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消息，報導回顧一九九一年朱鎔基從上海市委書記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後如何治理三角債、遏制經濟過熱、治理通貨膨脹及治理通貨緊縮等政績後指出，朱鎔基命中注定在中國將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報導指出，在一般上了年紀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爺救世傳統思維的國人心中，朱鎔基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銳的部分知識份子心目中，卻別有一番看法，他們認為，雖然經濟每年增長，但是貧富懸殊情況惡化，經濟增長率上的「保七保八」又有什麼意義？三年國企脫困了，工人下崗情況並無改善，農村情況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農民日子依然困苦。
報導還稱，「積極的財政政策爭論也很大」，指出「財政政策必然伴隨政府更多地主導經濟行為，從而違反市場經濟原理，並且產生了浪費和腐敗，這是令人遺憾的」。
辯護中國馬車難駕馭
另一方面，報導又極力為朱鎔基辯護，認為「如果我們是處在一個糟糕領導人治理下的糟糕國家，國家豈不早就垮了？何至於能維持到今天的局面？」報導又指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難題、隱患，是許多國家所不曾有的，駕馭中國這架馬車難而又難」。至於貧富兩極分化、農民收入等問題，報導認為「短期內不容易根本解決」。貧富差距的縮小只有在市場化轉型徹底完成、產業結構走向成熟時，才有可能實現。至於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樣的難題，「天王老子也無法一下解決」，「只能是寄望於工業化、城市化的長遠進程和持之以恆的人口政策」。
政論雜誌風行一時
《南風窗》雜誌創辦於八十年代初，由中共廣州市委的智囊機構－－廣東社情民意中心參與創辦。創辦後至八十年代末，曾是中國著名時事政論雜誌，其中尤以「假如我是廣州市長」徵文活動，在政治體制改革呼聲初起之際轟動一時。《南風窗》首任社長及總編輯曹純亮，因此被視為廣東「四大才子」之一（另三人為：現任深圳市長於幼軍、現任廣州市委副書記朱小丹、現任廣州市委宣傳部長黎元江）。
曹純亮後來出任《羊城晚報》社長兼總編輯，現為廣東文化廳長。《南風窗》目前被《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收歸旗下。
附《南風窗》封面報導：彈指一揮間 十年回首話總理
1998年，朱鎔基總理走馬上任，微笑著走向我們。
4年過去，又到「兩會」，人們看到的他還是那張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的臉孔，還是那份一往無前的果敢與自信。
總理的第一句話是：「請大家提問題，分秒必爭。」令人感慨萬分！
再回首：已是彈指十年！
時間，對於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國政治舞臺中心的朱鎔基來說，實在是太緊張了，他的腳步也就總是顯得那樣急促萬分。
1991年，年屆63歲的朱鎔基從上海啟程北京，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疲軟」的局面：生產衰退、人心不穩，企業間相互拖欠劇增，到處是治理整頓後的未完工程……
91年：三板斧打造金字招牌
朱到京後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債。由於他雷厲風行的風格，這項最難纏、無人敢攬的活居然速戰見效，得到小平以及舉國上下的一片叫好。「懂經濟」從此成了朱鎔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來是對付經濟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問題。1992年後，中國出現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港口機場建設熱、集資熱，供需脫節令物價飛漲。1993年全國物價上漲13%，1994年上漲至21.7%，為改革開放後的最高記錄，1995年仍高達13%。
朱鎔基採取了逐漸剎車的所謂「軟著陸」辦法。最厲害的是三招。一是1995年7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銀行會議，頒布16條，從緊縮信貸開始堵住貨票進入市場的渠道。二是果斷開倉放糧。1993、1994兩年中央政府放出400億斤國家儲備糧。由於糧價上漲導致副食品漲價，副食品漲價一項大約影響噹時物價的2/3，此舉可以說是砸到了通貨膨脹毒蛇的七寸上。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在1993∼1995期間，3次提高糧價，鼓勵農民種糧食。到1995年糧食大豐收，市場上糧食開始供大於求，治理通貨膨脹最艱難的階段總算過去了。三是砍項目，防止重複建設、調整產業結構。當時砍項目，砍得鬼哭狼嚎。
這三招犀利無比，招招見血。其結果，中國的物價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份居然出現了中國經濟史上鮮見、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物價負增長。
98年：經濟深層矛盾暴露 開局不利
但是，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來，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特大洪災，宏觀軟著陸所企望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現後便告消失，新的更加嚴峻的考驗擺在了朱鎔基的面前。主要的問題，便是前些年盲目擴張、重複建設所導致的生產能力大量增長，以致出現了普遍的生產過剩、企業開工不足、產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業和下崗工人增多等過去中國人以為只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才出現的現象。僅1997年一年，中國新出現的下崗工人就有1000萬之多。
1998年，朱鎔基正式走馬上任，擔任共和國總理，舉國上下無不寄予莫大希望。滿懷憂患的朱鎔基提出了本屆政府將完成「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任期目標，並表明為此不惜闖地雷陣、赴萬丈深淵的決心，舉世震動。
