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拒殺小孩、拒向法輪功灑毒水 遭中共迫害

*小孩還不會走路，怎忍心槍殺？

據李世雄向大紀元提供的資料，張軍濤89年4月在新疆執行「格殺勿論」的掃蕩任務時，由於良心道義上的不忍，沒有殺害一名還不會走路的維族小孩，遭部隊禁閉，並以「違犯軍紀」的罪名記大過，還差一點掉了腦袋。這名二十一歲的解放軍隨即被清出野戰部隊，送進了軍區農場勞動，在新疆的茫茫戈壁上種了三年的地。請看他描述當時執行掃蕩任務的情形：

「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打著抖，我天生膽小怕事才成了最聽上級話的人，可當兵還要執行「格殺勿論」的掃蕩任務實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只在電影裡見過日本鬼子對中國老百姓的掃蕩，我感到身邊的戰友也在發抖，我們連都是新兵，這是我們執行的第一個任務，我緊緊地握住上了膛的衝鋒槍像個木樁被釘在地上，腦子出現了空白，除了有些雞狗亂竄之外，一個逃跑的「老維子」（軍人對維族人的別稱）也沒看見。因為在每家的門口都有老兵把守著，維吾爾人的住房窗戶很小也很少，所以很難逃出去。不知站了多久，突然聽到轉移的命令，說要到另一個地方去執行搜索任務，那地方的房子很多，上級命令要盡快地再搜索一遍，看有沒有「活口」。務必在天亮之前撤離該地區，在搜索時我發現一個小孩子坐在死人堆裡哭，就停下了。那小孩見到活人就伸出雙手要抱，我心想他還把我當成好人了，我猶豫了一下，把槍背到身後就跨過屍體準備去抱他（她），這時才注意到不知是男孩還是女孩，但肯定是還不會走路的孩子。我抱他時發現他身上到處是血，不知是不是受了傷，一雙大眼睛毫不懷疑地看著我，看得我眼淚直往下淌，一雙帶血的小手緊緊地摟著我的脖子，小臉緊緊地貼著我的臉。這時班長氣勢洶洶地衝過來就是一腳，把我和孩子跺倒在死人堆裡，破口大罵道：「他媽的，要不是看你是個新兵旦子，老子一槍就斃了你。」倒地後的孩子把我抱得更緊了，班長一把抓過孩子，孩子驚叫起來，也許是孩子驚恐的眼神使班長的心軟了吧，他輕輕地放下孩子說：「我們是軍人，不執行軍令是要掉腦袋的，幸虧沒有被別班的人看見，趕緊給老子滾吧。」我沒勇氣再看一眼那孩子就跑到外邊去了，最後孩子是死是活就很難說了，班長和其餘的新兵也跟在我身後出來了，其實也是前面的軍人下不了手才留下的。除了那孩子就沒見到一個還活著的維族人。」

*毒水灑法輪功大眾？--不干！--十年徒刑

92年復員後，大學畢業的這名解放軍只能到河北石家莊市環衛局去當清潔工。99年7月10號，張軍濤突然被叫到商場旁的停車場，讓他灑水驅散安靜煉功的法輪功學員。因為頭一天車子還在灑農藥，張考慮到這種水灑到人身上會中毒，不干。姓趙的科長卻說：「中了毒他們就不敢再來了，你只管灑就是了，出了事我負責。」張建議至少換一車水，未允，於是不顧領導阻攔，自行驅車去換水；警察隨後追上，以警棍毆打並拘捕，隨後擬以搶奪偷車定罪。期間法輪功被中共全面鎮壓，同事告知：「原定的『搶奪罪』，改成了為了支持和包庇法輪功的違法犯罪活動而『非法劫持汽車』罪，如果數罪並罰至少得判十年徒刑。」被警察打傷住院的張軍濤不得不逃離醫院，輾轉逃亡到美國，提出政治庇護，於2000年9月8日呈美國移民局，10月底獲得批准。

