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會議其實另有主題

　　中央各部委、各省市主要官員以及部分中共元老，日前均接到前往北戴河參加會議的通知。由於今年北戴河會議事關十六大，一般預料會期較長。

　　那麼，今次北戴河會議有哪些議題？根據往例，應該離不開三大塊，即人事安排、政治報告、黨章修改等，但在具體操作方面絕非如此簡潔。

　　由神秘派生出來許多猜測、傳聞乃至流言便不足為怪。除了北京高層人事方面流言紛飛外，有關北戴河的主要議題近來也是版本繁多。

人事安排的前奏？

　　例如有一種說法是北戴河議將敲定十五屆七中全的議內容：第一，確定十六大召開的具體時間，討論並原則通過十五屆中央委員向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提交的工作報告；第二，討論並原則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此說較可信，因為黨代會前都會召開中央全會，後者為前者「熱身」。

　　還有人言之楚楚，稱今年北戴河議將確定的職位包括十六大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委員、軍委主席、副主席、以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委員、書記、副書記。

　　中共中央部委負責人，包括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人事案，以及明年政府換屆的人事案，也將在今次北戴河議一併討論。

　　此說純屬猜測，因為人事安排這樣敏感的議題，牽涉面甚廣，例如政策延續、派系平衡、權力傳承、基本素質等等，都必須逐一加以考慮且又要做到秘而不宣。北戴河會議並非制度性會議，也沒有法源基礎。再加上與會者成份複雜，黨內黨外人士參差不齊，更有部分不在其位的「老同志」，舉凡重大人事案只能在政治局會議上定奪，在北戴河只能「漫議」而不會議決。

　　至於傳媒假「消息人士」之口表示，北戴河會議還將決定中共最高層領導機構及其人員設置變革，並討論是否在黨的總書記之下，設立副總書記，包括第一副總書記和副總書記。此消息的真實性相當可疑，當年鄧小平廢棄主席制改採總書記制，就是為了突顯集體領導下的「一元化」特徵。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十二年，深知箇中滋味，倘若他以有利權力交接的名義改變高層權力形態，只能為北京政局帶來動盪。

　　雖然北戴河會議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中共領導人也確實在這裡做出過重大決定（如當年大陸發動「金門炮戰」，就是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做成的決定），但北戴河絕對代替不了中南海。

　　北戴河在殖民時代就曾是北京駐外使節的避暑之地，設備也比較完善，所以早年毛澤東就選中北戴河。於是到了夏天在京的政治大員就必須常常往返北京與北戴河之間，北戴河開始興起一幢幢私人樓。

　　毛澤東也以此為籠絡部屬的手段，召集某人到北戴河避暑或匯報工作就視為一種榮幸。其後，由於夏天入住北戴河的官員越來越多，自然也就成為北京領導人議事論政的場所。

　　北戴河因之又被外界稱為是中共的「夏宮」。及至八十年代，中共啟動改革開放的列車，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北戴河會議也逐漸定型化，而成為每年夏天必開的會議之一。

　　但北戴河會議在許多時候並不是在開會，而是避暑、休閑、戲水、溝通、交流，或是上情下達、意見整合，或是「政策吹風」，高層藉機蒐集各方反應。總之，所謂北戴河會議不拘形式、自由表達、靈活多樣，正是因為具備這些特點，北戴河會議又被認為最能體現中共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

　　一般而言，北戴河會議的結果並不公開，既沒有會前的「黨內統一認識」，也沒有記者會。人們在判斷「北戴河會議」的議題時，只能根據兩大線索，一是在這一年中的重大而尚未解決問題，二是未來必然要面對的重大問題。上述傳聞及流言基本上都是由這兩點衍化而來，只是外界對今年北戴河會議，摻雜了太多的想像、太多的臆測。

　　政治報告及黨章修改當然也會是北戴河會議的議題，只是這兩大議題已沒有多少討論的空間，因為政治報告起草經年，且反覆在黨內徵求意見。江澤民的「五三一講話」應該是政治報告的藍本，不會再有根本性的增刪。

　　至於黨章修改，早已在黨內形成「共識」，諸如將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將寫入黨章的「總綱」部分，強調「三個代表」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以及允許資本家入黨等觀點，甚至也被社會接受。北戴河會議所能做的，就是將修訂稿再發給與會者，等待認可。

天災人禍或許不會談

　　事實上，北戴河會議的重頭戲另有兩個，一是臺灣問題，二是經濟問題。不只是因為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北京高層，更因為這兩個議題具緊迫感，也比較適宜在北戴河會議上討論。

　　具體到臺灣問題，7月前後北京方面發動了猛烈的三通攻勢，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院總理錢其琛接見臺灣訪團，以及北京國台辦官員頻頻放話，聲稱兩岸三通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只要視作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不必要去爭論其中的政治意涵等等，以退為進，化被動為主動。

　　江澤民之所以要冒一定政治風險，完全改變「三通」這張牌的玩法，就是希望在十六大召開前後，兩岸關係有所突破。無論黨內中生代，還是軍隊少壯派，都早已對當局的臺灣政策感到不解、不滿與不耐。

　　至於經濟問題，更是關乎社會穩定。包括：國有銀行壞帳的巨大威脅；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隨著虧損的國有部門裁減閑置勞動力，失業率不斷上升等等，使改革進程變得暗淡。

　　總理朱鎔基日前在中南海邀請包括林毅夫、吳敬璉等十二位經濟學家，為中國經濟會診，顯見經濟問題的嚴重性。

　　不僅如此，數週以前朱鎔基又下令停止國有股減持(即套現)的計畫，為挽救低迷的股市。國有股減持計畫曾是朱氏十年來首要改革成果，是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一環，而今突然急剎車，實非得已。

　　此外，今年是中國的「大事之年」，未曾想正在成為大災之年。墜機、火災、礦井大爆炸之類的人禍頻仍，蝗災、旱災、洪澇之類的天災又現，僅今年水災就損失高達260億元，儼然雪上加霜。這些問題才是當務之急，才是可以拿到北戴河討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