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下流的韜光養晦

如下條件最容易培育攻擊型擴張型的好戰愛國主義：

　　１、曾有過傲視天下的強盛和君臨天下的虛榮；

　　２、遭受過長期外辱的歷史和雪恥趕超的民族情結；

　　３、巨大的人口和資源的匱乏所造成的生存壓力；

　　４、當下國力軍力的不斷增強；

　　５、從未間斷的仇恨教育和強制性的輿論誤導；

　　６、搖擺於極端自卑和極端自傲的惡性循環之間的民族心理；

　　７、能夠使以上條件發揮綜合作用的獨裁政權。

　　好戰愛國主義的形成和氾濫，第七項條件尤其重要，可以說是整合其他諸條件的核心。如果沒有政治上的獨裁，其他幾項條件，不但無法形成統一的國民心理，還會在自由社會的和平寬容環境中，逐漸淡化並最終退出歷史舞臺。換言之，獨裁政權是這一切條件得以凝聚和發酵的核心。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正好滿足了以上所有條件。

　　在鄧小平時代，實用主義代替了烏托邦妄想，發展經濟代替了階級鬥爭，裁軍代替了擴軍，民生經濟代替了軍營經濟，防守型愛國主義代替了好戰型愛國主義（偽國際主義）。在對外關係上，鄧小平拋棄毛時代的三個外交支點：以意識形態畫線、做第三世界的領袖和隨時準備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代之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利益優先，重點發展與發達國家的關係，盡量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且裁軍百萬。

　　八十年代的民間，國人急切渴望擺脫了貧窮和惡鬥，封閉的國門突然打開，政治改革成為熱點，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現了自身的落後和貧乏，民族恥辱、趕超慾望、對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堅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時並存。儘管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官方新意識形態的核心，儘管在「中西文化大衝撞大論戰」中已經出現了「２１世紀將是中國世紀」的預言，但那時畢竟還有以自由化為標誌的開放心態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義情緒的氾濫。現實落伍以及自卑情結所激發的主流情緒，還不是對外仇恨和擴張，而是嚮往、學習西方。

　　六四之後，西方國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權，世界輿論一致譴責大屠殺，使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陷入低谷。為了穩定政局和轉移目標，中共又祭起了尋找外部敵人的毛澤東策略。對內，把八九運動指控為海外反華勢力插手甚至遙控的顛覆陰謀，是「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證據，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成為意識形態的核心任務。在外交上，中共陷於新一輪的國際孤立，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又離不開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加之前蘇聯「９．１８」政變的失敗和昔日紅色帝國的解體對中共政權的衝擊，由此，鄧小平奉行現實低調的對外防守態度，使「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外交戰略主宰了整個九十年代。

　　但是，一個獨裁政權做出「決不當頭」的外交承諾，在道義上是下流的，因為這種實用主義外交戰略，沒有任何道義訴求而只著眼於既得利益，仍然奉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無賴道德，骨子裡的稱霸心態或天下心態並沒有改變，相信「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輪流坐莊乃霸權轉移的必然規律。在實力不足時忍辱負重、臥薪嘗膽，以圖東山再起。一旦中華之振興成為現實，強大的中國將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重演「報仇雪恨」的吳越春秋，再次成為「天下中心」。

　　事實上，這種下流的「韜光養晦」之策，也並非鄧小平的專利，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就用此對付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無論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中俄之間從來沒有過基於道義的盟友關係（像二戰後的西方盟國那樣），即便５０年代初的中蘇蜜月，也不過是兩個野心勃勃的極權者之間基於利益優先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國充當他稱霸世界的東方炮灰，毛澤東需要蘇聯的幫助擺脫孤立、鞏固權力和重建廢墟。其盟友關係是建立在共產極權秩序內部的「主奴關係」之上的，一旦處於「小老弟」地位的極權者，也想充當「老大哥」，極權者之間的你死我活的衝突必然爆發且不可調和。從六十年代開始，中蘇衝突的劇烈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中美衝突。

　　當年，斯大林接見中共要員時，每一次都聲稱絕不干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高崗等人，每一次面對斯大林的故作姿態時，皆以謙卑的口吻乞求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參見《斯大林與中國》）。狂妄得看不起所有政治梟雄的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的韜光養晦，竟然到了不惜顛倒黑白地自我貶損的程度。我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歷史專題片中，看見過這樣一個片斷：國人舉行抗美援朝的盛大遊行，抬著一副斯大林和毛澤東握手的巨幅畫像，畫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傾顧著身材矮小向上仰視的毛澤東。而眾所周知，現實中兩人的身高恰恰相反。

　　一旦毛澤東自以為羽翼豐滿，就公開覬覦共產領袖的地位，就強調自力更生，就由「決不當頭」變成「爭當霸主」，稍有齷齪就惡語相向，大罵蘇修及其霸權主義，擁蘇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見。

