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變:中共早期的一次黨內大清洗

中國共產黨的80年歷史充滿了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50年代的廬山會議、60年代史無前例的文革、甚至40年代延安時期的整風,都可謂人盡皆知。可是紅軍初創時期30年代的肅反,特別是毛澤東主導下的,儘管殘酷和血腥程度恐怕超出了歷代的黨內鬥爭,可是卻鮮為人知。[富田事變]後的清洗運動,導致最多十萬共產黨人被自己的同志處決。但是對這一事變的平反工作直到80年代末才開始悄悄的進行,其原因何在呢?請看美國之音有關報導.

  富田事變:中共大規模黨內清洗

  江西民歌「十送紅軍」......

  六十年代在中國學習、工作或生活過的人恐怕無人不曉這首江西民歌「十送紅軍」。秋雨纏綿、梧桐落葉,再加上野鹿的哀號,一曲勾畫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告別根據地鄉親,踏上長征之路的淒涼情景。然而據考證,這首江西民歌實際上描述的是29年底毛澤東和朱德率領下的紅四軍在第三次圍剿中撤離井崗山時的情景。而正是這一向贛南發展決定卻成為發生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清洗的導火線,造成數千名紅軍黨和軍隊幹部死於自己同志手中的更為淒涼的慘景。這就是黨史上鮮為人知、卻對中共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真相

  1930年下旬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根據中央指示在他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展開「肅反」,代表贛西南中共黨團機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被供稱為AB團首要人物,所謂AB團是指北伐期間國民黨右派組織AB 反赤團。毛澤東認為贛西南黨組織「AB團富農充塞領導機關」,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並在組織上加以解決,12月他先後派遣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方面軍秘書長古柏、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即現任中組部部長曾慶紅的父親,率人去省行動委員會所在的富田。李韶九一到達富田隨即把省行委和紅20軍8個主要領導人逮捕,經過殘酷的嚴刑拷打,獲得所謂其它AB團成員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內,抓獲AB團120名,要犯幾十名,並先後處決40多人。可是在他試圖進一步逮捕紅20軍幹部時,觸發20軍部分軍官率部隊包圍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釋放被捕同志。這就是中共黨史上的[富田事變]。

  事變領導全部被處決

  然而這場悲劇並沒有就此結束。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為了避免和總前委派來紅軍部隊之間發生衝突將紅20軍向西移防,同時把扣留總前委派來肅反的人全部釋放。事變領導人20軍團政委劉敵給在上海的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述說事情經過,承認過激行動的錯誤,懇請處分。他們還委託贛西南特委書記段良弼攜帶近萬字事變詳情報告前往上海中央匯報。

  在江西,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對事變採取了與總前委不同的態度,在指出事變領導人的嚴重錯誤的同時,也批評了毛澤東總前委過火的行為,認為應該以黨內矛盾處理這一事件。可是這項決定很快就被左傾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將這一事變定性為AB團反革命暴動,並派出中央代表團前往江西蘇區,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而以為得到平反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此前接到項英開會的指示,在不知道生變得情況下前往蘇區中央局,結果被一網打盡,全部處決,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AB團。

  紅20軍覆滅在自己人手中

  而紅20軍移防指戰員完全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堅持對敵鬥爭,並配合廣西來的鄧小平率領下的紅7軍打了幾個大勝仗。31年7月風塵輾轉到達於都,接到副排級以上軍官開會通知後,20軍的7、8百名軍官全部被包圍繳械,不久這些曾經浴血奮戰過的紅20軍官兵,除了兩人倖免外,全部被處決。

  由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主編的《軍事大辭典》是這樣記錄紅20軍生命的最後一站的:30年7月贛西南一帶地方武裝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25軍....全軍2千500多人。1931年7月該軍番號撤銷,部隊編入紅4軍和紅3軍團。「富田事變」之後開始的共產黨內部的大規模清洗,最終導致最多有十萬人被處決。

  富田事變冤魂10萬

  「富田事變」開始了中共早期歷史上最血腥的一次黨內清洗。在中共左傾領導下全國各個蘇區掀起大規模肅反運動,據統計短短几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在廬山會議受到政治牽連的前毛澤東秘書李銳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這一數字是十分驚人的,它恐怕超過了國民黨和其軍隊對共產黨的清洗和圍剿。

  環境造就了共產黨的殘酷

  對於「富田事變」的分析有多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這是由於當時殘酷的鬥爭環境造成的。撰寫過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傳記、並即將完成毛澤東傳記的美國科爾比學院中國問題學者李芾甘教授認為,1927年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屠殺,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以及黨內不斷出現的變節和叛變,這都使得中共領導人有一種被圍困的心理狀態。