張軍濤在申請材料中表示不後悔所作所為，並為自己的良心和正義而自豪。

圖片說明：上圖為1999年5月下旬黑龍江省某市公安、城管部門以高壓水噴射法輪功學員，看來高壓水驅散法輪功學員是中共鎮壓前全國範圍內的統一行動，詳情請見明慧網99年報導。

下文為張軍濤遞交美國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的自述材料。

一個人民解放軍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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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庇護官：

我是張軍濤，於1968年3月6日出生在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我出生在一個小幹部的家庭，五個孩子中我最小，父母的犧牲精神使貧困的家庭充滿了溫暖。哥哥、姐姐成了我在學校的保護者，使我無險無憂地度過了整個童年及青少年時期。我原以為除了大街上那些要飯的人以外，世上再也沒有比他們更慘的人了，沒想到自己後來比他們還慘！

中國人從小到大就被要求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兒女，結果我就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從一個聽話的好孩子成長為一個好青年。不管代表黨的老師、上級說什麼都習慣性地去服從，根本沒有意識到存在一個道德問題，人權問題，法律問題，以及個人意願等問題。而且各級黨和政府機構把是否聽了他們的話，作為給人「打分」的唯一標準。為了獲得高分，我從小學到大學一直都是最聽話的好學生。我只有一次沒聽黨的話，就差一點給送了命。

那是我離開南京大學當兵以後所發生的事，那時我在新疆軍區番號為三六二二一部隊服役，剛剛通過了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大約是89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突然軍號吹響，是緊急集合，團首長宣布有緊急情況！一夥少數民族要分裂祖國，要搞武裝叛亂。作為軍人，我們要誓死捍衛黨和軍隊的光榮傳統，不怕犧牲，保衛祖國，英勇殺敵，血戰到底！

上級發給我們兩件平時絕不許碰的東西和一個筆記本。一件是香菸，一件是子彈，筆記本是用來寫遺言或誓言以及「火線入黨」申請書用的，首長說：「我們這次出征恐怕就回不來了，由於時間緊迫，『火線入黨』申請書只寫『我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幾個字就行了。如果在戰場上倒下了，黨會追認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黨最優秀的兒女，軍隊裡最忠實的革命戰士，人民將永遠尊敬和懷念他的崇高品格及革命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首長的話使士兵們個個精神抖擻，熱血沸騰！

首長說：「敵人窮凶極惡，非常狡猾，所以部隊在執行掃蕩任務時，一定要格殺勿論，決不能留下一個「活口」。一槍沒打死可以多打幾槍，直到打死為止，每個班組打死的人由各班班長負責驗屍，無論是誰，只要留下「活口」的就當場執行槍決。因為「活口」會跑到外邊去造謠惑眾，破壞民族團結，影響國家安定。對待敵人我們革命軍人決不能心慈手軟，不要看到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就成軟蛋了，她們會突然從袖筒裡扔出一棵炸彈來炸死你娘的膽小鬼。我們在打越南時不少軍人就是這樣送的命，死了還落個處分，真他媽的給祖宗丟臉。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僅在戰場上不聽指揮這一條就夠得上死罪。上級把子彈交給軍人是殺敵用的，不是他媽壯膽吃的，不許還沒接近目標就開槍，更不許暴露我軍方位，在形成嚴密的包圍之後，要同時採取行動，遇到人多時一定要驅散分開後再打，不要讓屍體過於集中，甚至堆積，以免妨礙驗屍留下『活口』。這包煙是軍區首長讓我轉交給大家的。首長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革命軍人應該怎麼辦」？全體士兵齊聲喊到：「感謝首長關懷，堅決完成任務！」