　　所以，「韜光養晦」，不過是信奉實力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獨裁者的緩兵之計，而絕非基於人類道義和長遠利益的外交戰略。韜光養晦與遍佈網路的好戰愛國主義的區別，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辭令和民間的流氓俚語之間的區別，其內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的、陰暗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大爆發，由１９９３年北京申奧失敗引發。這一失敗使中共的體育外交破產，也重挫了國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為中共急需修補政權合法性提供了絕佳時機和民意資源，中共自然不會放過－－如果國人不相信八九運動是西方反華勢力全力介入的結果，不相信武力鎮壓是為保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不得已採取的決策，那麼現在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申奧的破壞就擺在眼前，不由人不信。於是，百年外辱的延續和反華勢力的顛覆，又有了新的例證，國內掀起了改革以來的第一次激進民族主義思潮，它的主流情緒是怨婦式、控訴式、譴責式的：以歪曲甚至編造歷史的方式，蓄意歷數百年來西方人在中國土地上犯下的罪惡和對中華民族的侮辱。

　　但是，這種以訴苦指控為主的怨婦式民族主義，已經透露出在新世紀佔據愛國主義主流話語的好戰化流氓化傾向，其大眾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在該書中，極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國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潑婦罵街的流氓腔調，一應俱全。

　　由此可見，韜光養晦的低調孕育著大國外交的高調，怨婦式的民族仇恨餵養著報仇雪恨的種籽。

☉　好戰愛國主義有違世界潮流

　　二戰後，人權至上與和平主義逐漸成為人類的主流價值，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也為歷史大勢。德國和日本經歷過二戰大敗的恥辱，但二者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好戰的民族主義，而是政治民主化和自由經濟的成績。臺灣創造的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蹟，靠的也不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決心，而是放棄武力反攻的國策，促成社會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來的中國有了較大的發展，靠的也是經濟的漸進自由化與和平的國內外環境，而限制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阻礙和可能使中國走向崩潰的危險，第一是獨裁製度，第二是由獨裁製度煽動起來的狂熱愛國主義。

　　凡獨裁者皆是口頭上高唱和平，而實際的奪權及其統治經驗卻讓他們在骨子裡崇拜暴力。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和成王敗寇的暴力邏輯，打敗了蔣介石的毛澤東無疑是中國人的英雄，正如馬背上揮舞砍刀的成吉思汗、企圖武力征服世界的拿破崙和希特勒、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天皇等等一樣。但是，在人類經歷過「人對人是狼」的野蠻□殺的暴力關係之後，世界便走向「人對人是人」的互愛互助的契約關係。人類反抗不公正秩序的方式，由暴力奪權轉向非暴力反抗，民族矛盾的解決也由武力決勝負轉向政治談判或全民公決等和平方式。

　　在這樣的時代，真正的英雄再不是炫耀武力者，更不是靠暴力維持專制制度的強權者，而是以柔克剛的聖雄甘地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二人以生命為代價踐行非暴力主義的偉大人格，成為和平主義的典範。還有那些得到最高榮譽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家，要麼是以和平方式結束武力對峙和平息暴力衝突的人，要麼是一貫堅持對暴政的非暴力反抗的人（如昂山素姬）。許多過去的暴力崇拜者也在主流文明的感召和壓力之下，放棄暴力鬥爭而轉向和平進程，南非曼德拉最具代表性。

　　二戰後，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民主制度自由社會熱愛和平，專制制度奴役社會熱衷戰爭。眾所周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是法西斯的德國、義大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二戰後的大多數局部戰爭都是不把人當人的獨裁者發動的。當全世界大都在新的和平中重建家園之時，極權者的稱霸野心卻挑起了諸多非正義的局部戰爭，國共兩黨展開了遠比抗日戰爭更殘酷更具破壞性的內戰，金日成挑起的朝鮮戰爭，胡志明挑起了越戰，蘇聯入侵阿富汗，薩達姆侵略科威特。

　　也許，國人感覺到美國對中國的圍堵，並非空穴來風。當兩大制度的對抗結束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存的獨裁大國，在冷戰遺留的制度對抗中，美中之間的制度衝突無疑是其關節點。美國的人權外交的主要監控對象無疑是中共政權，中共政權反對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也只能是美國。因此，解開台海僵局和擺脫國際孤立的最好辦法，絕非獨裁製度下的逞強好勝的戰爭叫囂，而是放棄一黨獨裁製度。從兩次世界大戰和二戰後的無數次局部戰爭的經驗教訓中，世界上的主流國家相信：一個人口眾多且日益強大的獨裁政權，一個可以在和平時期對手無寸鐵的國民進行瘋狂大屠殺的政府，將對未來的世界和平構成主要威脅。何況，還有隨時可能爆發的台海危機！

　　台海危機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於獨裁製度的一直存在。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獨裁者當政的年代，一個決心武力解放臺灣，一個決心武力反攻大陸，只是由於現實上的力所不及和國際社會的干預，台海才沒有變成由權力野心和暴力崇拜製造的血海５碧ㄍ宄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