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語錄》編髮始末 (二）

毛澤東的語錄怎樣變成《毛主席語錄》

「你們怎麼想起要編一本《毛主席語錄》呢？」
「我們之所以萌發編輯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想法，這首先還要從《解放軍報》刊登毛主席語錄說起。

「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以後，首先在全軍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1960年3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許多警句你們要把它背下來……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是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裡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
「61年4月，林彪在部隊視察時，更明確地指示：為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

「我當時在軍報資料室負責馬、恩、列、斯、毛語錄卡片資料工作，為報紙選編毛主席語錄的任務自然就落在了我頭上。在社裡每天下午的編前會上，瞭解第二天報紙的宣傳中心、負責提供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

「說來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同志，帶領人馬到幾家報社參觀取經。在《天津日報》社，唐平鑄發現他們資料室的同志將《毛主席語錄》中可以獨立使用的文字，即後來說的『語錄』，作成卡片，分門別類地排成專題目錄,為編輯部門查找、引用、校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這對我們軍報刊登毛主席語錄來說，太用得著了！唐平鑄指示我們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來。由我負責重新整理，按我們設的專題重新排列，並把我們以前積累的充實進去。最後又作了校訂。

「有了這套專題目錄，為報紙提供毛主席語錄的工作開始得心應手了。後來的《毛主席語錄》，就是這套目錄基礎上選編的。

「毛主席語錄天天見報後，部隊裡反應熱烈。當時軍隊文化程度不高，戰士多數是從農村招來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識份子了，讓他們直接學習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難。而我們當時摘編的毛主席語錄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簡潔、最通俗、最精闢地講出道理的語言，戰士們一看就懂，一講就明白，這樣，學習毛主席語錄，戰士們既學習了政治，又學習了文化。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林彪對他提出的語錄登報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說：『解放軍報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語錄，編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導員難解決問題，不過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又講：『解放軍報經常按照當時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語言摘出一部分登出來，底下也表示歡迎。』

「軍報資料室在為報紙選登毛主席語錄的基礎上，又時常結合當時全黨全軍中心任務，彙編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大篇幅地在報紙上集中發表。如1961年的《毛澤東論調查研究》、《毛澤東論政策》和《毛澤東同志論理論聯繫實際》等的專題語錄彙編。後來又發表了《毛澤東同志論領導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當時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在《解放軍報》毛主席語錄宣傳小結上曾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鼓勵了這種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方式。
「鑒於當時這種情況，我向報社領導提出了要為部隊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想法。領導上十分贊成，但說要請示一下。」

1964年第一個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語錄》問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鑄去參加總政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把我們建議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意見帶了上去。
「一天，唐平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總政領導要我們編一本《毛主席語錄》,作為會議文件下發。並要求在會議結束前,徵求各位代表對《毛主席語錄》的意見。

「我接受了這項任務。時間如此緊迫，必須爭分奪秒。我一放下電話，立即擬定了編選計畫。送報社領導批准後，馬上投入了工作。
「為了保證如期完成任務，領導上又調了一位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同志幫助我一塊兒干。我那時雖也才30多歲，但已經是4個孩子的媽媽了，我的家不在報社,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報社，夜以繼日地苦幹了一個星期。我們採取編一個專題,發排一個專題；排一個專題，校一個專題的辦法搞突擊，但仍覺得速度慢，最後我們索興搬到了印刷廠裡辦公，一邊編，一邊排，一邊校，一邊印。

「1963年，我國經濟開始復甦，餐桌上也能見到點油腥了。這年除夕也顯得比前兩年誘人，我的四個孩子，兩個在學校住校，兩個在幼兒園住托，平時很少能在一起。快過年了，都盼望著能和爸爸媽媽一起過個好年。也就是在這年的除夕之夜,正趕上《毛主席語錄》總校、付印。那天，我們在印刷廠整整幹了一個通宵。當新的一年第一個黎明到來的時候，我手捧著散發著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語錄》的印張，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來，都令人振奮。

風靡全國全球　發行50餘億冊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語錄》徵求意見本出版了。16開本，其中共設23個專題，選編語錄200條。題名為《毛主席語錄200條》。

「《語錄》按期發到了與會代表手裡。經過討論，代表們除了提出增補意見外,還建議迅速印發部隊。
「我們根據代表們的意見，花了5天的時間，對《語錄》進行了增補。題名改為《毛主席語錄》，仍為16開本。設25個專題，收語錄267條。1月10日，《語錄》重新印發給與會代表，並同時下發給部隊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等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份子和先進單位徵求意見。
「就這樣，從接受任務到第一本《毛主席語錄》問世,總共不到一個月時間。」

《毛主席語錄》由總政治部正式通過定稿

「1964年7月，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對本本主義》、《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四篇文章公開發表。為使《語錄》中有這部分內容，並改進過去編排和所選內容的不足，我們提出了再版意見。正值這時，康生和毛主席秘書田家英也分別打來電話，提出《語錄》中有三條語錄雖是毛的指示，但摘選的文章不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希望再版時刪去。

