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的千家駒深圳去世

多維社記者夏飛報導/93歲的中國民盟副主席、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於9月3日凌晨在深圳醫院去世。千家駒1989年曾公開反對向學生開槍,生前說過:中國的演變是注定要發生的,問題是怎麼演變。最好能和平演變;否則就只能是非和平演變了。

千家駒是是中文版《資本論》翻譯之一,中國著名民主人士,早期思想左傾。

 1948年,中共南方局把李齊深、瀋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千家駒等民主人士分批護送往北京附近的毛澤東駐處的西柏坡。毛接見他們時,開場白便講出這樣一番話:「啊哈!座上有好多位大知識份子,久負盛名的教授、學者,真好啊!我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干管理員出身的,今天你們都上了我的賊船了啊,哈哈!」

千家駒後歷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盟副主席.等職。

  1989年,千家駒曾公開反對鄧小平向學生開槍,一度流亡洛杉磯,與前中共中央委員、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均在星雲大師處安身。

 
後來,江澤民親自批示「千家駒來去自由」,千家駒便放棄回到深圳定居,亦常往香港。

由於千家駒的言論,中共對晚年的千家駒很泠淡。千家駒去世之後,中共如何給其蓋棺論定尚在討論之中。

1991年10月20日,千家駒於加州曾致信中共元老陳雲、薄一波,全文如下:

陳雲、一波同志:

  許久不未,身體可好?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來美國的,有兩年多了。我此次來美,與八九天安門事件並無牽連。我既未參加天安門的群眾運動,亦未在任何支持民運 的文件上簽過名。但是我不能同意北京當局以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群 眾,這不但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所未見,即北洋軍閥政府亦所未聞。所以我在「陸四」的第二天,給任仲夷同志寫了一封信,請他轉告廣東當局「要 保持清醒理智頭腦,對學運採取克制態度,為廣東人民留一線生機。」我因家住深圳,經常來往於香港深圳之間,恰好美國有一學術團體邀請講學,我就來到美國了。

  抵美之後,客居洛城,書生報國無門,只有以文字表達心情。我又發 表了幾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形勢與毛主席不正確的對待知識份子政策所造成的惡果。不料以此觸怒北京當局,於今年三月撤銷我的全國政協常 委職務。這對我倒是件好事,因為這使我可以放下包袱,暢所欲言。來美兩載,觀感所及,不無一得。在中共領導人中,只有你們兩位是比較瞭解我的,故略陳所見。

  您倆知道,我是以畢生精力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研究的,自信對馬克思主義尚有一知半解。我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解剖的資本主 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資本主義也是在不斷演變、發展,以適 應時代的要求。現在的資本主義,既不是馬克思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也 不是列寧在二十世紀所講的壟斷資本主義,更不是斯大林二次大戰後在《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武斷的兩個世界平行市場的資本主義。 這是一種新型的含有許多社會民主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先進的資本主義 國家,課重稅於資產階級,用於失業者救濟、老人、殘廢者、兒童的福利 待遇,遠遠超過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還有它強大的生命力,絕非毛澤 東主席所形容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其次, 這些年科技的發展,真可以說是一日千里。如果說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是 以機器代替人的雙手,因而使生產力提高幾十倍、幾百倍;那麼,二十世 紀八十年代的電子計算機則是以電腦代替人的頭腦,這在人類的生產發展 史上是比產業革命還要偉大深刻的革命。在本世紀初,美國還要以40%的人口從事農業,現在不到2%的人,就生產出足以供給二億三千萬人口的糧食而且還有剩餘出口。

