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在政治上採取強力壓制手段，一切危及政權統治的行動皆會遭到鎮壓，但是中國社會近年來卻不斷傳出群眾抗議事件，而且，群眾抗議事件已由法輪功之類牽涉宗教信仰擴散到工人罷工的經濟範疇。信仰是人的精神糧食，經濟則攸關人類物質生活最基本的生存權，如果這兩個領域皆已引發民怨，進而不斷爆發群眾運動，政權恐將岌岌可危。為什麼這些中國的群眾抗議事件，值得我們關注？這是因為臺灣內部有關中國政策的爭議辯論，正反意見的立論基礎都脫離不了對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評估。贊成開放的中國政策的一方，看好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把中國視為一個未來全球最大的市場，於是就出現所謂「現在不去中國就來不及了」、「我們不去，別人會去」之類的論調。而主張審慎保守的中國政策的人，在冷靜觀察中國二、三十年來變化的本質之後，瞭解這些變化只是假象，因此，並沒有罹患人云亦云、不可救藥的中國妄想症。如果我們能夠從一些事件來瞭解中國的本質，就可以擬定出完善的中國政策，更可揭穿國內那些中國啦啦隊的真面目。
「國際化」與「開放」是一體的兩面，而臺灣以經貿立國，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國際經貿體系存在，臺灣的經濟是不可能有所發展的。然而，從一些實際的數據來看，如去年台商對外投資有七十％以上是到中國，臺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達二十％，以及臺灣資金流入中國約有千億美元，等於近十年來臺灣所賺取的外匯都已間接轉手給中國的情況下，國際化在臺灣實際已與中國化畫上等號。也就是說，臺灣多數企業的海外布局，其實只是中國化，哪有什麼國際化？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中國的市場將成為臺灣企業的應許之地，那麼臺灣企業的中國化倒也不必憂心；然而，事實卻非如此。中國經濟的榮景只是表象，不但持續成長的力
道令人質疑，其潛藏的問題更不容輕忽。
中國官方統計去年的經濟成長率達七點三％，可說非常耀眼，然而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一向不具有公信力。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就曾質疑，中國估算經濟發展的方式，是由各地方首長自行呈報所統計的結果，而地方首長為了鞏固政治地位，必然會虛報經過美化的數據；他更一針見血指出，依據中國官方的一項報告，目前佔中國地理區八成五的鄉村地區，經濟狀況仍然呈現零成長，如果全國經濟還要出現七％以上的成長，僅佔一成五比率的城市地區豈不是要維持四十％的經濟成長率？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當年在分析「亞洲奇蹟」時，指出亞洲的
成長主要都依賴「投入驅動」，而非「生產力驅動」；換言之，經濟成長的動力系來自資金源源不斷投入，而非生產力的提升。而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便如黑洞般吸入了大量外資，這些資金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去年為例，中國吸收的外資即達六九一點九億美元，幾乎囊括了絕大部分的亞洲外資，可見其「投入驅動」式的經濟發展本質，而一旦外資後繼無力，中國經濟發展勢必停滯，成了明日黃花。
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引發許多問題，諸如城鄉、內地與沿海的差距，貧富懸殊，農村高達近二億人的過剩勞力，以及被認為最具爆炸性的國有企業問題。《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指出，中國核心問題在經濟，經濟問題的核心在於國企。國企是中國工業生產力的骨幹，而且至今仍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與僱主，但是它的經營效率不佳，年年嚴重虧損。以一九九八年為例，中國宣稱國企獲利四九○億人民幣，但這數據並未計入政府高達一五○○億人民幣的補助款，因此實際上是虧損了一○一○億人民幣。而且，國企本是仰賴政府補貼，現在中共推動國企改革，要求國企必須自負盈虧，但政府的補助雖然減少了，卻變成銀行對國企進行政策性貸款，國企仍然擁有變相的補助，而此舉對於逾放比估計已高達五十％的中國銀行，無疑是雪上加霜。現在國企已是中國的燙手山芋，不改革只有坐以待斃，改革則必然造成大量裁員，又將引起烈焰般的民怨。中國官方統計，中國現有的國企下崗工人人數有五百萬之多，而遼陽市與大慶油田的勞工抗議事件，正是見微知著，一葉知秋，反映出中國國企已經到了窮途末路。
中國的經濟千瘡百孔，絕不似外表所見的光鮮亮麗，臺灣社會必須不為其表象所迷惑，如此則官方才能定出正確的中國政策，企業才能審慎評估投資計畫。遺憾的是，臺灣的特定企業固然充滿了西進的急躁情緒，而執政當局也一樣被中國熱沖昏了頭，不再冷靜思慮政策，而且抗壓不足，一有外在壓力，即放棄理想的堅持，開始合唱起官商同歡的快樂頌，攜手為中國打拚經濟，真是讓人無言以對，不知今夕是何夕。中國爆發工潮，吾人不必幸災樂禍，但是也不能忽視此類事件的重要性，應該藉此深入探討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本質，才能讓臺灣避免將中國化當成全球化、國際化所帶來的潛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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