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中的两个烧饼
手里捏着沾满汗液的20元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力量,我握紧拳头,沿地图一路奔走,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到达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脚步沉重,浑身疲软,如临大疾。天下下起小雨,人们纷纷躲闪,几辆警车的警灯一闪一晃,某些人不断斜眼、躲避。一名妇女向我靠上前来:“小伙子,住店吗?走嘛,走嘛。”我已累得没有了力气,声音孱弱:“要最便宜的。”“十块,还可以冲凉。”我赶紧钻进旅馆,交钱领牌,冲凉入睡。
现在只朦胧记得随后来了十多个民工,房间变得更为狭窄,空气也骤然变得紧张。后来才得知,他们是五元/人,是一伙人挤着睡的,都是来抢着帮人挑货的棒棒工。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闹,我强忍着入睡,如此几个钟头。快天亮时,大家又闹了起来,我被惊醒。大家都颇落魄,我遂与他们闲聊起来,越聊越有劲,最后竟到一位民工被一帮富人打成重伤的事情,群情随之激愤。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勉强再睡一睡,万没想到因太过疲倦而导致误车,起床去买车票时,竟被告之“慢车刚走一分钟”,而一小时前的快车竟要24元。我囊中羞涩,只能等明天了。
我盘算着从菜园坝火车站到朱杨站的九元车费,眼下能用的只有一元钱。至于从朱杨站到我的家乡朱沱的船钱,就只能到时再想办法,要么──“到时干脆走路吧,走三、四个钟头也不怕。”我想。眼下能用的一元钱,意味着要度过漫长的24小时。我决意已定,用这一元钱买下两个烧饼,遂钻入火车站广场的“地下书城”。这辈子,我嗜书如命的习惯怕是难改,掏出纸和笔,在那浩如烟海的书城里,我一一做着记录。回想起来,那日我认真看全的书也竟有六本之多(《火与冰》、《中国刑侦1号案》、《丑陋的中国人》、《青铜时代》、《中国微型小说三百篇》,还有一本记不起名字了,是历史上《纽约时报》对晚清、民国的报道,该书对之摘录编辑而成),其它粗略浏览过的书籍、杂志和VCO、DVD也不下100种。
这当中,也遇到过因看书看得太久或因记录该书内容而被书店、书摊老板赶走的情况。第一家赶我走,我就走第二家,有时看书看昏了头,又走到赶我走的那一家,刚拿起书,就被骂道:“又是你!走走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此等落魄,真是如今收藏众多书籍却只求摆个门面者所不可想象的。包里的烧饼已然变冷,我吃得节约,等到各店、各摊都关门收摊之时,已是凌晨6点半,烧饼竟然还剩下一个半。我唯有躲在风雨飘打不了的角落,啃着烧饼,看着笔记,心中不胜喜悦,人更是不感疲倦和寂寞。看到几个来得早的擦鞋的农村妇女,也凑过去聊聊彼此的见闻,感觉这一天终于没有白白度过。最后,买上车票,顺利抵达朱杨站。在等船处巧遇亲戚,借到三元钱,
顺利回到家乡──朱沱。
仿佛一切皆归平静
当时的杨银波,不知让多少亲人、朋友、同学、师长焦虑和失望:这个原本可以凭借极佳的成绩顺利进入被他们视为“高等学府”去“深造”的“孺子可教”者,却基于过于另类独特的个性,固执地选择了一条看似完全折磨自我、自毁前程的道路。那是个不平凡的暑假,所有同龄人都在不同于正常情形的心情支配下,要么等待大学新生活的到来,要么向亲友借贷昂贵的学费,要么向国家申请助学贷款,要么收拾行李远走他乡以求打工谋生,要么学点手艺,或搞泥水粉糊,或考取驾驶C照,或摆摊叫卖,或留守在家无所事事……。
而我,没有选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条路。陪伴我的,只有书籍、纸、笔,以及一条陈旧的板凳和一片阴凉的树林。日出而起,我纹丝不动地看书记录,写《惊世狂书记》、《山居遥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日没而归,我既不愤怒、也不焦虑、更不急切地自然入睡,没有失眠,没有叹息,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连60多盒音乐磁带也赠与了一位友人。其间,做饭、挑水、割草、喂猪……。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打算做什么,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我要做什么。
所谓“网络作家”
9月7日,五年前的9月7日,这一天我捏着父母汇来的800元钱,来到重庆西部城市──永川,以90元/月的最低价格租住在萱花路的“萱花旅馆”407号房间,终日游走于旅馆、书店以及文曲路当时的“常俊电脑培训班”(现已成立公司──永川常俊电脑网络信息公司)之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习打字、文档处理、图片制作、网站建立……;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网络文学写作,学习投稿、学习写稿、学习编辑、学习互动……。至今,我尤能记得我在著名文学网站《榕树下》发表的第一篇网络小说《我象一个孤儿在这黑夜走着》,没想到竟获编辑郑重推荐,如此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杂七杂八,应有尽有。
想必我是中国作家之中过通宵过得较多的一人,从2001年10月8日起,直到2006年2月8日,这四年零四个月至少有80%的时间我都在通宵达旦地写作,通宵时间超过12,500小时,许多文章、记录、诗歌都已尘封或消失,真正发表出来的不及五分之三。从未拥有个人电脑时的网吧包月(其间有太多与网吧讨价还价的经历),到拥有个人电脑时的ADSL电信包月,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间超过十小时,最长在线写作时间竟达52小时──超过两天两夜地连续写作!强烈的表达冲动与被压抑的表达欲望息息相关,后来更与被压制的表达环境息息相关。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模样?旅馆房间之内,床上、床下、桌上、桌下,到处都是写满文字的纸,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自己连给网吧的上网费都给不起的时候。
为了更便宜地上网,晚上11点钟我都还在网吧外面等候,寒风啸啸,双腿直抖,被冻红了的双手只能一个劲儿地搓磨、哈气、搓磨……。当时的我,只吃得起蛋炒饭,家乡人好心,多给些咸菜,就那样将就着吃下去,须知这可能是一天中两顿饭中的唯一一顿饭,更可能就是管全天的唯一一顿饭。晚上11点钟一到,我迅速钻进网吧,开始写作。当大多数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聊QQ的同时,我却在做着一份完全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倒贴上网费和倒赔身体健康的所谓“工作”,并成为一个渐渐有了自己读者的所谓“网络作家”。
