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暴行是一次暴民意識的大暴露

對未來中國最大的威脅是什麼?大家都覺得,暴民意識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王學泰(音)先生對遊民現象作了很精闢的分析,他認為遊民的特點:第一強烈的反社會性;第二政治鬥爭中的主動進擊精神;第三重視幫派、不重是非;第四失去了角色位置,因此也就沒有角色規範。可以說,遊民是產生暴民的土壤。暴民,我認為還要加上:無視傳統社會的遊戲規則,具有強烈的陰暗心理和破壞情緒,絕對不講人權和人性。中共建政以前,充分利用了遊民的力量,所以在建政以後極力宣揚和歌頌農民起義、暴力革命,還有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階級鬥爭,49年以來歷次的整人運動,沒有一次不是充分的反人權反人性的運動,到文革種種暴行是一次暴民意識的大暴露。

如果有人對暴民意識還沒有什麼感性認識,我今天著重介紹我的一次調查,可以幫助大家對暴民一目瞭然。許多瞭解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有三個地方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屠殺,一個是北京的大興縣,還有一個湖南韶陵,還有就是廣西,廣西不僅殺人而且還把人吃了。遇羅克在67年寫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中,他用了一個詞叫"連根拔",所謂"連根拔"就是指北京的大興縣,用農民的俗話說就是斬草除根--把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不但本人而且還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都要殺死。後來報導大興縣事件和死亡人數的,我知道的有八十年代的嚴家祺、高皋先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再後來詳細一些的有97年一位叫張連和(音)先生,他在《那個時代人》那本書中寫了一篇文章,這本書上下兩冊,幾乎說得都是文革的事,但是出版後沒買多少天就被政府宣布為禁書。我有幸在舊貨市場上買到兩本--封皮撕掉準備做紙漿,然後被人揀回來的。經朋友告知,我才買了一套。

遇羅克有一個願望:把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暴行編成一本書,以警策後人。但是由於他較早犧牲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當年我跟他一起辦報紙,不僅僅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同事,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去完成他的遺願。恰巧99年時廣東林賢治(音)先生約我寫北京大興縣屠殺事件的文章,所以我對大興縣事件作了調查。我調查的時候發現,嚴先生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介紹當時的死亡人數300多名,最大的有80多歲,小的才出身20幾天,這個事實是確實的、真實的,但是那個死亡人數是從8月25日到9月1日那幾天所謂"連根拔"的人數,不包括以後其他時間的死亡人數。我做的調查很困難,如果按照中國大陸現在的說法,我的做法也許要被算作"蒐集情報罪"--因為在大陸現在誰也分不清什麼叫"情報"。

在調查剛開始,我利用官方的渠道,比如到檔案館或查閱報紙,結果發現在檔案館文革的資料都封存起來,根本就不允許查閱,先找到北京市檔案館,又找到大興縣檔案館,也是一樣,尤其是關於大興屠殺事件,找不到任何材料,館長親口告訴我這是不人讓外人看的。後來我想到從凶手中去調查,我工作的地點離事發的地點很近,但當我要著手去做的時候,那些凶手被告知不接受任何採訪,當然凶手本身也不願意被人採訪。好在事發時的一些當事人還活著,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一些真相。這次調查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有一個小女孩(兒童),暴徒通常是用往地上摔的方式殺死兒童,有時把腿劈開,這個小孩有幸沒有被摔死,只是摔暈過去了,趕車的那個貧下中農看到她還有一口氣,動了惻隱之心,把小孩藏在車廂底下,想偷偷運到外村去,沒有想到這小孩甦醒後一掙扎掉地上了,跟著的暴徒見小孩沒死,拿著鐵鍬就像拍蒼蠅一樣把小孩拍死了。

我最難忘的,也是所有村民都難忘的,還有這麼一件事:在殺人過程中像年輕力壯的死得都比較突然,凶手怕他們報復,就藏在隱蔽處用棍棒打他們的腦袋、或者用鐵絲勒脖子、用(電線)電擊,但是對那些老人和小孩他們就沒有什麼顧慮了,有的直接對那些人說你們到那裡去該弄死你們了。其中有一個村子活埋人,被埋的有一個老太太,懷抱他的孫子,當土揚起來的的時候,小孫子對奶奶說瞇眼睛,奶奶安慰小孫子說,再過些時候就不瞇了。……非常淒慘。我說這些事情,許多人聽了都很震驚。我奇怪,什麼人在這個時候居然還下得了手?我認為,這就是典型的暴民,只有這種暴民才能下得去手。

