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病」了還是媒體「病」了？

當劉海洋硫酸潑熊事件的陰影還在人們心中時，成都又驚爆一名牌大學生微波爐活烤小狗的新聞。一時間,網路上到處都是對這個大學生討伐的聲音,整整一百多頁的評論長篇累牘地表達著網民的憤怒。

然而在許多聲音當中，除了為小狗叫屈以及對教育制度提出質疑之外,也有人懷疑記者炒作的目的－－如果施虐者不是大學生,還會引起媒體如此的「狂轟濫炸」嗎？

大學生事件頻頻見報

記者用搜索引擎搜索「大學生」一詞，關於這個詞的新聞就不下於2500條，尤其是近日關於大學生發生的不良事件更是可以用「不絕於耳」來形容：

今年1月31日，北京某民辦大學學生熊偉為了女友一部手機，用醬油瓶碎片、小刀猛刺同學劉某的脖子，然後用被子摀住劉的頭部，使其窒息而死；

北京籍的天津醫科大學臨床系大三學生馬曉明因為4門課程不及格，校方在放寒假前勸其退學。寒假結束時，從小就被家長寄以厚望的他不敢說出真相，於是在2月24日，用電線勒死奶奶，接著，又拿起斧頭殘忍地砍向了父親；

2月23日，清華大學大四學生劉海洋，為了證實「熊的嗅覺敏感，分辨東西能力強」這句話的正確性，把硫酸潑向了北京動物園的熊；

3月7日，長沙市某高校大學生侯志勛因為感情的糾葛，殘忍地將同班女友殺害並肢解；

3月18日，北京某高校大學生馬忠義夜半闖入女生宿舍意欲殺害女同學，他的目的居然只是因為殺了人之後就可以被槍斃了，以尋求身心的徹底解脫；

……

這些新聞裡總有一個詞過於頻繁地出現，那就是「大學生」。記者數了一下，在近日那篇虐待小狗的新聞裡，短短三四百字，「名牌大學學生」、「大四學生」、「大學生」等詞語被引用了5次之多。

據此，有網友提出疑問，倘若這些事件中的主角都不是大學生，那還會不會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引起這麼多的唾罵聲呢？

從熊、狗事件看媒體的偽善

「潑熊」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人提出疑問：新聞界如此大規模地熱炒值當不值當。

畢竟硫酸弄傷5頭黑熊跟廣西南丹透水事故相比,孰重孰輕一看便知。一位名為費本靜的記者曾說:「在廣西南丹透水事故中，除了人民網有較多記者採寫的稿件外，其他國家級媒體均只有幾篇零零碎碎的稿件。而如今，一位大學生弄傷5只黑熊，竟能使一向不捨得發連續報導的一些國家級媒體也大做文章,全國上下盡人皆知。」

「在新浪網上，關於硫酸潑熊的評論有一萬多條，很多人在那兒充當法官，狠不得將劉海洋生吞活剝。難道說這個世界上，熊權能夠超過人權？那麼多人活剝動物皮、活抽熊膽汁、虐待寵物卻沒人關心，一出現個清華大學生，大家都激動的近乎於瘋狂。真的是因為有愛心嗎？」論壇上有網友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更令人深思的是，當烤小狗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事情又有了後續報導,說烤小狗純粹是一場誤會。於是媒體一下子都沉寂了下來,不再關心小狗怎麼樣了，而是更加關注「大學生怎麼有病」。

記得幾年前媒體曾報導過，一個沒文化的小保姆將小孩放在洗衣機裡洗澡，這件「新鮮事」沒幾天就被淹沒在「故紙堆」裡。按說，孩子比小狗重要，但因為事件的主體不是大學生，因此很快就被人「遺忘」了。

大學生「病」了還是媒體「病」了？

為什麼大學生會引起媒體以及社會的關注呢？記者採訪中發現，不少受訪者認為大學生是特殊群體:如果是常人，我們最多罵一頓罷了；如果是大學生，我們就應該不只是譴責……一句話，高素質的大學生怎麼能犯罪？

一位在法院從事宣傳工作的徐先生說，並不是人們不關心其他群體，只是大學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與警覺。他說，他們在寫新聞稿時，如果當事人是大學生就會有意地進行突出，「因為大學生與農民不是一類人。如果是農民去搶劫，大家會認為可以原諒，但如果是發生在大學生身上，就會更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

還有部分受訪者認為這是媒體負責任的體現。名為pass的網友在網上發表評論說:「大學生他們可是國家的未來，是棟樑之才啊。」正因如此，全社會才給予大學生很高的期望。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張記者說：「雖然不能將受過高等教育等同於高素質，但就目前而言，大學生畢竟是經過層層選拔，可以稱得上是目前優秀人才的集中代表。不僅媒體關注，而且全社會都很關注。對他們的報導也是媒體負責任的一種體現。」

另外，神秘的象牙塔世界也讓外界備感好奇。在某校從事近三十年教育工作的陳老師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並不像六、七十年代有機會有時間經常性地參與社會實踐。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帶著特殊光圈的大學生仍然是知識、善良的代名詞。「只是近期對大學生的集中報導才讓人們對這個群體有了更多的關注，但並不是說過去沒有，只是報導得少。」

過分關注也是「歧視」

針對目前媒體過分熱炒大學生現象，記者採訪了中國記協自律維權處的闞敬俠。她認為：其實大學生這種惡性行為的發生只是一種個別現象，佔全國大學生人數的比例很小，和其他群體犯罪概率相比並不高。但媒體這種過分關注、過分渲染往往讓人產生以偏蓋全的印象。這種過分關注也是對這一群體的「歧視」，剝奪了他們作為普通公民的「權利」。

新聞媒體對突發事件所採取的報導方式，她也認為有失偏頗。她告訴記者，劉海洋事件發生後，她曾通過寫信和打電話的方式與京城某媒體聯繫，試圖發表不同看法，但媒體並沒有採納她「另類的聲音」。

闞敬俠分析說，當新聞事件發生後，媒體最喜歡的就是採用「歸類法」，對某一類人進行分析歸類。特別對有爭議的事件，更採用「唯我所用」的方式，帶著先入為主的觀點，從自己的興趣取捨新聞素材，一邊倒地進行新聞報導。實際上，這種做法對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是相當不利的，尤其是涉及法律案件。

闞敬俠說，比如劉海洋事件，在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定性之前，媒體是沒有權力如此大肆渲染的。這侵犯了被訪者的合法權益，也體現了我國殘存的「有罪推定」的封建法律意識。獵奇式的炒作不僅會矇蔽群眾的眼睛，最終也會讓媒體失去公信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