网络的虚浮,曾一度令我浮躁、浅薄和急于表现,在缺乏深厚根基的同时向众人展示的却是一个空有热情、华而不实的笑料。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再次迷失了我自己,与之相伴随的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文章水平的停止不前,焦急毛躁的心情由瞬间变化到较长时间之内。为此,我再度痛苦。眼看800元即将殆尽,还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人的那个杨银波,再次苦苦寻找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吃得起饭,只要还能在网上写作,那么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我也愿意。
事情常常出人意料,我当时几乎走遍了在萱花路、文曲路、玉屏路、渝西广场、体育馆等大大小小的网吧,由于自己没有任何网吧管理员的工作经验,被一概拦出门外。只有在一个由朋友担任网吧管理员的偏僻网吧里,朋友才让我偷偷上了13个通宵的网,在这13个通宵里,我将自己当时的长篇小说《野草疯长》打出了三分之一──近八万字。结果,这位朋友被网吧老板开除,朋友未责怪我,从当月工资中拿出65元钱,为我垫付了上网费。这段经历,至今想来辛酸不已。中断了网络,我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已成晴天霹雳。90元/月的旅馆也住不起了,只能从旅馆搬出,来到位于城郊一带的文曲村中一位叫张维清的农户家中租房,房租是70元/月。
§§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竟成了英语翻译。说来搞笑,竟是给一对中、德恋人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内容很简单,接电话、打电话,写信、回信,20元/次。一方是脾气暴躁的小资女人,一方是落魄不已的德国老兄,我仿佛是个传声筒,以还算将就的英文一老一实地周旋着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感情纽带和利益交涉。最后竟发展到此女自杀但未成功,而后又反复尝试自杀但又反复遭到阻止;而彼男则越来越情绪化,最终变成了他与这位女人──被我代替表达的“这位女人”──彼此憎恨、怒骂。看上去,就是他在骂我以及我在骂他。
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罢工”了──当英文不文明起来的时候,与不文明的中文真是相差无几。事实上,当时的我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愿意屈尊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之中,预防“空乏其志”的危害。而另一方面,也自然感到锥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那段时间,我经常流浪于大街小巷、山坡村落,披肩的长发在风中沙沙作响,单薄的身体在风中如柳叶飘零。那时,我常深情地哼唱着郑均的《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汪峰的《失败者》、《妈妈》之类──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得就象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我狂饮暴醉至天明,因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
“她说我就象粒空中的尘土,不能再和我一起飘飘荡荡。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而内心却在深深的哭泣……”
“妈妈,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象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我真想是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是它忘记了我……”
如此这般,感触菲浅。
这不是我曾经所梦想的生活,就算赢得这世界又能算些什么?巨大的失败感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每一天都在威逼着我向命运投降,并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缥缈而空洞的目光,冰冷而坚硬的世事,无法改变的挚爱冲动,前途一片暗淡的摸不到边的前方……,所有这一切都在当时那颗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的心灵里搅拌着,搅拌着
……。
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感触,刺激了我在创作上至今也无法企及的敏锐度和准确度,尤其是我当时的诗。“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驱使那些创作的,是人的内心正在被外界一一点啃噬的同时,它总试图有力地作出反抗,试图让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到位,就象你为了保存最珍贵的那些东西──譬如品格或者贞操──,都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和维护那样。死亡、失业、不得志,这都是当时所能想象到的。“这就是让我迷失的那座城市”、“一滴一滴,滴成我没有脚步的血路”,这些诗句曾经在无数个傍晚和深夜在心中有声地响起。信息严重缺失,路途无人指引,前无杀手,后无救兵,这就是杨银波在当时的状态。我在浑浑之中渐渐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质地,“靠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
§§到湖南当流浪汉、旁听生
