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萬萬的人成了灰，誰記得他們？！
我的美國駕駛執照上有一顆紅色的心，我是自願器官捐獻者(Organ Donor)，我願把自己的器官捐贈給所需要的人，我希望他們因此享受更多更美好的人生。這是我的權利，我的尊嚴。這是我對文明社會的認知。
共產黨的唯物主義哲學觀，看待人生從來是物質化的。他們認為生命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在勞改營裡，有些人絕望自殺，公安幹部就會說：「死了無非臭一塊地！」這一句話，在十九年的勞改營生活中，我聽了無數遍。
既然生命、自由都沒有價值，何況死者及死者的器官！中共利用死囚器官的基本觀點就在於此。
1985年看到中共這份文件後，我明白這個政府將大規模地、肆無忌憚地、大量地「利用死囚器官」。誠如今天在大陸社會流行的，若患者需要某種器官，只要有錢，或者有「關係」，醫生就會對患者說：「等下次死刑﹝執行﹞吧！」
中國大陸的各類器官移植的數量，近年來急遽上升。在這個人們普遍沒有捐獻器官的思想意識，並且不存在捐獻器官的社會及醫療系統中，其移植用的器官幾乎全來自於死囚。在中國大陸，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實際存在的現實。在中共統治長達半世紀的中國大陸，社會的道德及價值觀念已經變形，人們不會對這種暴行進行抵制。
中共政府按照它的憲法，制定了刑法以鞏固統治秩序。按照刑法判處和執行死刑，然後按照中共政府制定的「利用死囚器官」的政策，安排醫院及醫生摘取死囚器官。不僅供給國內的患者，而且大量地招徠國外患者。參與這種手術的醫院是政府的醫院，其中近半數是軍方的醫院。參與的醫生都是政府的僱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共產黨員。利用死囚器官所得的利潤，全部進入政府及政府僱員的荷包裡。
1994年4月，我同我妻子自稱是美國來的腎患者的親屬，去查訪武漢的同濟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見到了中國醫學界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泰斗夏穗生教授。他歡迎我這位來自美國的訪客。他承諾移植手術一定完美，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經驗而且器官來源充沛，品質極佳。但是「按照政府規定」他不能告訴我誰是器官捐獻者，叫我別考慮器官的來源。
隨後，我找到一個機會去了醫院的病房，訪問到五個最近才在同一天接受腎移植的病人。他們明確地告訴我自死囚取得腎器官移植的詳細經過，我們拍了採訪錄像。在採訪即將完成時，夏教授突然來到病房，下令將我們趕出病房，厲聲嚷著：「怎麼可以讓他們到病房來！」原來他有所顧忌。
但是，同時我聽到也看到接受器官的患者對醫生的感激。我也覺得無論如何醫生對患者的生命及治療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這是不可抹殺的。當我準備揭發中共這種殘暴踐踏人權的惡行時，這些醫生也要被譴責嗎？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的二位器官移植主治醫生說：「我們是醫生，不過問這些死囚犯的判決，器官利用的手續等等問題。他們死了，他們的器官與身體一起火化掉了，不是浪費了嗎？人死了就成了一個物，我們利用廢物為病人造福，我們對病人負責！」
1994年8月，我專程去參觀了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茨集中營。我設想，假如今天是1943或44年的某一天，而我是一個亞洲地區的醫生，並且我不同意納粹建立毒氣室大規模的殘殺猶太人及其它人類。但我正在做一項醫學研究，就是海員或漁民失事沉溺於冰冷海水中，被救起後怎樣救護他們的生命。我在實驗室中利用了各種生物，做了許多實驗。現在我看到每天有上百上千的人被送進毒氣爐被焚化掉，自然想到為什麼不「利用」一下？於是我走進奧斯維茨集中營，商得納粹長官的同意，並向正在走向毒氣室的猶太人介紹我的實驗要求，問他們是否自願來我們實驗室當試驗品。我對他們說不保證他們一定能逃脫死神，但至少不會馬上走進毒氣室，難說或許還有生存的機會。同意者簽字。我相信有人會「自願」來的。
納粹覆滅後，奧斯維茨集中營的二十三個納粹醫生在紐倫堡被審判時，都提出辯護，強調來實驗室被試驗的猶太人及其它人都簽了自願書。他們做有益人類的醫學實驗。眾所周知，這些納粹醫生都被判決了，他們的醫學實驗是納粹暴行的一部分。紐倫堡大審的法官明確宣布這種在失去自由，在恐懼，在暴力面前的所謂「自願」，是不存在的。
中國大陸的「死囚犯」都「自願」捐獻他們的器官嗎？中國大陸的醫生不僅喪失了醫學的道德準則，並且直接參與了中共的暴行，他們必須受到譴責。
半個世紀以來，共產黨政府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每年處決死囚最多的一個國家。大量的死刑，提供了豐富的器官來源。由一個政府完全控制下，這樣長期的、大量的「利用死囚器官」牟利，恐怕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對這種暴行的沉默或忽視，等於貶低自己的人格及污損了文明與道德。 (吳弘達 4/26/200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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