各級首長訓話完畢後就上車出發了，我們包圍了喀什市一個維吾爾人居住區，我們營執行封鎖任務，其它營在悄悄進入作戰位置（其實就是維吾爾人的家門口）時，一些狗就叫了起來，接著就槍聲大作，探照燈突然都亮了，一道道強光使地面顯得格外恐怖！總覺得從黑暗處會飛出子彈（因為敵人「窮凶極惡」，又非常狡猾），雖然每隔一米多就有班裡的戰友（部隊以此距離形成封鎖線）。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打著抖，我天生膽小怕事才成了最聽上級話的人，可當兵還要執行「格殺勿論」的掃蕩任務實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只在電影裡見過日本鬼子對中國老百姓的掃蕩，我感到身邊的戰友也在發抖，我們連都是新兵，這是我們執行的第一個任務，我緊緊地握住上了膛的衝鋒槍像個木樁被釘在地上，腦子出現了空白，除了有些雞狗亂竄之外，一個逃跑的「老維子」（軍人對維族人的別稱）也沒看見。因為在每家的門口都有老兵把守著，維吾爾人的住房窗戶很小也很少，所以很難逃出去。不知站了多久，突然聽到轉移的命令，說要到另一個地方去執行搜索任務，那地方的房子很多，上級命令要盡快地再搜索一遍，看有沒有「活口」。務必在天亮之前撤離該地區，在搜索時我發現一個小孩子坐在死人堆裡哭，就停下了。那小孩見到活人就伸出雙手要抱，我心想他還把我當成好人了，我猶豫了一下，把槍背到身後就跨過屍體準備去抱他（她），這時才注意到不知是男孩還是女孩，但肯定是還不會走路的孩子。我抱他時發現他身上到處是血，不知是不是受了傷，一雙大眼睛毫不懷疑地看著我，看得我眼淚直往下淌，一雙帶血的小手緊緊地摟著我的脖子，小臉緊緊地貼著我的臉。這時班長氣勢洶洶地衝過來就是一腳，把我和孩子跺倒在死人堆裡，破口大罵道：「他媽的，要不是看你是個新兵旦子，老子一槍就斃了你。」倒地後的孩子把我抱得更緊了，班長一把抓過孩子，孩子驚叫起來，也許是孩子驚恐的眼神使班長的心軟了吧，他輕輕地放下孩子說：「我們是軍人，不執行軍令是要掉腦袋的，幸虧沒有被別班的人看見，趕緊給老子滾吧。」我沒勇氣再看一眼那孩子就跑到外邊去了，最後孩子是死是活就很難說了，班長和其餘的新兵也跟在我身後出來了，其實也是前面的軍人下不了手才留下的。除了那孩子就沒見到一個還活著的維族人。

在返回駐地時總有些維族人在路邊行走，軍人就直接在行駛的車上向他們掃射，沒有人會問為什麼？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切罪惡都是為了「立功」，而「立功」不僅是「聽話」的具體表現，更為重要的是將來一生的「組織保障」是步步高陞的憑據，一將功成萬骨骷，是作將軍的必然過程，這就是中國軍人殺人從來就不眨眼的道理。

回到駐地並不讓我們回寢室睡覺，而是叫我們站在操場上聽首長講話，先表揚官兵們為祖國立下了一個大功。接著就十分嚴厲地宣布軍隊鐵的紀律（因為一路上聽說有二十多名官兵死傷，而且全是自己人打的）。從現在起，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聽信謠言，更不許傳播謠言，要警惕壞人煽動軍心，不許打聽、談論泄露今天的行動，這是軍事機密，誰違抗軍令就槍斃誰，不管有功無功違抗軍令者一概不饒！解散。首長的話使大家頓時變成了啞巴，交完子彈後就睡了。下午剛起床就把我關了禁閉，說我有「立場問題」要寫交代。關了半個月禁閉後以「違犯軍紀」這個籠統的罪名記了我一個大過（一直裝在我的檔案裡，讓我一輩子不得翻身），指導員要我記住這個「小小的教訓」還差一點腦袋就掉了，我被清出野戰部隊，送進了軍區農場勞動，就這樣二十一歲的我在新疆的茫茫戈壁上當了三年的兵，種了三年的地。聽班長說這已經是最輕的處罰，最好的結局了，要是趕上86年那一次大掃蕩早就把你給斃了。我問為什麼？班長說：「你別給老子找死，老子什麼都沒說。」

