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澳門,橫穿過馬路

從北京到澳門,橫穿過馬路,一個明顯不同的是,在北京,行人很少走人行橫道線,且人、車互不相讓,堵車現象四處可見;在澳門,行人大多都走人行橫道線,且車、人互相禮讓,道路基本上暢通無阻。小小的「不同」,細探究一番,頗耐人尋味。
  若論人、車的密度,澳門比北京高得多。北京每平方公里650人,澳門則高達2萬人;北京百人擁有不到兩輛車,澳門每三個人中就擁有一輛臥車。

  若比文化素質的高低,則北京不比澳門低。北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佔人口的近半數,澳門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佔大多數。

  兩廂比較,出現了一個不該出現的結論:人口文化素質高、車少人稀的北京,馬路文明卻遠不及人口文化素質低、人擠車湧的澳門。

  是北京交警沒有澳門交警忠於職守?非也。北京交警是全國公認的「業精、盡職、操守」的一流隊伍,比起澳門交警毫不遜色。如果僅從馬路上觀察,北京不管颳風下雨,大街小巷均可見交警的身影;而澳門無論何時,街面上很難覓到交警的蹤影。

  兩廂對比,又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兩地的「不同」,和交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麼,究竟什麼原因造成這種「不同」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公共意識的差異。筆者不由聯想到另一種景象:走進京城許多機關家屬樓內,公共走廊、天井衛生與每戶室內衛生涇渭分明。前者是土飛塵蓋,污亂不堪;後者是錚光瓦亮,一塵不染。究其原因,仍然緣於公共意識欠缺。看來,公共意識之強弱,與文憑、職務的高低,城市的大小,生活的貧富不成正比。

  公共意識乃關愛眾人、關愛社會之意識。其核心是博愛,即愛他人、愛社會,是一種沒有私心的愛。記得清末名人曾國藩家族中有件代代相傳的趣事。說的是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有一天,湖南湘鄉老家來信,稱府上為蓋新宅,與鄰居為一牆之隔的地界發生爭執,幾乎鬧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欲求助曾國藩的權勢。曾國藩收到此信後,聯想起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寫的一首詩。於是便寫了一封長信給弟弟曾國潢,並將這首詩附上:「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讀了曾國藩的信和此詩後,愛心油然而生,胸襟豁然開朗。「讓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將地退縮了三尺。曾家的這一舉動,深深地感動了鄰居,其鄰居不僅不再與曾家爭執,見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著「讓他三尺有何妨」的愛心與寬忍,轉讓給了曾家擴建新宅。

  一百多年過去了,筆者現在再讀這首詩及事,仍覺得樂趣無窮,感悟至深。人從降生到這個世界始,就是社會之人,就要與人相處,包括朋友、同事、鄰里等等,就要在社會這個公共的大空間中生存。所以,每個人的愛心不能只圈定在與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人與事上,每個人的道德意識不能只侷限於自家人的小圈子裡。否則,如同現在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出門見醜,離家受困」之窘況,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筆者認為,培養公共意識,補上博愛教育這一課,是落實江澤民總書記「以德治國」思想的題中應有之意。十年動亂中,「博愛」這一人類優秀文化遺產,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遭到批判,至今餘毒尚存。人們公共意識的淡薄,與此不無關係。

  試想,如果人人都具有「讓他三尺有何妨」的博愛、寬讓之心,良好的社會公德豈有樹立不起來之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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