  李芾甘說:「當時有一種被圍困的心理狀態,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說是可以理解的。1927年以後,黨遭到國民黨的大規模清洗,有不少人向國民黨特務叛黨,黨內也有人背叛,有的當了特務。在政策上中共黨內也有許多不同意見。那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一樣殘酷無情。黨內外都有許多敵人,可以把當時思想狀況稱為是受圍困意識主導。」

  毛澤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主觀因素來看,毛澤東儘管是奉上海中央的指示進行肅反,另外據中共黨史專家、北大教授楊奎松說,並沒有發現證據殺人是奉毛澤東的命令干的,可是現在中國國內黨史研究中一般認為,作為總前委負責人,毛澤東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究竟毛澤東是因為路線鬥爭還是因為容不得人的個人品質而釀造了「富田事變」,學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毛澤東本人在長征後和美國記者斯諾的長談中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說成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富田事件」中首當其衝被逮捕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創始人李文林的確在30年5月參加李立三上海主持的全國蘇維埃會議返回蘇區後,部署貫徹和毛澤東主張針鋒相對的打大城市的路線。這也就激化了和毛澤東在土地分配和地方機構歸屬問題上已有分歧。而毛澤東究竟是否利用政策分歧來消除異己,這將依然是只有毛澤東才能回答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被打倒的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在回憶錄中引述曾經和朱德同上井崗山、後在肅反中被殺害的紅軍領袖何篤才的話說,論才幹沒有人能夠超過毛澤東,政治主張也最正確,可是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夠一視同仁。毛澤東這種不受黨的紀律和倫理的約束,不惜手段消除異己的做法在後來的黨內鬥爭中一再得以印證。

  延安整風吸取了富田事變的教訓

  「富田事變」和肅反中對黨內意見不同的人所採取的肉體消滅辦法,這甚至早於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進行的清洗。可是,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說,當時軍事鬥爭殘酷,對敵特嫌疑普遍採取極端手段。而毛澤東從「富田事變」中也吸取了教訓。

  楊奎松:「現在也不能完全說是毛澤東個人的意志,或者說他個人要把這些人要清除掉就一定要清除掉。因為後來實際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後來在「延安整風」以後,他也專門講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比較大的失誤,一個是「富田事變」,一個是「延安整風」。如果他成心要整肅那些人,像根據地肅反那麼搞。按道理「延安整風」後,他不應該說這個話,沒有必要把這個事情扯到自己頭上來。」

  59年在廬山被毛澤東打倒、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彭德懷和李銳都認為毛澤東是吸取了「富田事變」得教訓,後來才在「延安整風」中規定「一個不抓,大部不殺」,使得肉體消滅黨內反對派的辦法成為絕響,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共產黨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富田事變」中顯示出對不同意見的人士製造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及逼供信的做法,就連中共名將肖克也深有感觸地寫到:「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得不堪回首。」而在70年後的今天,取而代之肉體消滅的精神摧殘,這種做法可以說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和徹底消除。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說,中國共產黨有兩個根本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蘇紹智:「共產黨建黨以後劉少奇說過多少次,我們完全是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沒有受到社會民主黨的影響,這是我們的優點。這當然也是個大問題。布爾什維克建黨極左一直佔主導地位。所以中共按布爾什維克原則組黨,本身就帶有極左的特性。共產黨的第二個重大影響就是封建專制的影響。在封建專制時代,處份是十分殘酷的。例如抓了人犯罪,進去先打多少大板。中國傳統封建一向是有罪推定論,跟民主的無罪推定一向是對立的。這也就是毛澤東過去說過的,我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揭開中共早期歷史一段血腥內幕

  49年後中共對蘇區一部分被冤屈的人平了反,56年又有8千多被錯殺的人平反。可是因為涉及毛澤東,「富田事變」的性質和領導人在中共黨史研究上一直是一個空白,直到80年代後期在中共黨史研究人員和個別倖存者的推動下,才得到非正式平反。而人們盼望許久的正式平反紅頭文件卻遲遲未下來。

  在中共建黨80週年之際,在「富田事變」前後的清洗中的幾萬死難者是否得到平反,似乎並不是中共的當務之急。但是,中國國內已經有一些刊物開始掀開中共早期歷史上的這一段血腥內幕。

在殺人黨80年有感

(一)
當年殺人地
已是柏油新
白骨今安在
無有後來人

(二)
殺人復殺人
殺人何其多
殺人已三代
鮮血滿黃河

(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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