92年復員時指導員並無惡意地要我永遠忘掉部隊裡「永遠的軍事機密」。由於我檔案裡有軍隊記大過的記錄，一直無法找到工作，讀過兩年多的一所大學也不接收我，父母認為我從小就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怎麼一當兵就會記大過呢？這不是毀了一生嗎？故執意要去部隊說理。我絲毫不敢吐露實情，只說部隊有軍事機密，別自找苦吃了，內心只想盡快地忘掉那些當兵的日子。可是十多年來那孩子的哭聲及眼神常常會在流落街頭的孩子中出現，我真不知道這個自稱「偉大」的祖國和民族的良心何在呀！這次寫政治庇護聲明我才敢第一次認真地回憶當時所發生的事情。在大陸想都不敢想這事，萬一流露出來就不得了。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好點的工作了，只得接受到環衛局去當清潔工，就是早晚在行人稀少的馬路上掃大街。由於聽話又吃苦耐勞，兩年多後領導提拔我開灑水車，這在環衛局裡是相當好的工作了，後來結了婚，過起了平民的小日子。99年7月10號我如平日一樣，深夜4：30出車上街灑水，一位保衛科的王幹事不由分說地就坐進駕駛室說：「領導讓我陪你完成一項驅散法輪功的任務」，「我們又不是軍警，幹嘛要去管這些事呢？」王說：「只要是端國家飯碗的人，就要服從國家的安排，這是領導一再強調的」。很快車就到了全市(編註：河北石家莊市)最大的商場旁的停車場上。那裡已黑壓壓地坐著煉功者，王要我把噴水閘打開圍著煉功者轉圈，好將水灑在他們身上。我說這怎麼行呢，人家不聲不響，安安靜靜地坐在地上煉功。王說：「那你就自己去問領導吧。」這時我才注意到局裡和城管辦的車都來了，趙科長要我趕快開車灑水，他們隨後趕人。我說：「最近白天車子在灑農藥，中了毒誰負責」？趙科長說：「中了毒他們就不敢再來了，你只管灑就是了，出了事我負責。」我說：「趙科長，聽說這藥的毒性很大呀，灑在街上壓灰還可以，灑到人身上肯定會中毒的。」趙大聲地吼道：「張軍濤，我早就知道你不肯灑，所以叫王幹事帶著你干，你不怕丟飯碗，我們還怕哩，你不灑就下車讓別人灑」。「趙科長，我換一車水行不行，這一車水的毒性實在太大了」。「不行！你頂撞領導，不聽指揮直接造成兩個部門幾十號人不能執法，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上去兩個人把他拉下來得了」。趙科長發起火來。我也不知自己是哪兒來的膽量，想都沒想，一睬油門就跑了。在不遠處找到了消防栓，就停車換水，車裡放出來的水發白，味道十分熏人，我坐在路邊抽煙等著藥水放完。一輛閃著警燈的三輪摩托車直接開到我身邊，趙科長竟坐在邊斗中說：「就是這傢伙」。警察二話沒說就把我銬起來推上了車。我問：「你們憑什麼抓人？」後坐的警察回手就是一警棍，打得我直冒金星，罵道：「你小子膽大，當眾偷車還敢說為什麼，打死你都不冤枉」。我解釋道：「我本來就是開灑水車的司機呀，怎麼能說偷呢」？警察又是一棍打下來，我被銬著沒法擋就本能的低了一下頭，警棍就落在背上了。「你他媽再敢閃一下，馬上就叫你腦袋開花」。我只得咬緊牙伸著腦袋讓他再補一棍。警察笑了，說這還差不多，看來你小子還算老實，我就這麼突然被關起來了。