  目前,電腦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美國,沒有電腦的基礎知識,休想到超級市場當一個普通的店員。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世界,亦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過去我們總認為資本主義是盲目生產,而只有社會主義才有計畫經濟。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資本主義大企業沒有不是 計畫生產的。它們對於世界市場的情況,它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消費者的趨勢,對花色、品種的選擇、愛好,無不要作精密的調查。因為如 果產品沒有人要,企業就要破產,這是關係到投資者身家性命的事。反之,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計畫經濟,靠一年一度的計畫會議來制定一年或五年計畫,憑長官意志行事,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和市場供求狀況,與消費者脫節,產品積壓,損失反正是國家的,才真正是盲目生產。我國產品積壓嚴重恐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認為:市場經濟不一定意味著資本主 義,而計畫經濟也不一定意味著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非絕對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營企業, 但它們都要採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一切應以能否提高社會生產力為準繩。 所以我是很欣賞鄧小平同志的「白貓黑貓論」的,認為它是符合馬克思主 義的。現在國內又掀起什麼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的謬論。那麼: 「人民公社」分明是姓「社」的,而「包產到戶」是姓「資」的,我們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要廢除人民公社而實行包產到戶呢?!須知客觀的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對經濟規律人們只能發現它,認識它,而不能改變它,或創造新的經濟規律。以當年毛主 席威信之高,憑主觀意志搞「三面紅旗」尚不免磕得頭破血流,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我始終認為:「和平演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和平演變」者,不通過暴力或革命手段而逐步改進也。資本主義要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也要 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和平演變吸收了許多社會主義的東西,而社會主義制度也通過和平演變吸收了資本主義先進的東西,這有啥不好呢? 現在國內一聞「和平演變」便談虎色變,聽說還要成立什麼反和平演變的小組,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怕和平演變是怕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 義。這真是笑話!如果社會主義真有它無比的優越性,我們何必怕它和平演變呢?如果社會主義制度確有它的侷限性或不可彌補的先天缺陷,我們欲求不和平演變亦不可得。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我國怕「和平演變」是建築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一大前提上的。我國由於受了一百多年帝國主義的侵略,淪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八 年抗戰勝利後,又有三年解放戰爭,中共最後取得了勝利,統一了大陸。 不久又有抗美援朝的戰爭。所以中共領導始終認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 直至滅亡,這是反動派的邏輯。

  到了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我們又認為「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到了 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我們又聯美以抗俄。而美國亦以世界戰略關係,認 為蘇聯是美國的第一號敵人,中美攜手,有利於世界局勢的平衡。中美蘇三角關係不斷地改變,從五十年代的中蘇同盟到七十年代的中美攜手,是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但自戈巴契夫上臺以後,美蘇關係緩和,冷戰時代隨 之結束,世界形勢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在中共領導人中,「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舊框,卻始終沒有打破。到了今天,究竟誰要亡中國呢?是「蘇修」嗎?蘇聯今日自顧不暇,還哪有亡中國的野心?是「美帝」嗎?誰也知道美國對我無領土野心,也無直接的利害衝突。所以我們今天不再說「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而是說「反動派亡我之心不死」, 或者如李鵬所說「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如何「亡我」呢?用武 力侵略,不可能了,所以它們寄希望於「和平演變」,即用和平方式變社會主義中國為資本主義中國,因此我們要防「和平演變」,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

  這一套理論,只要稍具現代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常識,就知道是不值一駁的。首先就是「反動派」或「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這一大 前提便是錯誤的。今天「國外敵對勢力」究竟是誰呢?「美帝」、「蘇修」、「歐洲共同體」?都不像。那麼籠統的說,「國際反動派」或「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吧,它們亡我之目的究竟何在呢?

  在二十世紀初葉與中葉,帝國主義都把中國當成一塊肥肉,因為中國是廉價的原料市場、勞力市場,又是廣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它們你爭我奪,劃分勢力範圍。當時它們有不平等條約為保障,中國的海關、銀行、交通、礦山都在它們手裡。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人民,榨取超額利潤,說它們「亡我之心不死」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形勢與過去已完全不同。今天中國已完全獨立,不平等條約已廢除,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我們今天是求之不得,與抗戰之前對外資是拒之不能,完全不能同日而語。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創辦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城市,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外 國的資金、它們先進的技術以及科學的管理方法,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

  持和平演變者不用革命手段也,用革命手段便是用暴力來推翻一個政 權。辛亥革命好呢,還是康梁變法好呢?不是明如觀火的嗎?不用革命手段而用和平方法使一種政體或體制逐步改變,以適應時代要求,這就是改革。改革與和平演變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站在共產黨的立場,應該歡 迎和平演變而不是抵制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自救之道 。

  不是和平演變的道路有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的下場。最近九二高齡的陳立夫在臺灣接見記者說,他這一生親自見過兩次「兵 敗如山倒」,一次是北伐,北洋軍閥的軍隊兵敗如山倒,一次是抗戰勝利 後,國共之戰,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陳立夫是CC頭子,他的話當然 不足為憑。但近幾年中國大陸的貪污腐化,黨風不正,濫用特權,喪失民心,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否則也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運。中共領導口頭高喊要肅清貪污,整頓黨風,而其結果如何?

  兩位深居簡出,聽黨報每是報喜不報憂,不一定瞭解真相。我也是孤 陋寡聞,但究竟是在民間,到處跑跑。舉一兩例言之,高杓擁茉諫鉦諳愀鄢雎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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