2002年4月的最后一天,空气中漂泊着迷朦的细雨。伴随着忧伤与饥饿,拿着当时的知名少女作家春树(春树当时已出版《残酷青春》一书)从北京汇来的1,000元助款,我第一次选择了背叛──背叛父亲的安排“去当兵”。我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准备,乘火车来到了完全没有任何朋友的湖南。这是一次纯粹的流浪,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民。到长沙站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蜷缩一团,在一根大柱下紧抱瑟瑟发抖的身体深深入睡。“这个流浪汉”,旁边响起众人的指指点点。醒来后,我再次上车,下一站到常德──大案犯罪分子张君的故乡。
在常德火车站,我询问一名摩托车司机:“常德最有名的大学在哪里?”答曰:“常德师范学院。”这是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也曾去讲学的大学。没想到,我竟能在这所大学以“旁听生”的身分扎根七个月之久。受一帮热爱文学、音乐、法律的大学朋友帮助,我得以自由进出教室、寝室、图书馆、演出台;在各专业、各人才、各角落,我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一一涉猎。与老外交流,与朋友合演,与教授探讨,向围坐同学演说,邀请教授对话……凡此种种,我都珍惜非常。为了延长这种宝贵的求知生活,我吃着蛋炒饭和咸菜,抽着别的同学丢下的烟屁股,住着40元/月的农户瓦房(正对面是戒毒所),走着每天两趟的60分钟/趟的长路上学,写着仍然痴情不改的文章和诗歌,广交朋友,增长见闻。
没有方向指引的撰稿路数,使我的大脑神经严重麻醉。如同当时一名颇似先知先觉者的山东女士所说:“你的内心确实淤积着大量的能量,然而这些能量彼此冲突,你完全是在消耗你自己,既找不到能量的有效释放处,也找不到一个顽强的支撑点。因此,你莽撞、冲动、混乱、迷茫,无论多么大的努力,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到原点,等于零。”被生活所逼,我选择了做家庭教师,去辅导一户较富农家的初三学生和另一户贫穷农家的高三学生,而自己所要求的条件,仅仅是辅导四个小时,吃一顿饭。
后来的结果表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该初三学生考入常德市重点高中,该高三学生考了近500分,终被长沙市某大学录取。我的收获是得到前者的300元酬谢费,但转眼看到为了高昂学费一筹莫展的后者,又捐出150元以作支持。而这个“后者”,正是以40元/月的价格租房给我的房东的儿子,其名郑勇,其父郑彩树。其间,我亲眼目睹了这户农家围绕着学费而发生的各种悲剧,单是三人号淘大哭就不止十次。与郑家临别时,我将当时我最宝贵的随身财产──音色纯粹的橙色木吉它──留给了1982年出生却一直称呼我“杨大哥”的郑勇。在我终于走投无路之时,受几名同学帮助,我免费住进了大学男生院寝室,并与法学系、美术系、音乐系、中文系的众多学生及校外几个乐队和乐器专卖店常相伴随。
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
小时候,爷爷杨定发教我《赠广贤文》,上有一句:“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当时未感有甚知觉,真正漂泊在外之时,这句话才显得尤有力量。如若不是我的一番经历与理想打动了诸多大学生,我当时的境遇或许只能去捡垃圾了──在湖南,我确曾捡过垃圾,后来被两位朋友看到,彼此惺惺相惜,这才得以受到帮助。寝室里、草坪上、教室里、舞台中,多少颗心灵了解到这样一个流浪儿的故事!荣辱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真情与真爱。
我感激我所遇到的所有朋友,无论酒杯是否干涸、烟卷是否熄灭、歌声是否沙哑、时间是否短促,这当中的友谊都曾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并将永久长存下去。我曾以为,我会永远陪在他们身旁;如今已经全部离去,在人海茫茫。飘然失落的回忆,是对昔日旧友的怀念,尤其是当时法学系的大二学生刘杰。该仁兄视我如同手足,对我多有帮扶,彼此意气相投、谈笑风生、趣事不断。至今想来,刘杰也是我平生最值得记忆的患难之交之一。还有那个连姓名也想不起来的17岁的四川小伙子,他焦黄的皮肤、褴褛的衣裳,每天都烤着烧饼在校园附近沿街叫卖,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我饿得发慌、走路都打颤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救命的烧饼。
诸位读到这里,应能联想到这样一个当时的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孜孜不倦地学习、交流和写作,然而总是一无是处、处处不得志,危机时时刻刻都可能威胁到我,甚至于能要了我的命。正是这样一个我,莫名其妙却又志同道合地与众多兄弟姐妹混作一团,唱着熟悉的歌瑶,颂着原创的诗歌,或者常得欢呼一片,或者根本无人喝彩,时而疯狂,时而宁静,时而激越,时而冷清,没有固定的规律,没有固定的方向,只有瞬息万变的内心,一直都在闪烁跳跃。
基于种种无法断定的机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而我也试图进入更多人的内心,去一明究竟。那里的大学,那里的乡村,那里的诗墙,那里的战争遗迹,那些受我帮助的孩子,那些帮助我的农民,那些受我帮助的文友,那些帮助我的兄弟,许多地方都有我的足迹,许多人都有我的印象。然而,这样一个平凡人,在无法自救的同时,看似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其实残酷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其坚持而突然发生改变。一切的因果,都与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相关:今天是这个人一句话的灵机一动,明天是那篇报章一个事情的久久凝思,后天是自己望着天花板痛苦反思的某些神来之思。
那时的我,已然萌芽着异想天开的哲思、滔滔不绝的文气、积水成溪的观察、苦行僧般的调查、拍案而起的冲动、挣脱禁锢的怒放……。跌倒了又爬起,折断了又结合,彷徨之中渐至清醒,压抑之中力求解放。我说:“我要超越平凡,我要挣脱僵绳,为中国之青年争锐气,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为了找寻自我,我一天又一天地追问着“为什么而活着”,在一堂堂旁听课上,在一叠叠借来的书报里,在一次次看到的时政新闻中,在一例例演讲、聚会、对话、走访、采集中,我总在苦苦地追问着这个问题。其实,如今也有许多人同我当初一样在如此追问着,他们迷惑于生存与价值之中,走一处被碰一下,走一处又被碰一下,找不到答案──即便找到了,也对之束手无策。