「我們的意見得到批准。再版《語錄》編選，主要是內容的增減，原有的30個專題，沒作大的改動，只是新增了三個專題。
「當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髮表，我們認為《毛選》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我人民解放軍所向披靡的革命氣勢，《語錄》沒有反映出來。而這種精神不僅在革命鬥爭中需要，在和平環境裡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適用。所以決定增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專題。

「當時我們黨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認為沒有一個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是學不好的，因此，又增設了一個『學習』專題。

「我們又採納鄧穎超同志提出設『婦女』專題的意見，增設了『婦女』專題。

「這樣，再版的《語錄》由30個專題增加到33個專題，所收語錄也由355條增到433條。

「1965年5月，決定《語錄》再版本命運的時刻到來了。

「那天，總政領導和各部部長們在三座門開會，會議結束後，臨時決定在軍委辦公廳小會議室集體討論審定再版本《語錄》。
「報社領導通知我馬上到會。當我趕到會場時,總政各部領導都已落座等待了。沒等我喘過氣來,已在會場的唐平鑄就說：『你快點介紹一下選編《語錄》的原則、指導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內容的調整、增減和存在的問題。』聽了他的話,開始我真有點蒙頭了，我原是準備來聽會的，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但又意識到，這次會將決定再版本《語錄》的命運，我想：這麼多領導意見不會少。再說，《語錄》內容多少本來意見不一致，真擔心通不過。已經到這分上了，我顧不了那麼多,只想把理由說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調整了自己，把這些天來腦子裡裝的問題一股腦兒地抖了出來，把拿不準的問題提交會上討論。

「最後會議對《前言》和全書的33個專題的設立一致通過，內容僅刪去了六條語錄，定為427條，共8800字。
「這本再版本《語錄》能這樣如此順利地通過，我是沒想到的。當時我愉快、激動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

語錄本「前言」與林彪的題詞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總政領導決定，將這本修改後的《毛主席語錄》在部隊內部發行，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軍報為此還發了消息。
「為了部隊指戰員攜帶方便，還決定將《語錄》改52開本，這也是最早的小開本《語錄》。

「在這本語錄出版前，因為林彪當時主持軍委工作，我們建議請他為《語錄》題詞。並且提出最好寫雷鋒自勉用的幾句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軍報領導接受了建議，讓我們將這四句話抄轉給林彪。林很快寫好，轉了下來。當我拿到題詞後，發現林彪只寫了前三句，最後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沒寫。我當即找到軍報辦公室秘書，請他給林辦打電話詢問。電話是葉群接的，葉回答說：『林總寫的時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沒吭氣，想必他有他的考慮，不必再問他了，就用三句話好了。』
「我拿著題詞感到為難，總覺得不夠完滿，請示唐平鑄，唐沉默了一會兒說：『就這樣製版算了！』我這才發送工廠製版。

「林彪題詞除了少寫了一句話外，『聽』字還多了一點兒，寫了『口斥』。《語錄》發到部隊以後，群眾多次來信提意見，在1965年《語錄》再版時才作了技術處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語錄》，按出版慣例有個前言。由我起草後，經過唐平鑄副總編審定，在64年版的《語錄》上，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了。

「1964年下半年，《語錄》決定再版後，為了進一步改進《語錄》選編內容，切合部隊的需要，報社領導指示我們下部隊徵求意見。
「我到了北京衛戍區某師八連。當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副指導員孔祥秀說，《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前言』應該有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段論述加進ァ?p> 「回來後，我綜合了部隊幹部、戰士的意見，並專門將孔祥秀同志對前言的意見寫了一條。報社領導同意，把軍委擴大會議決議中的這段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加在了『前言』的開頭：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同志不但規定了我軍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規定了我軍建設唯一正確的路線。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後來被羅瑞卿同志刪去－－作者注）。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的經驗，我們黨的理論，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澤東思想裡。……

「這個『前言』經過總政和羅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語錄》的『前言』。署名仍是『總政治部』。

「《毛主席語錄》再版本在全國發行後，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又陸續收到許多不同意見，認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根據1966年8月1日－－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提法重新改寫。

「我們據此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寫了報告,並建議語錄內容不動，『前言』修改好後，先登報，然後印成活頁發給讀者。
「總政領導很快就批准了我們的報告，並認為我們的建議可行。我們根據總政和軍報領導的指示，將當時文件和報刊上反覆宣揚的林彪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等言論及提法，寫進前言。交稿審定時，由羅瑞卿召集報社領導集體修改定稿以後，卻在署名問題上發生了爭議。有人主張仍署『總政治部』，有人主張為了便於《語錄》出口，署『人民出版社』為好。這兩種意見都報到了上面。後來又由軍委及總政領導決定以『林彪』名義發表『再版前言』，於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國各個報紙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見報後,我與原署名『總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樣在文字上核對了一遍，內容一點未變。
「後來有人說，林彪的題詞是從雷鋒那兒『偷』去的。實事求是地說，是我們請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說，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張春橋寫的。這也是不實之詞，那時張春橋對這事還插不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