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不由让人联想起中共。（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写于1948年的政治寓言小说，许多看过此书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的联想起中共，小说里对极权体制的描述，几乎是把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下对民众的各种迫害手段从现实中搬到了小说里。读之，令人感到阵阵寒意。那么，书中到底写了什么？作者又为何能写出如此真实的作品呢？
电幕和思想警察
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一种名为电幕的机器，它是一种类似电视机的电子萤幕，同时兼具着播放视频、摄像和监听的功能。这种电幕无处不在，宣传着大洋国党魁（老大哥）的谎言和主张，同时又无时不刻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现在的中国，人人都有一个名为手机的电幕，而中共正是用手机监控技术控制着每一个人，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只要手机在身边，它就一刻不停的在监听着。你上网的购物记录、宾馆的开房记录、网页的浏览记录、和朋友的聊天记录还有出门的线路，只要存在于手机里的个人信息，一刻不停地汇总到中共那里。
被授意监控的软件公司更是肆无忌惮，当你聊天聊到某个产品后，不久即将这款产品推到你的首页信息里。微信、抖音、淘宝、qq等等所有国产app无时不刻不在监控着你，用大数据分析着你。
走到大马路上，摄像头几乎覆盖了所有公共部位，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十几米一个，一路铺设到电梯里。中国人就生活在这种无死角的监控之中。如果和小说中比起来，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说中，除了电幕对民众的监控之外，党还有为数相当可怕的思想警察作为其控制的延伸。书中，一共有39处提到思想警察这个词，可以这么说，思想警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角色，因为在大洋国里，人们在党的洗脑下互相监视，谁都可能是思想警察，包括孩子。
“如今的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导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实际是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党将孩子的教育权从父母手中剥离，驯化成党监视父母的工具，这种情况，和中共如出一辙。文革中，有多少无知的少年在中共的蛊惑下，举报自己的父母，与父母决裂。如今，中共升级了这种手段，从幼儿园开始灌输“红色文化”，混淆爱国和爱党的区别。父母即便想和孩子去解释，也会顾忌到小孩的“口无遮拦”而只能无奈的放任中共的洗脑教育。到了小学，又强迫孩子加入中共的少先队，再到团员。中共的洗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真理部和新话系统
书中的主角温斯顿，他的工作令人玩味。他所就职的真理部，是一个制假、售假的宣传机构， 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词典。”
温斯顿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收上级要求，“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而这种篡改工作实际就是篡改和销毁真实的历史。
“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纪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之多无法想像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应予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盘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中共篡权后，全面篡改中国的历史，处心积虑地破坏传统文化和信仰，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部都在它的掌控之下，有人这么说：中共的新闻联播只有日期是真的。靠暴力起家的中共，靠着谎言生存，靠着恐惧统治，短短几十年，就撒了无数的惊天谎言，例如：亩产万斤、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六四没死一个人、住房不炒、抗疫胜利、全面脱贫等等。
除此之外，大洋国的统治者还有更高明的洗脑手段--新话。文中有一段关于新话的精彩描述。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这样的谈话？”
如果将视野看向现实的中国，我们发现了中共完全用同样的手段制造“新话”、消灭古文。中共篡权后，大搞汉字简化，阉割、改变了汉字的内涵，并发明了大量党文化词汇。
中共基本已消灭了汉语的传承，举例来说，简字的“爱”没有了“心”、简字的“进”往井里去、简字的“产”没有了“生”等等。真实的含义被从语言中抽离，个人想自发的寻回传统内涵和思想难如登天。“封建”、“迷信”、“四旧”、“臭老九”、“黑五类”、“先进”、“模范”、“党性”、“觉悟”。大量党话新词被赋以全新的定义，用以割裂人的传统、洗脑民众，成为打击人的大棒。
进入网络时代后，中共继续放任和炮制大量的网络新词愚化人们，“YYDS”、“人艰不拆”、“神马都是浮云”、“活久见”、“男神女神”、“栓Q”……
仇恨周与大清洗
虽然洗脑无处不在，但大洋国里总有那些爱思考的“兄弟”让老大哥头痛，他们怀疑、议论党的历史、方针、在思想里骂党，甚至欲反党。这都使得党如坐针毡。于是，党便把对“反动派”刻骨的仇恨埋入民众的内心深处。
人们要对党认定的“敌人”辱骂、嘶吼、泄愤。书中对“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发动的仇恨行动，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历次中共迫害、打击它所谓的“敌人”的画面。上至神佛、下至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近至其同党和持不同政见者，远至国外政要、思想家，无一不在中共的泻毒大口下被造谣、被污蔑。“批林批孔”、“破四旧”、“斗地主”、“取缔会道门”、“文化大革命”、“揭批法轮功”。中共的每一次批判运动，无一不是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不间断的造谣、诽谤。
中共长期的洗脑训练，早把人驯化成了“训练有素”的巴普洛夫的狗了。真相是什么，这些人从来不会花力气思考、探索。
恐惧是老大哥控制民众的拿手戏，但如果恐惧仍不能让人屈服，那么死亡就接踵而至。书中，多次提到“大清洗”一词，“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
如果不说明这些段落的出处，有多少人会误以为这是在描写中共国的历史。共产党历次运动，至少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而被中共迫害过的民众更是天文数字。中共为什么说它的旗是血染的，因为那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大洋国把洗脑之术用到了极致。主人公温斯顿在阅读“反动”书籍被捕后，更是受到了非人的迫害。
大洋国要毁灭人的思想，让人做一个完全被洗脑的行尸走肉，一个党的细胞。读者们是否知道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吗？据调查文献记载，中共使用了一百多种酷刑针对不“转化”的修炼人，包括毒打、电刑、药物与精神迫害、强制灌食、熬鹰（不让睡觉）、吊刑、铐刑、抻刑、饿刑、禁止排泄、锥刑、约束衣、强制堕胎、捆绑刑、体罚、冰冻、摧残伤口、利用动物摧残、鞭刑、闷蒸、烘烤、火烧、烙烫、开水、热油浇、拖拽、坐刑、水刑、绑刑、性虐待、关监、奴工等等等等。
如果修炼人表示不修炼了，就会获得释放。这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更说明了中共绝不容许任何“党”以外的信仰，为了毁灭人的思想和道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关于作者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真实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1903年，奥威尔出生于英属印度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由于无力就读贵族学校，他只能进入一个二流的私立寄宿学校读书。1917年，他以不错的成绩进入了著名的伊顿公学。在学校里，奥威尔大机率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从他毕业后加入英国驻缅警察服役后的思想反应便可窥得一二，“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奥威尔在警察的职业中，强化了对共产主义的认同，所言皆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于是，“一九二七年我回英国休假时辞了职，决定当作家。在以后几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强餬口，过一天算一天，好几次还挨过饿。” （《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
