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變面前的美國人、日本人與中國人

災變面前,美國人、日本人、中國人會採取三種迥然不同的態度。

「9.11」紐約國貿大廈倒塌之後,美國人全力救人,對損失的表述是死亡多少人與失蹤多少人,始終沒有渲染過財產損失。也許有關部門計算過財產損失,甚至有準確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引不起人們的關注,美國人關注的是人的生命,特別是恐怖活動是否還會發生。一位救援人員說,即使救出一個人,其價值也是無限大,無法計算。


美國在對外衝突中,最高準則是少死人。沒有哪位總統還敢發動越戰那樣的戰爭,以數萬年輕人的生命為代價。越戰結束之後,死難者的名字全部被鐫刻在石碑上,無有遺漏。那些死亡的年輕人沒有「英雄」,在美國人眼中他們全部是英雄,因為他們獻出了生命。


「9.11」的救援完全以救人為中心,在已經不可能有生還者的情況下,還在痴心地等待奇蹟。在他們看來,救活一個人的價值遠在保住一架飛機之上。


日本人在重視人、輕視財產的做法上與美國沒有什麼不同。1985年7月12日,一架波音737客機在群馬縣墜毀,機上524人死亡520人。當天的廣播一遍接一遍地不停地播送死亡者名單,沒有哪家媒體涉及財產損失的統計數字。讓人油然感到生命的神聖。然而,日本的做法與美國也存在差異。


90年代的日本阪神大地震,達到7.3級,摧毀了許多建築物。地震發生在清晨5時40分,人們正在熟睡。驚醒後,絕大多數人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就奔向了公司。他們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公司是否安然無恙。如果看到的是殘垣斷壁,他們便奮不顧身地撲上去滅火,扒開廢墟搶救自己公司的檔案。當然,趕巧了是清晨地震,公司沒有人。不過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地震發生在白天,日本人仍然會在搶救人的同時搶救檔案,最少會將公司檔案與人並列對待。檔案太重要了。只要檔案在公司就有可能恢復,沒有了檔案公司就難以恢復了,因為日本人奉行集團主義組織原則,使用文牘主義的工作方法,公司的人事、技術及對外關係的材料都在檔案中,沒有了檔案就沒有了依據,公司的「魂」也就沒有了。據目擊者講,阪神大地震之後的場面是非常壯烈的,很多人為公司受了重傷。許多公司職員置自己的小家於不顧,跑到公司搶救檔案,其中有些人的家屬死於瓦礫之下。把檔案視為比生命更重要,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更難以理解的是,這一切都是自覺自願的,並沒有誰在指揮他們,更沒有什麼獎勵制度激勵他們。不少公司就是因為檔案被搶救了出來,地震後不久就順利重組,獲得了新生。那些搶救者什麼獎勵也沒有得到,他們還是照舊當他們的職員。採訪他們,他們若無其事,認為每一個職員都應該那樣做。


中國人與美國人、日本人不同。中國人有勤儉持家的傳統,很重視財產損失。許多媒體在災難報導的時候往往先報財產損失而後報人員傷亡。即使財產損失微不足道,也要把這一損失報導出來,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昭示災難的危害程度。很少隻報導人員傷亡而不報導財產損失的。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國人認為,為搶救財產而獻身是光榮的,許多人明知必死,還是在災難來臨時跳入火中或水中,做搶救的努力,完全不考慮是人的價值高還是財產的價值高。如果搶救者成功地搶救出財產,就有可能成為令人矚目的英雄。至今仍不乏持這種看法的人。舍財保命很可能就會招致麻煩。前不久,某市一銀行遭歹徒搶劫,值班的孱弱女職員為保住性命對歹徒做出策略性讓步,給了歹徒一些錢,免除了刀斧之禍。雖然事後女職員自掏腰包如數補足銀行損失的款項,但她還是遭受了被除名的處分。銀行領導在記者鏡頭前竟然說,銀行的財產是高於一切的,云云。不過,他的高論一出籠即遭到批評,說明中國人的觀念也在一點點變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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