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公元2007年4月27日,和历平成19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决定。
上午,五名二战期间被劫掠到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的中国劳工申诉案,被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裁定终审败诉。法庭承认“强制性伤害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身心痛苦”,但是,“受害者申诉的权利已经在1972年被《日中共同声明》的相关条款终止了”,法庭对此无义务,建议申诉方与西松建设协商解决补偿问题。上午还有三件中国人的申诉因同样原因终审败诉:刘连仁案、95年最早提起申诉的慰安妇案(日本称第一慰安妇案)和福冈强制劳工案。下午,同法院第一法庭再以同样理由裁定96年提起诉讼的两名中国籍慰安妇申诉案终审败诉。与部分劳工赔偿案不同,所有慰安妇案都不具有协商的可能。
近十年,日本各地的各级法院作出过30多次与战争赔偿相关的败诉裁定。耐人寻味的是,在裁定中国人申诉案败诉时都刻意回避使用《日中共同声明》的免赔条款。东京高等法院就第二慰安妇案二审裁定时,甚至荒缪地引用1952年国民政府签署的《日华和平条约》的免赔条款作为败诉依据。这证明在日本政界的潜意识中,他们认可中共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如同见不得阳关、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冰雕,是一件来历不正的豪华政治陈设品。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日本最高法院断然要求《日中共同声明》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试图达成重大的政治性突破。抛出《日中共同声明》等同于把中共推到了人权审判的前台,日本终于开始公开要求签署免赔条约的中共政权分担相关的人权责难。这样一来,中国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申诉,被日本演化成了对中国人就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诘问。因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其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具备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服从中共签署的免除战争赔偿条款的约束。《读卖新闻》在次日的社论中指出,既然缔结的是和平条约,就意味着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所有战争问题全部得到了了结,“这是国际常识”。所以,中共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对判决理由极度气急败坏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判决不仅为尚处于审理期的中国人的相关诉讼指明了辩护方向,即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必须以颠覆中共政权所谓的国际合法性为前提。同时,此次裁定把中日历史问题与世界国际关系的现状捆绑起来的意图,也导致其政治影响力超越了日中双边的范围。把此次裁定与本届日本首相初访美国在时间上的高度同步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日本的空手道功夫不声不响地回击了来自美国政界有关慰安妇的人权组合拳。毕竟《日中共同声明》是美国尼克松政府突击承认中共政权的副产品,而中共掌权后实施的人权灾难规模不仅远超过了日本侵华,更是持续中的现实。
在同一天,中共外交部长易人。中共对日美关系的整合需要对此次人事调整的影响巨大,发生在人大会期间之外的异例调整更令外界瞩目。这把中共的内政危机与外务困局生动地联系了起来。两周前,日本成功迫使到访的温家宝把历史问题“束之高阁”(NHK报道标题),因为执政危机迫使中共在对外方面持续处于劣势。这证明安倍晋三成功破冰,民意支持率由此大涨近十个百分点,而温家宝任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双方面对的本非同一块冰,中共根本无力破除自己面前的坚冰,只能为协助日本融冰奉献余热。据温家宝披露,在日本国会讲话后,他曾给母亲打电话征询看法。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需要家人的肯定呢?内忧外困中的中共第四代要员如同惶恐不安、满怀委屈的孩子,说明中共对日策略越发空洞化。
在多党政治时代,一党专制的外交无论如何更换出演者,即使被称为新思维也绝无可能迎来新结果。如同被重新启动的光华寮问题,无视执政的合法性,中日关系中所有冲突都只能是死循环。中共似乎也有参与外交竞争的欲望,但是一党专制的执政身分决定它必须驮着对手一起跑。经过多年试探,中共对日关系在胡温这一代再次转入了全面防御,但是现在却并非是日本盘点收益的时候。我相信美国利益迟早需要全面否定与中共的建交,如同布什总统两年前对《雅尔塔协议》的非难。对此日本特别需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回赶不上点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访日期间,温家宝特意赶到东京的一个公园打了两圈太极拳,似乎要向外界传递什么深奥的政治信息。现在他的政权被日本法院作为挡箭牌拎上了历史审判的被告席,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太极推手功夫的国际大舞台。可见,在国际关系这个政治最高级竞技领域,故弄玄虚地搞假大空只能自取其辱。胡温纷纷延缓和缩短访日行程,相信他们内心很明了,日本因素已经深刻地渗透进了中共权力格局,自己有沦为中日问题的政治人质的危险。这种新的危机意识恐怕才是所谓对日新思维的胚体。如果真想避险,要么下野移民,要么推进多党民主化。没有其他出路。
不埋葬一党专制,就会被一党专制所埋葬。进入2007年后,中国民主派政党相继召开了党大会。如香港民主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台湾)。徐文立先生推动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大会也在积极筹备中。为了应对内外压力,民主党派成员在时隔35年后再次被中共当局摆上了正部长的职位。多党政治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这是复兴中国外交的基石。
温家宝行色匆匆的对日新思维之旅结束了,如同徐志摩当年作别英伦诸岛一样永远地离开了东瀛诸岛。无论在东京还是返回北京,他都无法赢得欢呼,比《皇帝的新装》的主角还要艰难。如果皇帝知道自己是一丝不挂,绝对不会出门,还会毫不迟疑地把裁缝匠投入监牢。而温家宝首先是自欺,虽然对一无所获的结局一清二楚,却仍然要维持着满载而归的笑脸,为学术裁缝们的馊主意背书。欺骗与被欺骗就是中共所谓感情外交的要求,那么就借用新月派感情骗子的虚幻之美,为温相的日本新思维之梦添一抹春意吧!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