只有爱,才能强大你自己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我在那两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我在当时取得过某种成功,或者享有某种还算不错的物质资源。但是在我眼里,那却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两年,恰恰是因为这两年,我才越来越明确一个人要战胜自己有多么不易,也使自己对于以后的诸多挫折有着强大的预防和承受能力。一句话:是不公的苦难与不平的道路驱使我顽强人格的形成。尽管那样一些对自己不负责的选择,使得这当中充满了辛酸、流浪和饥饿,然而其反面意义也正在其中:那么多人的命运无人眷顾,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且无法感知外界的积极推动力时,其内心就将面临彻底的崩溃。没有爱,没有灵魂,如同行尸走肉般飘浮于世,有甚者就会挺而走险,以非常方式挽回自尊、失落和困窘,而其代价则是他人的无辜受难和社会的严重受袭。而我,已避免了这样的死路。
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已从那个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艰难地走了过来。源于艰辛生活的经验,使我更能敏感地抓住矛盾的所在,使我能够更为轻松地知道某些事情得以成型或毁灭的诱因,“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台湾伍佰语)。那些心路历程乃是如此不平坦,世道之中啊,冷暖自知,唯有自己才知道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回望我的过去,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笑着为这不寻常的人生路而哭泣,只为纪念那股巍然屹立的勇气。饿肚子不怕,也不新鲜;没钱上学不怕,更不新鲜;走独木桥不怕,更不新鲜……,一个人真正怕的,乃是在无数挫折之中丧失自我、自毁灵魂的“明哲保身”式的或“身不由己”式的抉择。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社会的结构、制度的运转、世间的美丑、人性的善恶之时,你才能站得更高更远地透析出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天无绝人之路”,才知道什么是“路有千条万条”。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成败、得失等一切本来就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微妙、放得干脆、消灭得彻底,而把自由、权利等最关乎价值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视同阳光、空气和水一般必不可少。那些外在的种种掩饰与包装,永远都无法替代内在的关乎生命本质和终极需求的爱。是的,爱!也只有爱,才能真正强大你自己,并强大你周围所有的一切。只有爱,才是生命的源泉,才是人的根本。
后记:别让青春垂死,别让热血凝固
林林总总的记录和思索,一直伴随着我。我至今的基础,都是在那些七转八拐的人生盘山路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这原本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因为它曾是那么刻骨铭心地折磨着我,而我也曾那么尽心尽力地试图寻找到关卡的出口;然而,我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了这段时光(以上记录的也仅仅是一些小小片段),因为一想到这不平坦的过去,我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掉下来。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我因被疑杀人而被捕入狱,在大喊“冤枉!”的同时也把自己惊醒在黑漆漆的夜幕中。由此,我想到那些盘旋于四周的冤魂,那些坐穿牢底的义士,那些被森森监狱关押着的无辜的善良百姓,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由,就被这样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夺!而我的当年,只不过基于刚入世的打击就已满纸是泪。那么,谁来为更多人的更多代价买单?谁又赔得起这些代价?
眼下,忙忙碌碌的诸多中年、青年、少年正在遭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的就业危机和人生抉择,尤其是许多被教育抛弃或者抛弃教育的贫苦学生,所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激情很快就会被熄灭的“入世之难”。他们不但可能荒废自己的现在,也可能荒废自己的一生,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妥协,选择一条既往不咎、安于现状、不敢想象未来的道路。与我当年雷同,他们信息缺乏、本领恐慌,却要自己逼着自己去承受身体与心理都无法承载的负荷!
没有人质疑这有什么不对,甚至更多人希望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磨练”。他们能够看到“路有千条万条”吗?路究竟在何处?更多人的体验是:能有一条活路已经不错,剩下的就不必再想改变些什么,最好将就着活下去,否则没有人为你填补难以预料的成本,连国家也不能帮到你任何忙。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他们过着或一成不变或疲惫不堪或痛不欲生的生活,眼睁睁让青春微微地垂死,眼睁睁让热血冷冷地凝固。而当年的那个我,只不过侥幸地硬撑了两年,用汗水、泪水把自己重新浸泡成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人,而后才让生命有了再次燃烧的机会。
末了,以一首摇滚诗《挣扎中的自我》赠与诸位共勉,该诗亦是对于
本篇回忆录的高度凝结。
挣扎中的自我,
激起胸中压抑的火。
不管是否继续沉默,
都已觉醒了几多。
挣扎中的自我,
仍要放纵地高歌。
就算世事坎坷多磨,
也要真实地活着!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人生一场几回合,
禁不住热血淙淙流。
万水千山在心中,
尽入涩涩一口酒。
挣扎中的自我,
飞入带刺的花丛。
无论芳香有多少迷惑,
都已舍弃昨日的我。
挣扎中的自我,
抚平家国的伤痛。
即使找不到爱的影踪,
也要呼喊灵魂复活!