在與大興事件發生的同時,剛才王友琴女士講了有一個叫李文波(音)老人,他被打一直忍著,紅衛兵打他的夫人,他夫人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實、很懦弱的家庭婦女,李文波看到老伴被打實在忍不住了,就拿起菜刀對紅衛兵說,你們要是再打我就跟你們拚命,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行凶行為,但是據說紅衛兵在奪他菜刀的時候把手劃傷了,於是就說是階級報復事件,這時站在外圍的解放軍和警察進來--紅衛兵打人的時候他們站在一邊名曰"維持秩序",實質保護紅衛兵行凶--在他們的參與下把李文波老人活活打死了。我認為,更典型的是,幾天以後,周恩來在北京一個體育場主持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在會上宣布已經死的李文波和還沒有被打死的李文波的夫人死刑。李文波的夫人可以說是一個很無辜的人,她沒有任何反抗。

還是同樣的藉口,當時在崇文區立刻處於紅衛兵暴行的恐怖之中,當時打死了很多人,數量絕對是數以千計。我聽李文波的兒子告訴我,李文波被打死後,他也被崇文區公安局關押起來,他被關押的第一天,到崇文區(公安局)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大院子,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第二天給他轉到其他監獄的時候,他發現突然間整個大院子都堆滿了死屍,有大人,有小孩,這些人都是第一天被打死火葬場來不及燒的死屍,連走路都很困難。

另外,王友琴女士剛才也講到了,周恩來接見了虐待李文波的那幾個紅衛兵,還誇獎他們是英雄。明明是殺人的惡魔,還要為自己的暴行找藉口,我認為這就是暴民和強權相結合的產物。

我在調查大興事件的時候,恰好在網路上發現,胡平先生寫的一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提到為遇羅克豎立一個碑。我有一個想法,實際上應該為這些默默無聞的死難冤魂建一個碑!(鼓掌)但是,事實正相反,在中國大陸不但不可能建立碑,相反打死人的現場連痕跡都看不到了。我今天帶來了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埋死人的低窪地,當時人們管它叫"萬人坑",現在已經被推土機推平了,種了莊稼;還有一口井,當時把人用鍘刀鍘成兩段丟在井裡,把井塞滿了,但是現在看不到了,井上面已經建了房子。

我覺得還令人氣憤的是,當時的殺人凶手--策劃殺人行動的當時兩位公社幹部,一個姓高,一個姓胡--到現在居然還享受了退休人員的待遇。大陸現在下崗人員非常多,我想享受退休待遇,很難!居然這種人還在享受退休待遇。當然,即使懲罰這兩個人我也覺得不太公平,因為比他們罪惡更大的,那些殺人惡魔,有的現在還被當局奉若神明崇拜,有的現在還有高官厚祿的實權。

去年出版了一本書叫《苦難的代價》,其中說了這麼一件事:有一位長年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幹部,很瞭解文革期間郊區各縣的殺人情況,他認為昌平縣死的比大興縣要多,但是昌平縣死的人比較分散,所以不如大興那麼典型,一般人不知道。我居住的一個村子是昌平的燕丹村,屬於北郊農場,村民給我講了這麼一件事,在紅八月打死人的時候,這個村子沒打死人,西邊有個村子打死了30個人,北郊農場的幹部來指導工作,動員這些村民,就說毛主席說了東風應該壓倒西風,西邊的村子應該算西風,咱們東邊村子應該算東風,他們打死人了,你們怎麼沒打死人?當天就打死了7個人。可是這位所謂指導工作的人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幾年以後聽說還得到了升遷。

文革到現在已經35年了,這麼長時間,我覺得很可悲的是,只有在這個地方,等於是隔了地球的另一邊,而且是在一個與發生文革毫不相關的國家才能舉辦這種研討會;在事發地,今天卻在大唱文革的歌曲,演文革期間的那種革命樣板戲,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幸!是極大的諷刺。在中國大陸,由於迴避文革問題、當權者沒有起碼的反思,今年3月5日中宣部還發了一個文件;禁止出版界出版寫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作品。所以,我感到中國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後可能還要受到暴民意識的毒害,甚至影響到正常的生活。中共政權如果是一個理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及早的限制暴民意識生存空間,向法制社會靠攏。這個暴民意識無論對當權者還是對老百姓都是有害的,文革當中,許多當權者挨整實際也說明瞭這個問題了,我認為,歷史不會原封不動的重演,如果有這種隱患,如果暴民意識在下一次得到大的爆發,受害的當然不會僅僅是所謂的"黑五類",也可能是貪官污吏(對其我們也主張應該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判),最終的受害的和受害最大的還是善良的老百姓。

(此文根據遇羅文2001年7月14日在中華學人聯誼會舉辦的"文化大革命35週年研討會"發言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閱,原題為"遇羅克之死和紅衛兵暴力",錄音整理:李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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