。上下游的流速、水溫、河勢、泥沙等等條件的變化，也將極大地改變魚類的棲息環境、繁殖條件和餌料條件，給魚類帶來衝擊。

陳國階教授說，生態系統是一個緊密關聯的複雜系統，很多影響是潛伏的，變化過程將是漫長和難以預見的。 還有許多不可知的因素。他舉例說，一個微小的因素，如泥沙變化，可能導致浮游生物和藻類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魚類以至整個水生生態系統。

對於泥沙問題，工程當局一直拿所謂的「蓄清排渾」模式敷衍搪塞。說是夏季水庫將在低水位下運行以便庫內泥沙可以衝出去，但誰都明白三峽水庫的第一功能是防洪，它夏季應該做的是將洪水蓄起來。這是一個明顯不過的自相矛盾。實際上，工程當局最為擔心的恰恰是這個完全沒有把握的泥沙問題。因此在金沙江上修向家壩和溪落渡兩個巨壩以攔截上游泥沙就成了當務之急。長江上的所謂「滾動開發」不僅僅是個純經濟問題，實際上關係到三峽水庫的使用壽命。　

還有更多的環境變化問題，科學家稱「我們尚不清楚」。諸如上游的泥沙淤積，中下游的侵蝕沖刷，河口區域的岸線倒退。當筆者2000年乘「長江明珠」號在三峽旅遊時，導遊小姐指著長江北岸的新灘和南岸的鏈子岩說，舊的新灘鎮曾在一夜之間毀於滑坡，對岸的鏈子岩本來也是岌岌可危，花了無數的人民幣才以人工方法控制住，我們真的不知道水庫蓄水後，當基岩與坡腳受到長期浸泡會產生什麼結果。我很驚訝一個年輕的導遊會想到這麼個相當專業的問題。我們的讀者之一，僑居美國的金刀先生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也是他擔心的問題：他說在泥沙排出三峽大壩後，在三峽和葛洲壩之間 (兩者相距約40公里) 的長江水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將二壩之間淤積的泥沙送出去?

迄今為止，好像沒有人想到或是關心類似的問題。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忙活。很多人並不在意三峽大壩修好之後會怎麼樣。與之密切相關的人已經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而與之相對無關的人又覺得三峽離他們的生活太遙遠。

我們目前所能想到的是，三峽大壩比格倫峽谷大壩大得多，三峽庫區也比科羅拉多河谷的生態環境更複雜。三峽大壩建成後既可能重複科羅拉多河谷的環境問題，也可能出現新的變化及意想不到的生態後果。

對於三峽生態，失去的將永遠地無可奈何地失去，而未來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一個更為沈重的現實是，正如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環境所李貴寶博士所說，生態環境一旦破壞，恢復起來非常困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