天亮後另兩名警察讓我交代作案經過，我解釋說自己本來就是那輛車的司機，怎麼「作案」呢？警察笑道：「人贓俱獲，你能抵賴得掉嗎？難怪他們說你不老實，司機就不偷車了，那些管金庫的堅守自盜後就該喊冤了是不是，真他娘的混帳邏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黨的一貫政策，你拒絕執行任務，當眾強行開車的行為就是犯罪事實，依照我國《刑法》第二十七條定你一個「搶奪罪」不冤枉。現在就看你是坦白還是抗拒了。面對警察我無言以對，只覺得大禍已經臨頭了，警察見我發呆就說：「你裝什麼傻呀，是不是想逼我們修理修理你呀。」話音未落警棍拳腳就雨點般地落在我身上，後來我挺不住倒下就失去了知覺。恍惚中聽到了媽媽的哭聲，我才使勁睜開了眼睛，發現怎麼一家老少都在，連從來不掉眼淚的父親都哭了，我知道這不是件好事，媽媽摸著我的頭說：「孩子呀，這裡是醫院，警察知道搞錯了就打電話到家裡要去接人，我們看你身體不好就到醫院打吊針來了，現在一切都好了」。「媽媽是不是我被打昏了，趙科長說我偷車，警察就拚命地打我，我渾身都痛」。媽媽說：「是的，現在我們什麼都不用怕了，李局長說要找姓趙的算賬，說你是好心，是對人民群眾的健康負責，出院後還要表揚你不怕壓力堅持真理呢。」

躺在媽媽的身邊雖然有一種甜蜜的安全感，卻又伴著某種男子漢的傷感。我被診斷為「腦震盪」，後又診斷為「腦壓縮」等，一直躺在重病房裡。趙科長被停職檢查，僅十多天後風雲突變，李局長自己也出了問題，原來他也在練法輪功。趙科長因一貫聽黨的話，堅持原則，執法無情而受到上級的表彰並官復原職。趙幾次到醫院追問我十年前到底為什麼被記大過，雖然我神智不大清楚，但我知道講不得，趙得不到想要的材料竟派人到數千里之遙的新疆去調查我，因為部隊打電話到醫院找到我，強調：「無論因為什麼原因都不得涉及軍事機密，否則後果自負」。趙在部隊碰壁後惱羞成怒地要我立刻出院交代問題，但此舉遭到院方的拒絕。

這期間練法輪功已被中央公然定性為犯罪，一位要好的同事偷偷來醫院報信說：「趙科長他們已經把原來給你定的『搶奪罪』，改成了為了支持和包庇法輪功的違法犯罪活動而『非法劫持汽車』罪，如果數罪並罰至少得判十年徒刑」。難怪趙每天派人來看護我。這消息使已經見好的病情再度惡化，甚至又出現昏迷。醫生嚴肅指出必須讓病人保持情緒穩定，否則就沒法保證治療效果。而此時卻天天傳來嚇人的消息，醫院裡也急增了不少急救的法輪功修煉者，他們靜靜地，一聲不響地躺在臨時增加的床位和擔架上，彷彿正在等死。有的護士一邊流淚，一面為他們清洗傷口血跡。求生的慾望使我下決心無論如何也得趁活著逃走。趁著趙的人剛去吃飯，我就上了哥哥的車，本想坐火車到四川成都老戰友李偉那裡去，可因身體太虛而改去鄰近的一家縣醫院打吊針，哥哥因怕定包庇罪當即就開車趕回石家莊去了。幾天後我才逃往戰友家，他家絕對安全，因為他是刑警隊長。可是當打擊法輪功的行動從上至下步步緊逼，來勢洶洶之時。這個曾與我在部隊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就開口要我趕緊「遠走高飛」了。他直說我們以前的友誼是可貴的，因此他決不會主動地去出賣我，但可擔不起包庇窩藏逃犯的罪名。如今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帶口的，實在不敢有什麼閃失。

