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腐败现象盛行,到了最高领导层都意识到的不反腐可能亡党亡国的时刻。中国腐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界俗称的“裸官”问题。最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要加强对“裸官”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引起外界对“裸官”问题的关注。有观察人士表示,“裸官”是腐败的土壤和结果,非得从制度上加以约束才能解决。
中国裸官人数惊人至少1百18万
中国官场“裸官”现象严重已是不争事实,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数字还是让外界感到惊讶。据报道,最早公开提出中国“裸官”数字的是中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她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共出现了118万“裸官”。
中国“裸官”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的《法治蓝皮书》中指出,46.7%的公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县处级别以上的干部超过50%。
中国裸官出现的原因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裸官”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韩国在70-80年代也曾出现过很多裸官。他说,导致“裸官”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由于中国富裕以后,留学人员大幅度增加,其结果是在国内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当中,有的大部分是官员的子女,然后留学完就不会来了,变成裸官了。二,由于中国财富大幅度增加,一些官员的行为不检点,贪污腐败。他们为了转移财产,给老婆、孩子办一些外国护照,变成移民。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裸官现象比较严重。”
竹立家教授说,由于目前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家庭信息公示的制度,很难确切地计算“裸官”的具体数字,但他认同一些专家估算的裸官数字118万人。
学者:中国实际裸官人数可能更多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600多万,如果“官”的定义是公务员或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的“官”有7千多万,裸官的人数会更庞大。
“如果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人,或者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算‘官’,100多万估计是打不住。”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表示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
遏制腐败取决于制度上的措施
竹立家教授说,特权腐败造成的社会分裂趋势越来越明显,民众意见很大。因此,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上台后,必须要重视反腐防腐惩处腐败,否则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他说,反腐必须反,不得不反。而具体反腐的措施,正如王岐山所说的,要“先指标,后治本”。他说,为此中央出台了改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以此作为反腐败的一个切入口,先把腐败猖獗的势头压下去,然后再出台或完善立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治本主要制度方面的治本,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反腐败的一个关键的有力措施,就是人大要立法,对公共权力制约方面要立法。我个人认为,立法应该包括个人财产申报和公示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阳光法案’来推出。这样的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但起码能遏制腐败的大规模蔓延。”
裸官三部曲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一方面,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而腐败,另一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会更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裸官”通过其家属更容易地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在东窗事发时,或“金盆洗手”后,逃亡海外“投奔”那里的亲属。
有观察人士把这种情况总结为“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近年来,一些“裸官”外逃不时地见诸报端。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2008年因受贿等罪被判12年徒刑时,他妻儿早已借助其势力捞了大笔的钱,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2006年在得知纪检部门要调查他时,取道第三国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团聚。
尽管有些贪官“裸官”外逃后,在中国当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国,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但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万8千人外逃,携带款项8千亿元人民币。
给裸官建一个“黑名单”
胡星斗教授说,胡温政府在整治裸官,尤其是贪官外逃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强对官员护照的管理,通过反洗钱法,来监控资金的异常流动等。但是在监督官员家属去向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建议,要把重要岗位上的负责人,沿海发达地区负责人,纳入一个系统的管理中,以防他们利用在海外的子女,把资金转移出去。
“所以对这些易发的群体应当加强监督,应当建立内部的‘黑名单’制度。重点监督这些人群,不仅是这些官员出国的问题,也包括他们家庭成员出国的问题,以及他们家庭人员账户资金的异常的流动,都应当建立一个警报的机制。”
竹立家教授说,中共领导人这次大张旗鼓地反腐,能否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还要看制度性、法制性的措施能否出台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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