手里捏着沾满汗液的20元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力量,我握紧拳头,沿地图一路奔走,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到达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脚步沉重,浑身疲软,如临大疾。天下下起小雨,人们纷纷躲闪,几辆警车的警灯一闪一晃,某些人不断斜眼、躲避。一名妇女向我靠上前来:“小伙子,住店吗?走嘛,走嘛。”我已累得没有了力气,声音孱弱:“要最便宜的。”“十块,还可以冲凉。”我赶紧钻进旅馆,交钱领牌,冲凉入睡。
现在只朦胧记得随后来了十多个民工,房间变得更为狭窄,空气也骤然变得紧张。后来才得知,他们是五元/人,是一伙人挤着睡的,都是来抢着帮人挑货的棒棒工。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闹,我强忍着入睡,如此几个钟头。快天亮时,大家又闹了起来,我被惊醒。大家都颇落魄,我遂与他们闲聊起来,越聊越有劲,最后竟到一位民工被一帮富人打成重伤的事情,群情随之激愤。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勉强再睡一睡,万没想到因太过疲倦而导致误车,起床去买车票时,竟被告之“慢车刚走一分钟”,而一小时前的快车竟要24元。我囊中羞涩,只能等明天了。
我盘算着从菜园坝火车站到朱杨站的九元车费,眼下能用的只有一元钱。至于从朱杨站到我的家乡朱沱的船钱,就只能到时再想办法,要么──“到时干脆走路吧,走三、四个钟头也不怕。”我想。眼下能用的一元钱,意味着要度过漫长的24小时。我决意已定,用这一元钱买下两个烧饼,遂钻入火车站广场的“地下书城”。这辈子,我嗜书如命的习惯怕是难改,掏出纸和笔,在那浩如烟海的书城里,我一一做着记录。回想起来,那日我认真看全的书也竟有六本之多(《火与冰》、《中国刑侦1号案》、《丑陋的中国人》、《青铜时代》、《中国微型小说三百篇》,还有一本记不起名字了,是历史上《纽约时报》对晚清、民国的报道,该书对之摘录编辑而成),其它粗略浏览过的书籍、杂志和VCO、DVD也不下100种。
这当中,也遇到过因看书看得太久或因记录该书内容而被书店、书摊老板赶走的情况。第一家赶我走,我就走第二家,有时看书看昏了头,又走到赶我走的那一家,刚拿起书,就被骂道:“又是你!走走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此等落魄,真是如今收藏众多书籍却只求摆个门面者所不可想象的。包里的烧饼已然变冷,我吃得节约,等到各店、各摊都关门收摊之时,已是凌晨6点半,烧饼竟然还剩下一个半。我唯有躲在风雨飘打不了的角落,啃着烧饼,看着笔记,心中不胜喜悦,人更是不感疲倦和寂寞。看到几个来得早的擦鞋的农村妇女,也凑过去聊聊彼此的见闻,感觉这一天终于没有白白度过。最后,买上车票,顺利抵达朱杨站。在等船处巧遇亲戚,借到三元钱,
顺利回到家乡──朱沱。
仿佛一切皆归平静
当时的杨银波,不知让多少亲人、朋友、同学、师长焦虑和失望:这个原本可以凭借极佳的成绩顺利进入被他们视为“高等学府”去“深造”的“孺子可教”者,却基于过于另类独特的个性,固执地选择了一条看似完全折磨自我、自毁前程的道路。那是个不平凡的暑假,所有同龄人都在不同于正常情形的心情支配下,要么等待大学新生活的到来,要么向亲友借贷昂贵的学费,要么向国家申请助学贷款,要么收拾行李远走他乡以求打工谋生,要么学点手艺,或搞泥水粉糊,或考取驾驶C照,或摆摊叫卖,或留守在家无所事事……。
而我,没有选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条路。陪伴我的,只有书籍、纸、笔,以及一条陈旧的板凳和一片阴凉的树林。日出而起,我纹丝不动地看书记录,写《惊世狂书记》、《山居遥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日没而归,我既不愤怒、也不焦虑、更不急切地自然入睡,没有失眠,没有叹息,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连60多盒音乐磁带也赠与了一位友人。其间,做饭、挑水、割草、喂猪……。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打算做什么,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我要做什么。
所谓“网络作家”
9月7日,五年前的9月7日,这一天我捏着父母汇来的800元钱,来到重庆西部城市──永川,以90元/月的最低价格租住在萱花路的“萱花旅馆”407号房间,终日游走于旅馆、书店以及文曲路当时的“常俊电脑培训班”(现已成立公司──永川常俊电脑网络信息公司)之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习打字、文档处理、图片制作、网站建立……;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网络文学写作,学习投稿、学习写稿、学习编辑、学习互动……。至今,我尤能记得我在著名文学网站《榕树下》发表的第一篇网络小说《我象一个孤儿在这黑夜走着》,没想到竟获编辑郑重推荐,如此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杂七杂八,应有尽有。
想必我是中国作家之中过通宵过得较多的一人,从2001年10月8日起,直到2006年2月8日,这四年零四个月至少有80%的时间我都在通宵达旦地写作,通宵时间超过12,500小时,许多文章、记录、诗歌都已尘封或消失,真正发表出来的不及五分之三。从未拥有个人电脑时的网吧包月(其间有太多与网吧讨价还价的经历),到拥有个人电脑时的ADSL电信包月,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间超过十小时,最长在线写作时间竟达52小时──超过两天两夜地连续写作!强烈的表达冲动与被压抑的表达欲望息息相关,后来更与被压制的表达环境息息相关。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模样?旅馆房间之内,床上、床下、桌上、桌下,到处都是写满文字的纸,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自己连给网吧的上网费都给不起的时候。
为了更便宜地上网,晚上11点钟我都还在网吧外面等候,寒风啸啸,双腿直抖,被冻红了的双手只能一个劲儿地搓磨、哈气、搓磨……。当时的我,只吃得起蛋炒饭,家乡人好心,多给些咸菜,就那样将就着吃下去,须知这可能是一天中两顿饭中的唯一一顿饭,更可能就是管全天的唯一一顿饭。晚上11点钟一到,我迅速钻进网吧,开始写作。当大多数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聊QQ的同时,我却在做着一份完全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倒贴上网费和倒赔身体健康的所谓“工作”,并成为一个渐渐有了自己读者的所谓“网络作家”。