这一时期奥威尔亲身体验了巴黎的下层生活，感受了贫穷带来的痛苦。他曾有意识的混在流浪汉里，到收容所去度一个周末。奥威尔简短概述了从缅甸回来后的思想演变：“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向。”这一时间段，共产主义思潮已污染了整个西方社会，就连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中毒很深，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作者加入共产党组织，并为它卖命的根源。
1933年，奥威尔发表处女作《在巴黎和伦敦的穷困潦倒生活》，以后相继出版《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等小说。
1936年12月，由于深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结婚不久的奥威尔便和妻子一起去西班牙，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组织，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共产党夺权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被史达林下令消灭。而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受到严密的监控。幸运的是，最后他们成功的逃出了西班牙。
“我们很幸运活着逃出了西班牙，连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在狱中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这一次死里逃生，为后来写作《一九八四》奠定了基础。
这次经历使得奥威尔对苏联的转变感到疑惑，“自从一九三O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
奥威尔不理解苏共的转变，因此他开始反对苏共的暴烈式的共产主义。可是，奥威尔并没有认清共产主义所谓的消灭剥削和均贫富皆是魔鬼的谎言，他认为揭露苏共才能为社会主义“正名”，“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 （《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
后来，奥威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共产国际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1941年，奥威尔受雇于BBC从事有关战争的报导，1943年，任《论坛报》（Tribune）的编辑。
1944年，奥威尔写了《动物庄园》，好评如潮。1948年，奥威尔完成了《一九八四》。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描绘了一个共产主义运动达到顶峰的可怕的社会。《一九八四》出版后不久，奥威尔因肺结核病逝。
就如《魔鬼在统治者我们的世界》中所说：共产邪灵诡计多端、千变万化，有时会以尸山血海的暴力来恐吓不肯追随它的人；有时打着“科学”、“进步”的口号和勾画出美好的蓝图欺骗人追随它；有时以故作高深的学问让人以为它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时则以“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等口号渗入到教育、媒体、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中，以潜移默化地将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时冠以“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自由派”、“新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翼党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称；有时打着“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等貌似正义的旗帜；有时支持“先锋艺术”、“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等放纵人的欲望还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社会时尚──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它有时也伪装出心怀大众福祉的嘴脸，但它的根本特征是不择手段地摧毁传统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艺术、教育、法律等，让人在道德沦丧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奥威尔不可谓不善良，可是，出于对贫者的同情，使他陷入到了共产主义的谎言中，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为共产国际效力。直到被共产党迫害，他才看清了苏共的恐怖。可这却加深了它对渐进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借由揭露苏共来宣传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奥威尔成了《魔鬼在统治者我们的世界》中所讲的“我们发现，许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产邪灵的代理人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纵的、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和“魔鬼能够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做它的人间代理人，以伪善欺骗善良而单纯的好人做它的代理人或辩护士。”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九八四》中，除了对“党”的揭露外，也有“性乱”的故事情节和对神的背离，这些描述无疑与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理念相合。
事实上，四十岁以后，奥威尔已不再信奉上帝，反而心生怨恨。“一直到十四岁左右，我都是信奉上帝的，而且相信关于他的记述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很清楚，我并不爱他。相反，我恨他，正如我恨耶稣和希伯来长老。如果说我对《旧约》中任何人物有什么同情的话，这是对该隐、耶洗别、哈曼、亚甲、西西拉这样的人物。在《新约》中，如果有的话，我的朋友是亚拿尼亚、该亚法、犹大、彼拉多。但是整个宗教问题似乎充满了心理学上不可能的事。例如，祷告书告诉你要爱上帝和畏上帝，但是你怎么可能爱一个你畏惧的人呢？”（《如此欢乐童年》）
奥威尔分不清何为敬爱，因而生出了对上帝的仇恨。远离神，成为恶魔狩猎的目标。他的这种精神上的转变和马克思少年时的转变如出一辙。所以，他的作品虽然真实的揭露了如苏共、中共的极权、暴力型的共产主义的恐怖之处，但却成了他宣扬渐进式共产主义思想的利器。但两者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魔鬼毁灭人类道德的伎俩，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会允许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根本原因。
结语
不只是奥威尔，世界上许多有志之士都落入了共产主义的陷阱中，他们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背离神，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被魔鬼所利用，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社会上光怪陆离的表现只会让人类顾此失彼、越陷越深。
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成为社会常态的今天，真相就显得尤为可贵。寻回传统，重塑人类的道德，从内心深处与共产主义决裂，是人类得以明辨真与假、好与坏，走出危机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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