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那麼苦 我們為什麼聽不見農民叫苦的聲音 系列:《農夫的呼號》之六

農民的生活很苦，一直很苦。再來回顧一下、傾聽一下全國人民已經熟悉的、一個在湖北魚米之鄉做基層幹部的李昌平的一段敘述：湖北監利縣農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著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

為什麼幾億的農民多少年來過得那麼苦，卻聽不見他們叫苦的聲音？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春江水暖鴨先知」，很多人熟悉這一出自蘇東坡大人的詩句。很淺顯的道理：水的冷暖，水裡生活的感覺，與水關係最密切、與水保持「零距離接觸」的鴨子最先知道。

同樣道理，農民的冷暖，農民的苦痛，也只有農民自己最清楚。李昌平說，他是建國後繼梁漱溟、彭德懷後第三位向高層訴說農民疾苦的人，其實未必。即便就算如此，我要說，成年累月在土地上摸爬滾打的農民，他們對自己的苦要比梁、彭、李要感受得更早、更深、更直接、更刻骨銘心，因為這是真正的「切膚之痛」，這一點誰都不會有疑問。儘管我對以上三位、對任何坦蕩耿直、有勇氣說公道話的勇士心懷敬意。但我們該想想：一個人口基數達到九億的群體，長時間經受著這麼大的苦，與僅會「呱呱叫」的鴨子比，「我們」會說，會吼，為什麼「我們」的苦不是從「我們」的嘴裡最先喊出來的？而是由於一件偶然的事件（上書高層、且高層作出了反應）、出現一個偶然的人，「我們的苦」才進入了主流社會的視線。

如果我們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從常理上講是會有效果的。套用毛澤東的一個表達模式：假如「數億農民一聲吼」，那麼，可以肯定，「地球也應抖一抖」。我們有多少人呀！

可是，為什麼「我們」總是選擇沉默，在受苦時？另外，相似情況以前也出現過：四十年前的往事:1959年至1961年，數百萬計（採用的是最保守的估計值，因為沒有權威的、政府公布的數字可以引用。可能是有權的人覺得,花些精力把這事調查清楚是沒有必要的。)的農民被餓死，高層決策人「似乎」也不知道。我們農民也是這麼的沉默。

電視中，我們常能看到別國農民為表達自己處境、為捍衛自身利益，表現得非常不沉默、非常壯觀場景。人數不足中國農民千百分之一的法國、西班牙農民在自己國家繁華街頭、日本農民在議會中頻頻地向政府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

可惜呀……一個一直號召「密切聯繫群眾」、並視其為「優良傳統」的執政黨，一個曾轟轟烈烈地開展過「國情教育」運動的黨，對我們真實的國情，對佔全國八成的國民基本的生存情況不太瞭解。

只要不是「指鹿為馬」，只要不是睜眼說瞎話，誰都不能否認，一個社會的上下層之間是有距離的。範忠淹對此的概括是「居廟堂之高」和「處江湖之遠」。有這麼一個歷史故事，很多中國人都很熟悉：兩千年前，三國兩晉時期，司馬衷陛下當政。當「處江湖之遠」的飢餓的農民被餓死無數，消息報上來的時候，「居廟堂」最高的司馬皇帝很驚詫：為什麼飢民那麼傻，寧可餓死，也不吃瘦肉粥？！

司馬衷關於「肉糜的疑惑」反映了什麼呢？反映了當時最高層對底層人民的生活是不瞭解的，兩個層次之間在信息的傳達方面是不通暢的。

誰都不會懷疑，與「腐朽的」封建時代的帝王相比，我們現在的領導人是賢明的。但是，現今農民的確切的、真實的苦難程度，我敢說，它遠遠超出了我們高層、我們城裡人的預料。（今天，在我所接觸到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是非常納悶：農民工在城裡境遇如此之苦，為什麼還一個勁地往城裡湧？太傻了吧？）也就是說，我們的高層與底層之間，主流社會和邊緣社會之間,同樣存在著民情傳達不通暢的問題。

對上層來說，真實的、全面的、完全的信息獲取和掌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也是決策的基礎。

可是，當今的時代，為什麼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在這個以信息可以便捷聯通為基本特徵的網際網路時代，瞭解下情為什麼這麼難呢？是我們的主流社會的聽覺遲鈍了、信息閉塞了呢，還是我們農民在社會根本沒有表達的途徑與訴求的渠道？

直到最後，依舊沒轍。我們的父老鄉親們，只能淒然地忍受著悲苦的命運，只能躺在山高皇帝遠的角落裡，悄悄地呻吟，默默地舔著自己的傷口。

所以這裡，自始至終，寂靜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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