他倒說的是實話，中國人常常被逼得搞出賣朋友的勾當。因此我不敢呆慢，當即離開他家住進了一家小旅館，可一種被戰友拋棄的沮喪又使我覺得被抓住算了。於是決定回老家去，當火車終於慢慢地爬到了家鄉時，竟不敢直接回去了，只得找一個路邊電話打回家問情況，使一家人都緊張起來！媽媽用暗語讓我在「老地方」別亂跑。「老地方」其實就是我姨媽家，因為她家比較安全。一家人都說我蠻幹，認為老戰友已很對得起我了，住兩個月已算幫了大忙，不可能保我一輩子等等。哥哥說：「像你這種性格絕對經不起警察來回地折騰幾下，聽說最近已經有不少從沒進過警察局的法輪功學員自殺了，但據說法輪功是不會自殺的，誰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看最好別落到他們手裡為妙，免得叫父母成天為你提心吊膽的過日子。」妻子也認為逃走比抓著了要有盼頭。可往哪裡逃呢？過去聽起來有點好笑的「天羅地網」這時竟變成了真正的恐懼，真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感覺，妻子留下來哭了大半個夜晚，趁天還沒亮我就上路了，直奔內蒙舅舅家過起了牧羊人的生活。

一個操內地口音的年青人在「風吹草動」之時，突然出現在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別人覺得有點怪，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大對勁，中央和地方電視臺天天宣傳法輪功的危害，嚇得我舅媽直哭，舅舅也開始整天沉著臉一言不發，原以為打擊法輪功一陣風就過去了，沒料到比殺新疆人的勢頭大多了，當年掃蕩新疆人不但是保密的，而且是在夜幕掩蓋下進行的，而今鎮壓法輪功不但完全公開，乾脆就是在全世界的譴責聲中進行的，沒有人敢責問共產黨為什麼？他們有權在國境內干任何想幹的事情，人民的權利除了忍受還是忍受，連逃生也找不到個地方，因此我下決心先逃出國門再說。

12月5日我從邊境貿易口岸順利地進入哈薩克斯坦，接著就進了俄羅斯，並在莫斯科找到了蛇頭，講好價格及付款方式後就一步一步地在他們的安排下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到了加拿大，3月3日就進了美國。上帝終於將平安賜給了我這個逃亡者！

我自由自在地走在紐約的唐人街上，又踏上了著名的百老匯大道，覺得很奇怪，七八個月來一直逃跑的我竟有一種已經停不下來的感覺，而且在唐人街上有不少像共產黨模樣的人在走動，我想像著一旦他們膽敢動手抓我，就一定會被穿黑色制服的美國警察給逮個正著，而不是穿橄欖色制服的中國警察的「警棍伺候」了──可美國警察會不會被收買後去幫共產黨抓人呢？……

我意識到自己恐怕出現了幻覺，可怎麼也擺脫不了這幻覺。一個多月後終於發現其實這不算幻覺，而是大陸人在骨子裡太懼怕共產黨了，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痛恨共產黨才來到美國的，但卻沒有幾個人敢去參加抗議中共的活動，都害怕被混在記者或抗議者裡的中共特務錄了像和拍了照。為了表達意願，我還是去了，難道我就不怕嗎？當然也怕！只是怕的感覺完全不同了，原來怕自己坐牢，現在是怕親人們受牽連。因為我不僅勇敢地參加過各種抗議中共暴政的活動，還參加了抗議李鵬、江澤民的活動。這一切當然都逃不過中共特務們的狗眼睛。

後悔嗎？不，我甚至為自己的良心和正義而自豪，中國人什麼都不缺，就缺良心和正義！我將繼續良心與正義的旅程，請貴局本著一貫的人道主義政策恩准我的庇護請求。

張軍濤

2000年9月8日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