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尤其是在某些激進的受政治或宗教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人士看來，中國是「暴秦」，雖不說要「揭竿為旗，斬木為兵」而滅「秦族」（中共的別名），至少對暴秦的政策要口誅筆伐。文采煥然者，寫下了不少「過秦論」名篇。在另一些人，主要是在那些自視有賈誼曹錯之才，但又未獲「朝廷」重用的在野知識份子看來，中國是「病『漢』」。什麼病？用賈誼的話說，病在「股」、病在「踵」：「股」大於腰，「踵」大於股。意思是說，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控制力下降。其中翹楚如胡鞍鋼、王紹光者流，向朝廷上過不止一篇「治安策」。
在下既身在海外，又是前朝舊吏。以賤眼觀之，當今中國似乎半秦半漢，合起來，是個秦漢綜合體。說它半秦，是因為它政治上的虐政未除，中央高度集權有如秦制；說它半漢，是因為經濟上已開始休養生息，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未順，潛伏著新「七國之亂」的危機。因之，我借《信報》金角，前一年開「解讀中共」專欄，意在為文「過秦」；現在新開「政治中國」專欄，旨在進策治安。
名為「政治中國」，自然是要討論中國政治，核心是政治改革。經濟學是我的本行，但因一個特殊機緣，我於80年代中後期涉足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當時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供職，從事政治法律方面的調研工作。1986年，鄧小平感受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先後多次講話，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為此，「書辦」（中央書記處辦公室－－新世紀編者注）專門成立政治改革研討小組，我是成員之一，著手為中央準備政治改革方面的參考資料。我們閱讀了大量中外政治學著作，召開過許多座談會，在此基礎上，編成7卷數百萬字的《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
1986年下半年，因胡耀邦失寵，鄧將政治改革的任務交給趙紫陽去辦，趙為此專門成立了中央政治改革研討組，後改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由鮑彤領導。我被調去參加中共13大報告起草工作，中斷了我的政治改革研討工作，但並沒有中斷我對政治改革的思考。1989年1月，我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發表《新權威主義述評》一文，簡要地表述了我在兩年時間裏對中國政治改革思路的想法。
那篇文章表達的新權威主義觀點激怒了許多人，但獲得了鄧小平的贊同。爭論被中止了，但問題還在。新權威主義的核心觀點是讓有秩序的自由做民主的母親。新權威主義把混亂、地方政權的坐大以及對自由化改革的障礙，看成是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威脅。80年代末中國特有的政治主張的情緒化和標籤化的後果之一，是用攻擊代替理性批評，在圍攻之下，我喪失了認真思考不同觀點的能力。
拜天之所賜，1989年年中，我開始了長達3年的「閉關」修煉。修煉的結果，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我「進去時，還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出來時，已經變成一個聯邦主義者了」。是什麼因素促成了我的變化；中國為什麼數千年專制，近100多年來夢尋民主，又為什麼屢夢屢空；中國是否能在拒絕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完成現代化；中國的政治現狀能維持下去嗎，政治改革還能拖延多久；中國最大危險究竟是地方權力過於分散，還是中央權力過多集中；聯邦主義的政治安排是否適用於中國；聯邦主義是個什麼東西，它會導致國家分裂嗎；中國目前的政治現狀離聯邦主義有多遠；中國應該先聯邦化還是應該先民主化，或者兩者同時進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將要在本專欄裡與讀者討論的。這些討論是重大的，但往往並不有趣，我盡量多準備些佐料，讓它們有滋有味。
有人會問：中國目前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局有意圖進行政治改革，談論它有必要嗎？一個國家的政治改革，等到決策者決定動手時再來討論它，就已經晚了。從其他國家改革政治體制的成功經驗看，深思熟慮之後的政治改革，建立在廣泛共識基礎之上的政治改革，比被形勢所迫、倉促行事和認同程度低的政治改革更少失敗。幸虧有個香港，留下一點言論自由的空間，使得這種討論成為可能，這是值得慶幸的。
一個更為現實的考慮是，開闢本專欄，是想為即將到位的中共第四代政權，以及處於四分五裂狀態中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提供一點政治改革的參考資料。如果胡錦濤不僅是鄧小平遺囑的繼承人，也是鄧精神的繼承人，那麼，政治改革便將是他不能背叛的鄧小平政治遺囑。繼續鄧時代已經開始，在江時代被拖延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利於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政治力量，找到共同語言。
這對於我來說，或許是一個力所不及的目標。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望讀者有以教我。
2001年10月28日於美國麻省康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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