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腐蝕的中國經濟(三)

6.社會問題像定時炸彈

除了純經濟問題外,中國社會問題龐雜,失業洪水、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化、社會不公等等現象,都像是個定時炸彈,可能間接引爆經濟崩潰。

失業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業學大慶」的東北黑龍江省工業重鎮大慶,有幾千工人上街示威遊行,到6日已有5萬之眾。上街的群眾除了普通工人外,還有科級和處級幹部。有些機關被他們佔據,鐵路交通也受到影響。當地警力不夠用,駐軍的坦克團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現差錯,就可能發生流血事件。3月11日,遼寧省遼陽市不同行業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這次示威,由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錶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六家工廠的工人組成,這六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這是在中國首次出現不同行業工人的聯合示威(凌鋒2002)。之後,撫順、烏魯木齊、吉安、廣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十六大期間,大慶又有工運重現的報導。

自從1997年9月對國企進行改革以來,已有數以千萬的勞工失業,再就業機會極低:1998年還有五成的機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則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僅有9%的機會。大慶的工潮是因為下崗工人被「買斷工齡」後,原還保留一些福利被幹部污掉;遼陽工潮是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由於失業問題惡化,以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問題之嚴重如同一顆「定時炸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正不斷上升,極有可能從現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會的貧窮人口達3,700萬人,佔現有都市人口的12%強。而中國在加入WTO之後,情況將更為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己表示失業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隨時會出現。根據世界銀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十年裡必須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下崗工人、移民人口、社會新鮮人等的就業問題。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零與一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年是0.417,超過九十年代平均數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0.5了。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0.4的吉尼係數。臺灣過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不公平 農民世代「農子農孫」:中國以戶籍法規定農人不能在城市設籍,實質把農民綁在農村。農民在農村幹部的壓榨下,過的簡直是奴隸的生活,許多農村暴動,大都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

事實上,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沒有居住與擇業的自由、租稅負擔較重,連上學、政治代表、社會保障,甚至生活等層面,都受到歧視。例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但1998年第九屆人大,佔人口70%的農民只有佔8%的人大代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電費、電話費都比都市貴。而農家子弟唯一脫農的途徑,即教育,對農人更是歧視。例如,1999年國家考試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數控制線,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換言之,在湖南連專科都上不了的學生,在北京已達到第一批院校標準了。每年,全國教育經費200億,主要用於城市,農村得自己解決。農民專有的負擔「三提五統」已包括教育統籌費,但每當缺乏教育經費,農民還要獨自負擔「教育附加費」。

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85兆人民幣,其中超過96%是由佔38%的城市人口所有;佔總人口62%的八億農人,僅擁有不到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五百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畫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40∼60%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何清漣(2001)在檢討中國九十年代官僚與國企主管全面性轟轟烈烈的掏空國家財產(所謂「自發性私有化」)的過程後,強烈駁斥中國流行的「腐敗有理」論。為了改革開放時減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國創造出「以腐敗來消滅舊體制的頑抗」的論調;結果發現,腐敗消滅的不是舊體制,而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頁381)。腐敗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傾向腐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出賣靈魂」成為社會的客觀寫照(頁384)。

浪費 在產權不清下,社會資源大量的浪費;在貪污腐敗中,國有財產也可怕的流失。

鄭義在《中國之毀滅》的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1966年起的二十年間,用掉了儲存量7,000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1,500萬噸,丟失5,500萬噸,利用率僅21%。

何清漣(2001,頁385)論及貪污腐化造成的浪費,可能不比濫伐森林、耗竭礦產遜色。她說,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萬元國有資產,其中70%是用來作為掩飾這種貪污的「成本」,在無盡的中間環節中流失(結果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形發展),而那剩下的30%也還不一定轉化為有用的國內生產資本,更可能捲逃出國,成為國外資本。

據「南方網」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內,中國累計資本外逃530餘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資料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經濟學家樊綱指出,僅2000年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爭鳴》雜誌2002年10月刊報導,9月12日中紀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內部通報:2001年全年外逃資金達4,530億元人民幣,合540億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外逃資金達2,550億元人民幣,合305億美元。9月初,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在內部通報:至2002年7月底,失蹤、潛逃、外逃黨政幹部9,440多人,已證實潛逃到外國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門已發出通緝令6,275份,有關當局現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幹正準備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打壓法輪功,集中全國所有媒體,鋪天蓋地的污蔑、造謠,用公權力對無犯罪的法輪功學員打、抓、監、關、押、勞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開除學籍、開除黨籍、抄家、沒收財產,對女學員性虐待,甚多學員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過五百名學員受害身亡。

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上行下效,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污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氾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與公德。

7.中國內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會認為,看衰中國只是外國人的歧視,中國政府與學者都對中國滿懷信心。一味稱讚中國經濟的當然有,還包括日本的專家。但即使在中國內部,已有許多警告之聲。

三位被認為對中國決策頗有影響力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的報告(2002)指出,中國在繁榮的經濟表象下,隱藏著極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他們發現,經濟情況相對很好的五億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佔各城鎮人口的22∼45%。迅速擴大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演化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線,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2002年10月中旬,中國國務院召開了一個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會議長達四天。總理朱鎔基親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財經單位、五大名校與研究機構都有代表參加。會中,朱鎔基坦承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腐敗局面得不到收斂,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民要起來抗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危機隨時可以爆發……。

院校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在會上論證了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基本狀況如下:違規入市資金持續,據不完全統計達8,000億元以上,約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滯,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賬高達40%,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成長,主要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赤字預算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風險,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國債,共累積4,580億美元(另一說為9,000億元),外債為2,300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是供給大於需求;社會失業率以15%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二億五千萬人;出口增長和比例,外資由1990年佔15%,上升到60%,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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