网络的虚浮,曾一度令我浮躁、浅薄和急于表现,在缺乏深厚根基的同时向众人展示的却是一个空有热情、华而不实的笑料。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再次迷失了我自己,与之相伴随的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文章水平的停止不前,焦急毛躁的心情由瞬间变化到较长时间之内。为此,我再度痛苦。眼看800元即将殆尽,还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人的那个杨银波,再次苦苦寻找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吃得起饭,只要还能在网上写作,那么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我也愿意。
事情常常出人意料,我当时几乎走遍了在萱花路、文曲路、玉屏路、渝西广场、体育馆等大大小小的网吧,由于自己没有任何网吧管理员的工作经验,被一概拦出门外。只有在一个由朋友担任网吧管理员的偏僻网吧里,朋友才让我偷偷上了13个通宵的网,在这13个通宵里,我将自己当时的长篇小说《野草疯长》打出了三分之一──近八万字。结果,这位朋友被网吧老板开除,朋友未责怪我,从当月工资中拿出65元钱,为我垫付了上网费。这段经历,至今想来辛酸不已。中断了网络,我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已成晴天霹雳。90元/月的旅馆也住不起了,只能从旅馆搬出,来到位于城郊一带的文曲村中一位叫张维清的农户家中租房,房租是70元/月。
§§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竟成了英语翻译。说来搞笑,竟是给一对中、德恋人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内容很简单,接电话、打电话,写信、回信,20元/次。一方是脾气暴躁的小资女人,一方是落魄不已的德国老兄,我仿佛是个传声筒,以还算将就的英文一老一实地周旋着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感情纽带和利益交涉。最后竟发展到此女自杀但未成功,而后又反复尝试自杀但又反复遭到阻止;而彼男则越来越情绪化,最终变成了他与这位女人──被我代替表达的“这位女人”──彼此憎恨、怒骂。看上去,就是他在骂我以及我在骂他。
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罢工”了──当英文不文明起来的时候,与不文明的中文真是相差无几。事实上,当时的我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愿意屈尊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之中,预防“空乏其志”的危害。而另一方面,也自然感到锥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那段时间,我经常流浪于大街小巷、山坡村落,披肩的长发在风中沙沙作响,单薄的身体在风中如柳叶飘零。那时,我常深情地哼唱着郑均的《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汪峰的《失败者》、《妈妈》之类──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得就象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我狂饮暴醉至天明,因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
“她说我就象粒空中的尘土,不能再和我一起飘飘荡荡。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而内心却在深深的哭泣……”
“妈妈,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象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
“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我真想是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是它忘记了我……”
如此这般,感触菲浅。
这不是我曾经所梦想的生活,就算赢得这世界又能算些什么?巨大的失败感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每一天都在威逼着我向命运投降,并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缥缈而空洞的目光,冰冷而坚硬的世事,无法改变的挚爱冲动,前途一片暗淡的摸不到边的前方……,所有这一切都在当时那颗备受煎熬却又死不屈服的心灵里搅拌着,搅拌着
……。
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感触,刺激了我在创作上至今也无法企及的敏锐度和准确度,尤其是我当时的诗。“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驱使那些创作的,是人的内心正在被外界一一点啃噬的同时,它总试图有力地作出反抗,试图让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到位,就象你为了保存最珍贵的那些东西──譬如品格或者贞操──,都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和维护那样。死亡、失业、不得志,这都是当时所能想象到的。“这就是让我迷失的那座城市”、“一滴一滴,滴成我没有脚步的血路”,这些诗句曾经在无数个傍晚和深夜在心中有声地响起。信息严重缺失,路途无人指引,前无杀手,后无救兵,这就是杨银波在当时的状态。我在浑浑之中渐渐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质地,“靠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
§§到湖南当流浪汉、旁听生