但偏偏開局不利，形勢嚴峻。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滯後到這時來發作。春夏之交，朱鎔基視察山西、內蒙的時候，宣布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後來的正式說法則是中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趨勢」。從此，通貨緊縮這個名詞讓人們越來越耳熟能詳。而中國的老百姓逐漸明白，通貨緊縮已取代通貨膨脹成了中國經濟更凶險的最大敵人。這個敵人也是中國政府從未打過交道的勁敵。
連下降息令牌
朱鎔基的應對之策是改適度從緊的宏觀政策取向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新組合。政策意圖很明顯，一是要保銀行，二是要穩定經濟。相比於羅斯福新政，中國擴張性的宏觀政策顯得更加決心堅定、措施有力，實施起來毫不動搖。
宏觀「軟著陸」至1996、1997年，生產已恢復，老百姓將越來越多的錢存在銀行，居民儲蓄存款每年增加兩三千億。但銀行拿到這筆錢，貸不出去，因為前幾年項目搞得太多。無論是加工工業還是原材料工業，都是過剩的局面。沒有人願去投資，也就沒有人願貸款。錢貸不出去，存款仍要付息，所以銀行虧本不迭。銀行虧本，其實就是財政虧本，也就是國家虧本。
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手段便是銀行連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實際利率由原來近10%下降至2%左右，讓銀行大舒了一口氣。財政政策的手段則是國家用淨高於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銀行發行國債，把資金拿過來，直接用於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通常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基礎設施具有投資大、跨地區作業、回收週期長的特性，國家來做較合適。
5100億國債拉動工業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發行5100億國債，帶動銀行資金和其它資金配套1.5萬億，完成了2萬億的工程。這2萬億的工程包括10萬公里的公路(其中1.3萬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幹線鐵路，如果包括電氣化、雙軌，改造在1萬公里以上。建設了9.5億千瓦的電站，全部改造了農村的電網。中國的行動電話和固定電話增加了3.2億門。「這都是實實在在地擺在那個地方的」優質資產，將來會發揮長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5100億元的國債加上銀行配套的貸款，拉動了整個工業生產，並有利於吸引外資，從而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其結果，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下滑的同時保持了一枝獨秀的增長勢頭。財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從1996年開始的「九五」計畫期間，平均每年增加財政收入1500億，2001年更是增加近2000億。由於財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職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職工的工資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與此同時，教育、科技以及軍費投入大量增加，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初步構筑。
與此同時，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資產不斷增加。其中，全國居民儲蓄大約每年增加七八千億人民幣。到2002年2月，全社會居民儲蓄額達到7.8萬億的水平。
穩定農業
在此期間，朱鎔基領導的政府還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穩定農業；二是國有企業脫困。
1995年後，糧食生產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變得供過於求。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政府決定用保護價收購，專門設立一家農業發展銀行給糧食貸款，同時修建可容納700億斤糧食的現代化糧庫以儲存糧食。可是，糧食儲備持續增長，達到了5000多億斤，加上農民手裡的存糧，可以夠中國人一年的產量了。在過去缺糧的時候，地都種到了山上。現在糧食過剩，政府便提出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湖，糧食由政府無償供應。
國企三年脫困：不可能的任務？
對於國有企業，朱鎔基很清楚，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3個人的飯5個人吃，要進行改革，必須把人精簡下來。但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保障體系把他養起來，國企改革就沒法進行。「人往哪裡走、錢從哪裡來」，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特有的難題，也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問題。
1995、1996年，政府開始構筑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計問題。一是養老金保證按時、足額發放。二是失業保障保證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每個人規定每月150元，高的200元)。三是增加離退休人員的工資。尤其是1999、2000這兩年大幅增加工資。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人數，已擴大到1120多萬人。僅中央財政當年就增加支出621億元。
與此同時，朱鎔基大抓了國企三年脫困的工作。這項工作頭幾乎被認為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實現了扭虧為盈，國有企業的賬面利潤有了很大的改觀，1998∼2000三年期間實現淨利潤3915億元，其中2000年國企利潤達2392億元，比上年猛增140%！為實現國企扭虧，國家使出了債轉股的「撒手鐧」。至2000年1月24日，國家經貿委共審查推薦了「債轉股」企業601戶，擬轉股總額4596億元，其中78戶企業已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銀行┒┝恕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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