上午,五名二战期间被劫掠到日本西松建设公司的中国劳工申诉案,被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裁定终审败诉。法庭承认“强制性伤害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身心痛苦”,但是,“受害者申诉的权利已经在1972年被《日中共同声明》的相关条款终止了”,法庭对此无义务,建议申诉方与西松建设协商解决补偿问题。上午还有三件中国人的申诉因同样原因终审败诉:刘连仁案、95年最早提起申诉的慰安妇案(日本称第一慰安妇案)和福冈强制劳工案。下午,同法院第一法庭再以同样理由裁定96年提起诉讼的两名中国籍慰安妇申诉案终审败诉。与部分劳工赔偿案不同,所有慰安妇案都不具有协商的可能。
近十年,日本各地的各级法院作出过30多次与战争赔偿相关的败诉裁定。耐人寻味的是,在裁定中国人申诉案败诉时都刻意回避使用《日中共同声明》的免赔条款。东京高等法院就第二慰安妇案二审裁定时,甚至荒缪地引用1952年国民政府签署的《日华和平条约》的免赔条款作为败诉依据。这证明在日本政界的潜意识中,他们认可中共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如同见不得阳关、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冰雕,是一件来历不正的豪华政治陈设品。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日本最高法院断然要求《日中共同声明》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试图达成重大的政治性突破。抛出《日中共同声明》等同于把中共推到了人权审判的前台,日本终于开始公开要求签署免赔条约的中共政权分担相关的人权责难。这样一来,中国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申诉,被日本演化成了对中国人就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诘问。因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其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具备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服从中共签署的免除战争赔偿条款的约束。《读卖新闻》在次日的社论中指出,既然缔结的是和平条约,就意味着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所有战争问题全部得到了了结,“这是国际常识”。所以,中共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对判决理由极度气急败坏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判决不仅为尚处于审理期的中国人的相关诉讼指明了辩护方向,即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必须以颠覆中共政权所谓的国际合法性为前提。同时,此次裁定把中日历史问题与世界国际关系的现状捆绑起来的意图,也导致其政治影响力超越了日中双边的范围。把此次裁定与本届日本首相初访美国在时间上的高度同步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日本的空手道功夫不声不响地回击了来自美国政界有关慰安妇的人权组合拳。毕竟《日中共同声明》是美国尼克松政府突击承认中共政权的副产品,而中共掌权后实施的人权灾难规模不仅远超过了日本侵华,更是持续中的现实。
在同一天,中共外交部长易人。中共对日美关系的整合需要对此次人事调整的影响巨大,发生在人大会期间之外的异例调整更令外界瞩目。这把中共的内政危机与外务困局生动地联系了起来。两周前,日本成功迫使到访的温家宝把历史问题“束之高阁”(NHK报道标题),因为执政危机迫使中共在对外方面持续处于劣势。这证明安倍晋三成功破冰,民意支持率由此大涨近十个百分点,而温家宝任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双方面对的本非同一块冰,中共根本无力破除自己面前的坚冰,只能为协助日本融冰奉献余热。据温家宝披露,在日本国会讲话后,他曾给母亲打电话征询看法。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需要家人的肯定呢?内忧外困中的中共第四代要员如同惶恐不安、满怀委屈的孩子,说明中共对日策略越发空洞化。
在多党政治时代,一党专制的外交无论如何更换出演者,即使被称为新思维也绝无可能迎来新结果。如同被重新启动的光华寮问题,无视执政的合法性,中日关系中所有冲突都只能是死循环。中共似乎也有参与外交竞争的欲望,但是一党专制的执政身分决定它必须驮着对手一起跑。经过多年试探,中共对日关系在胡温这一代再次转入了全面防御,但是现在却并非是日本盘点收益的时候。我相信美国利益迟早需要全面否定与中共的建交,如同布什总统两年前对《雅尔塔协议》的非难。对此日本特别需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回赶不上点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访日期间,温家宝特意赶到东京的一个公园打了两圈太极拳,似乎要向外界传递什么深奥的政治信息。现在他的政权被日本法院作为挡箭牌拎上了历史审判的被告席,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太极推手功夫的国际大舞台。可见,在国际关系这个政治最高级竞技领域,故弄玄虚地搞假大空只能自取其辱。胡温纷纷延缓和缩短访日行程,相信他们内心很明了,日本因素已经深刻地渗透进了中共权力格局,自己有沦为中日问题的政治人质的危险。这种新的危机意识恐怕才是所谓对日新思维的胚体。如果真想避险,要么下野移民,要么推进多党民主化。没有其他出路。
不埋葬一党专制,就会被一党专制所埋葬。进入2007年后,中国民主派政党相继召开了党大会。如香港民主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台湾)。徐文立先生推动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大会也在积极筹备中。为了应对内外压力,民主党派成员在时隔35年后再次被中共当局摆上了正部长的职位。多党政治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这是复兴中国外交的基石。
温家宝行色匆匆的对日新思维之旅结束了,如同徐志摩当年作别英伦诸岛一样永远地离开了东瀛诸岛。无论在东京还是返回北京,他都无法赢得欢呼,比《皇帝的新装》的主角还要艰难。如果皇帝知道自己是一丝不挂,绝对不会出门,还会毫不迟疑地把裁缝匠投入监牢。而温家宝首先是自欺,虽然对一无所获的结局一清二楚,却仍然要维持着满载而归的笑脸,为学术裁缝们的馊主意背书。欺骗与被欺骗就是中共所谓感情外交的要求,那么就借用新月派感情骗子的虚幻之美,为温相的日本新思维之梦添一抹春意吧!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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