2002年4月的最后一天,空气中漂泊着迷朦的细雨。伴随着忧伤与饥饿,拿着当时的知名少女作家春树(春树当时已出版《残酷青春》一书)从北京汇来的1,000元助款,我第一次选择了背叛──背叛父亲的安排“去当兵”。我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准备,乘火车来到了完全没有任何朋友的湖南。这是一次纯粹的流浪,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民。到长沙站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蜷缩一团,在一根大柱下紧抱瑟瑟发抖的身体深深入睡。“这个流浪汉”,旁边响起众人的指指点点。醒来后,我再次上车,下一站到常德──大案犯罪分子张君的故乡。
在常德火车站,我询问一名摩托车司机:“常德最有名的大学在哪里?”答曰:“常德师范学院。”这是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也曾去讲学的大学。没想到,我竟能在这所大学以“旁听生”的身分扎根七个月之久。受一帮热爱文学、音乐、法律的大学朋友帮助,我得以自由进出教室、寝室、图书馆、演出台;在各专业、各人才、各角落,我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一一涉猎。与老外交流,与朋友合演,与教授探讨,向围坐同学演说,邀请教授对话……凡此种种,我都珍惜非常。为了延长这种宝贵的求知生活,我吃着蛋炒饭和咸菜,抽着别的同学丢下的烟屁股,住着40元/月的农户瓦房(正对面是戒毒所),走着每天两趟的60分钟/趟的长路上学,写着仍然痴情不改的文章和诗歌,广交朋友,增长见闻。
没有方向指引的撰稿路数,使我的大脑神经严重麻醉。如同当时一名颇似先知先觉者的山东女士所说:“你的内心确实淤积着大量的能量,然而这些能量彼此冲突,你完全是在消耗你自己,既找不到能量的有效释放处,也找不到一个顽强的支撑点。因此,你莽撞、冲动、混乱、迷茫,无论多么大的努力,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到原点,等于零。”被生活所逼,我选择了做家庭教师,去辅导一户较富农家的初三学生和另一户贫穷农家的高三学生,而自己所要求的条件,仅仅是辅导四个小时,吃一顿饭。
后来的结果表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该初三学生考入常德市重点高中,该高三学生考了近500分,终被长沙市某大学录取。我的收获是得到前者的300元酬谢费,但转眼看到为了高昂学费一筹莫展的后者,又捐出150元以作支持。而这个“后者”,正是以40元/月的价格租房给我的房东的儿子,其名郑勇,其父郑彩树。其间,我亲眼目睹了这户农家围绕着学费而发生的各种悲剧,单是三人号淘大哭就不止十次。与郑家临别时,我将当时我最宝贵的随身财产──音色纯粹的橙色木吉它──留给了1982年出生却一直称呼我“杨大哥”的郑勇。在我终于走投无路之时,受几名同学帮助,我免费住进了大学男生院寝室,并与法学系、美术系、音乐系、中文系的众多学生及校外几个乐队和乐器专卖店常相伴随。
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
小时候,爷爷杨定发教我《赠广贤文》,上有一句:“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当时未感有甚知觉,真正漂泊在外之时,这句话才显得尤有力量。如若不是我的一番经历与理想打动了诸多大学生,我当时的境遇或许只能去捡垃圾了──在湖南,我确曾捡过垃圾,后来被两位朋友看到,彼此惺惺相惜,这才得以受到帮助。寝室里、草坪上、教室里、舞台中,多少颗心灵了解到这样一个流浪儿的故事!荣辱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真情与真爱。
我感激我所遇到的所有朋友,无论酒杯是否干涸、烟卷是否熄灭、歌声是否沙哑、时间是否短促,这当中的友谊都曾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并将永久长存下去。我曾以为,我会永远陪在他们身旁;如今已经全部离去,在人海茫茫。飘然失落的回忆,是对昔日旧友的怀念,尤其是当时法学系的大二学生刘杰。该仁兄视我如同手足,对我多有帮扶,彼此意气相投、谈笑风生、趣事不断。至今想来,刘杰也是我平生最值得记忆的患难之交之一。还有那个连姓名也想不起来的17岁的四川小伙子,他焦黄的皮肤、褴褛的衣裳,每天都烤着烧饼在校园附近沿街叫卖,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我饿得发慌、走路都打颤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救命的烧饼。
诸位读到这里,应能联想到这样一个当时的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孜孜不倦地学习、交流和写作,然而总是一无是处、处处不得志,危机时时刻刻都可能威胁到我,甚至于能要了我的命。正是这样一个我,莫名其妙却又志同道合地与众多兄弟姐妹混作一团,唱着熟悉的歌瑶,颂着原创的诗歌,或者常得欢呼一片,或者根本无人喝彩,时而疯狂,时而宁静,时而激越,时而冷清,没有固定的规律,没有固定的方向,只有瞬息万变的内心,一直都在闪烁跳跃。
基于种种无法断定的机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而我也试图进入更多人的内心,去一明究竟。那里的大学,那里的乡村,那里的诗墙,那里的战争遗迹,那些受我帮助的孩子,那些帮助我的农民,那些受我帮助的文友,那些帮助我的兄弟,许多地方都有我的足迹,许多人都有我的印象。然而,这样一个平凡人,在无法自救的同时,看似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其实残酷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其坚持而突然发生改变。一切的因果,都与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相关:今天是这个人一句话的灵机一动,明天是那篇报章一个事情的久久凝思,后天是自己望着天花板痛苦反思的某些神来之思。
那时的我,已然萌芽着异想天开的哲思、滔滔不绝的文气、积水成溪的观察、苦行僧般的调查、拍案而起的冲动、挣脱禁锢的怒放……。跌倒了又爬起,折断了又结合,彷徨之中渐至清醒,压抑之中力求解放。我说:“我要超越平凡,我要挣脱僵绳,为中国之青年争锐气,誓为生命之光而奋起!”为了找寻自我,我一天又一天地追问着“为什么而活着”,在一堂堂旁听课上,在一叠叠借来的书报里,在一次次看到的时政新闻中,在一例例演讲、聚会、对话、走访、采集中,我总在苦苦地追问着这个问题。其实,如今也有许多人同我当初一样在如此追问着,他们迷惑于生存与价值之中,走一处被碰一下,走一处又被碰一下,找不到答案──即便找到了,也对之束手无策。
