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中國人不宜」?--三駁江澤民
江澤民先生八月八日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其中最使人們眼光聚焦的,仍然是台海局勢和政治改革系列問題,其實大部分都是江先生近年來的「老生常談」,不過卻也表白出來這麼一段時間,他對政治改革偏見未改,排拒如舊。政治改革前進或後退
江先生首先闡明「西方國家和領導人似乎全部認為中國成功進行了經濟改革,但是從未進行過政治改革,這種講話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我們的政治改革一直沒有間斷過,我們政治改革主要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加強民主和法制。另外,我們需要加強和拓寬保證民主權利實行的渠道,這其中就包括媒體的角色,但是我需要澄清一點,中國的民主與西方人民所接受的西方世界民主不可能完全一致。」
「事實上」又是怎樣呢?自從江先生「登基」後,只要和胡(耀邦)、趙(紫陽)體系對比,就可以作出歷史結論,中國的民主和法制,沒有加強,而是削弱,胡、趙時期一些較為民主和法治的改革都被「間斷」,政治改革不是向前進,而是向後轉。至於說到媒體在加強保證民主權利的渠道,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如所周知,這些年來,為加強民主權利而發言的多少報刊被停版關閉,多少(國內外)記者被拘捕判刑--(以致一個國際傳媒組織,為江先生保留「報人之敵」的三連冠),可見敢說真話的傳媒在中國大陸是被安排於「被告人」的席位。民主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權之一,與生俱來,沒有國界,硬要說中國和西方(應該說是世界大部分國家,如今許多東方國家的人民,不也接受西方世界的民主嗎?)有什麼不同之點,那就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民主是「以民為主」。中國大陸的民主乃「為民之主」。或謂江先生最近宣布歡迎資本家入黨是否也算是政治改革,我們認為改變黨的成分是一回事,惟只要仍「堅持」一黨專政,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抑或是資產階級專政,都是不民主,甚至反民主。
中國不需要反對黨嗎?
在答覆中國為什麼只有一個黨派--中國共產黨此一問題,江先生又重新搬出「標準答題」曰:「非也,我們還有另外八個民主黨派……沒有一個是反對黨,因為他們全部參與國家事務的討論與管理。我們的憲法非常明確地規定,中國採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
對此,我們有若干疑慮要請教一下:(一)大陸上現仍存活的八個民主政黨,都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成立的(連民社、青年兩黨)共有十個,只有民盟與臺盟後期被列為非法組織),他們那時都提出民主改革,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確是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和反對黨。而到了中共執政以後,這些黨派許多領導人和精英,在雙百時期,向黨建言,卻在「反右」、「文革」中被強行入罪,慘死冤獄的不計其數,是否證明國民黨還可以包容的民主黨派,共產黨卻不許他們說一個「不」字?(二)二十多年前這些民主黨派恢復活動,不僅受共產黨領導,而且由共產黨「攝政」,一些領導人須經黨中央委任,甚且就是共產黨幹部兼職。中共和他們的關係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上級和下屬的聯繫,只許「合作」,不准「反對」。一個黨卻要另一個黨領導,那不就等於名存實亡嗎?(三)中共自封為執政黨,而將其他「黨派」賜名「參政黨」,卻又規定他們的任務是共產黨領導,和共產黨合作,參政也者,虛有其名,「參」而不「執」是也。從這裡是否足以透視出來,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可以監督一黨專政、阻止濫用特權的反對黨,而中共走封建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需要的卻是一黨專政和其副產品的特權制度。因此,不需要也不能要反對黨的不是中國,該是中共?
民主造成飢餓混亂嗎?
江澤民先生被問及中國為什麼不能進行全民直接選舉,採用民主議會制度的關鍵問題上,「神」話連篇,「妙」不可言。例如人口論的「中國有十二億六千萬人口,至少有一億人仍然沒有讀寫能力。我們怎麼能夠進行直接選舉呢?我是通過間接選舉,由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推舉為國家主席的,我現在還是全國人大上海代表。」例如宿命論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如果中國採用了西方國家的民主議會制度,其唯一的結果將是中國十二億人民仍然處在飢餓狀態,國家陷入混亂。」
那麼,請問:一、十二億六千萬人口中,有一億人沒有讀寫能力,亦即約佔十三分之一的比率。為什麼為了一個文盲,就要剝奪另外十二個非文盲的選舉權?難道要等到全中國沒有一個文盲時才能進行選舉?二、文盲人口在鄉村中佔有更高比率,何以鄉村可以試行直選,而知識水平較佳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反而不能?三、半個多世紀前中國文盲數率比現在為高,何以中共當時卻堅持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實行普選?四、印度人口也超過十億,文盲數字恐不止一億,多年來實行大選,並沒有出大亂子,又該怎樣解釋?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含中國人的臺灣、香港、澳門,非中國人的印尼、菲律賓、泰國,實行了西方民主議會制度,並沒有產生全民都處於飢餓狀態的負面結果,臺灣、印尼、菲律賓在實現民主初階,縱然出現示威碰撞事件,但都能在民主中學習民主,以民主法治解決問題。相反地,在一些一黨專政,拒絕直接選舉的國家,卻經常發生人為飢荒,或飢餓輸出,如北韓政權只要面子,不要裡子,餓殍載道,災鴻遍野,如有世界米倉之稱的印度支那半島三個國家,「解放」後人民吃不飽,還要伸手向外國要求「米」援。就以共產黨統治後的中國大陸來說,「紅」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大規模飢民潮連綿不斷--也正是由於沒有民主法治,才會發生有如「反右」、「文革」以及六四屠城慘劇,搞到天下大亂,舉世不安--中共或者會說,天安門事件是不安分的學生和市民搞亂的。其實他們提出的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推行民主改革,完成天下大治的正當訴求,並且一直保持靜坐請願的和平狀態,而中共當權派為了維護特權,不惜大開殺戒,以致全國人民群眾先進入混浠的亂局,繼「處於」聾啞的困境。
一言以蔽之,江先生之將西方議會民主法治和飢餓混亂湊在一起,把共產主義特權統治與穩定溫飽畫下等號,已經屬於「非常」。
非常識之高論,其目的就在於長遠維持一人專一黨之政,一黨專一國之政耳。(一個老人家兼全國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豈非十三億中國人都是「愚公」嗎?)民主法治是歷史主流和世界大勢,不是一個人天花亂墜可以扭曲或改變的。以一億文盲為由峻拒政治改革,簡直把其他十二億人視為「睜眼瞎」,而記者先生若要從中探索「道理」,那不也近於「問道於盲」了?(世界日報/陳奇/舊金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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