只有爱,才能强大你自己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我在那两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我在当时取得过某种成功,或者享有某种还算不错的物质资源。但是在我眼里,那却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两年,恰恰是因为这两年,我才越来越明确一个人要战胜自己有多么不易,也使自己对于以后的诸多挫折有着强大的预防和承受能力。一句话:是不公的苦难与不平的道路驱使我顽强人格的形成。尽管那样一些对自己不负责的选择,使得这当中充满了辛酸、流浪和饥饿,然而其反面意义也正在其中:那么多人的命运无人眷顾,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且无法感知外界的积极推动力时,其内心就将面临彻底的崩溃。没有爱,没有灵魂,如同行尸走肉般飘浮于世,有甚者就会挺而走险,以非常方式挽回自尊、失落和困窘,而其代价则是他人的无辜受难和社会的严重受袭。而我,已避免了这样的死路。
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已从那个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艰难地走了过来。源于艰辛生活的经验,使我更能敏感地抓住矛盾的所在,使我能够更为轻松地知道某些事情得以成型或毁灭的诱因,“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台湾伍佰语)。那些心路历程乃是如此不平坦,世道之中啊,冷暖自知,唯有自己才知道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回望我的过去,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笑着为这不寻常的人生路而哭泣,只为纪念那股巍然屹立的勇气。饿肚子不怕,也不新鲜;没钱上学不怕,更不新鲜;走独木桥不怕,更不新鲜……,一个人真正怕的,乃是在无数挫折之中丧失自我、自毁灵魂的“明哲保身”式的或“身不由己”式的抉择。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社会的结构、制度的运转、世间的美丑、人性的善恶之时,你才能站得更高更远地透析出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天无绝人之路”,才知道什么是“路有千条万条”。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成败、得失等一切本来就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微妙、放得干脆、消灭得彻底,而把自由、权利等最关乎价值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视同阳光、空气和水一般必不可少。那些外在的种种掩饰与包装,永远都无法替代内在的关乎生命本质和终极需求的爱。是的,爱!也只有爱,才能真正强大你自己,并强大你周围所有的一切。只有爱,才是生命的源泉,才是人的根本。
后记:别让青春垂死,别让热血凝固
林林总总的记录和思索,一直伴随着我。我至今的基础,都是在那些七转八拐的人生盘山路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这原本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因为它曾是那么刻骨铭心地折磨着我,而我也曾那么尽心尽力地试图寻找到关卡的出口;然而,我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了这段时光(以上记录的也仅仅是一些小小片段),因为一想到这不平坦的过去,我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掉下来。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我因被疑杀人而被捕入狱,在大喊“冤枉!”的同时也把自己惊醒在黑漆漆的夜幕中。由此,我想到那些盘旋于四周的冤魂,那些坐穿牢底的义士,那些被森森监狱关押着的无辜的善良百姓,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由,就被这样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夺!而我的当年,只不过基于刚入世的打击就已满纸是泪。那么,谁来为更多人的更多代价买单?谁又赔得起这些代价?
眼下,忙忙碌碌的诸多中年、青年、少年正在遭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的就业危机和人生抉择,尤其是许多被教育抛弃或者抛弃教育的贫苦学生,所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激情很快就会被熄灭的“入世之难”。他们不但可能荒废自己的现在,也可能荒废自己的一生,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妥协,选择一条既往不咎、安于现状、不敢想象未来的道路。与我当年雷同,他们信息缺乏、本领恐慌,却要自己逼着自己去承受身体与心理都无法承载的负荷!
没有人质疑这有什么不对,甚至更多人希望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磨练”。他们能够看到“路有千条万条”吗?路究竟在何处?更多人的体验是:能有一条活路已经不错,剩下的就不必再想改变些什么,最好将就着活下去,否则没有人为你填补难以预料的成本,连国家也不能帮到你任何忙。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他们过着或一成不变或疲惫不堪或痛不欲生的生活,眼睁睁让青春微微地垂死,眼睁睁让热血冷冷地凝固。而当年的那个我,只不过侥幸地硬撑了两年,用汗水、泪水把自己重新浸泡成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人,而后才让生命有了再次燃烧的机会。
末了,以一首摇滚诗《挣扎中的自我》赠与诸位共勉,该诗亦是对于
本篇回忆录的高度凝结。
挣扎中的自我,
激起胸中压抑的火。
不管是否继续沉默,
都已觉醒了几多。
挣扎中的自我,
仍要放纵地高歌。
就算世事坎坷多磨,
也要真实地活着!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人生一场几回合,
禁不住热血淙淙流。
万水千山在心中,
尽入涩涩一口酒。
挣扎中的自我,
飞入带刺的花丛。
无论芳香有多少迷惑,
都已舍弃昨日的我。
挣扎中的自我,
抚平家国的伤痛。
即使找不到爱的影踪,
也要呼喊灵魂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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